“我从十几岁当运动员开始，闪光灯就不断，很辛苦，在闪光灯面前不容易，还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好”

　　我不需要天天坐在办公室

　　人物周刊：如果你退役的时候面临的体制像欧美一样很完善，你还会走经商这条路吗？

　　李宁：我觉得每个人生存环境不一样，你必须依赖于环境生存发展。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会选择经商，因为从事什么职业只是一个形式，人活着要满足自己兴趣和精神的需求，这个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下决心把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从企业里面剥离出去的，为什么你不愿意走家族企业这条路？

　　李宁：首先我澄清，当时我有亲属在里面但是没有很多亲属。第二，家族式的运营管理还是现代企业式的运营管理，不能绝对说哪个好、哪个坏，不好做直接的比较，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绝对。

　　至于说我为什么想让李宁公司变成今天这样，是我希望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吸纳很多人的想法。不能因为我创立了这个公司而变成所有的想法都要听我的，我授权给别人的同时也听他们的，所以我认为李宁公司还是应该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路子。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触动了你这么做？

　　李宁：没有单一的事情触动，就是从当时的环境来讲觉得需要调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内部文化、思维模式。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企业文化，品牌应该有他的内涵，大家可以基于同一平台，共同的开放、发挥，寻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有更好的发展。

　　人物周刊：平常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保持自己对公司的关注？我听你的手下说，你一年来不了几次公司，和管理团队见面也很少。

　　李宁：首先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流程，第二个是个人做事的风格。

　　我既然选择了做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那么从股东关系到经营团队的关系，从董事会到经理层到员工的关系，你选择了这样的治理方式自然会有这样的效率、模型、流程来遵循，所以我不需要天天坐在这里，公司一样会运转得很好，因为结构在这里。

　　我作为公司的董事长，重大的决策、战略一直是参与者，比如说管理团队有一个重大的方向，会做专门的前期研究，外部怎么样、内部怎么样，最后上升到董事会批准通过。批准通过的过程我跟志勇会就很多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但是我们的沟通不会说坐在办公室里面，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这是一个大脑的工作，是一个基于你的项目小组平台所进行的工作。

　　这种重大的决策我们常常会沟通，可能会是在网上，也可以是在办公室，也可能是在小餐厅里面，做完工作以后我跟他去喝杯咖啡、啤酒。我们只会根据时间走，根据目标走。

　　另外，也是个人的风格，从我一开始做李宁公司就几乎没怎么坐办公室，所以不仅仅是现在，原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对志勇会有这么多信任，我相信一个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会闪光，一个不优秀的人到这里没两天就受不了了，时间会说清楚一切。志勇是一个有理想、有梦的人，一般有梦的人就会追求激情，很多事情具体怎么做是技术性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尝试当中失败，失败之后再尝试，然后再树立一个新的目标尝试，李宁公司到今天也是不断地尝试、变革，寻找新的目标再向前。志勇作为管理团队的职业经理人，基于他的品格所以我信任他，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品格，所以不但获得我的信任，也获得了董事会的信任，也获得了员工的信任。

　　人物周刊：你使用放权、信任的企业管理方式，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像何享健先生一样只做股东连董事长都交出去？

　　李宁：有可能，股东都有可能不做。因为李宁今天有这么多股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人物周刊：你欣赏何享健先生这种态度吗？

　　李宁：人生苦短，你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如果有一天公司觉得我的能力不够，我坐这个位置也不会有帮助，就会有更胜任的人来做。

　　我们公司是做体育品牌的，所以我的体育知识、体育资源可以融入到公司的发展当中，只是这样巧合而已。董事长也有职业要求，不是说你想怎么讲话就怎么讲话，想离开就可以离开的。如果你给公司带来的不是贡献而是消耗，对股东也没有好处。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明星企业家，他们很愿意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你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又做了一个品牌公司，但你一直选择远离聚光灯，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李宁：看来我们还要努力。(大笑)我认为一个品牌公司要有自己的基因、独立的性格，我们所有的员工、投资人、消费者，都聚焦于它，而不是与我李宁本人有什么关系，闪光灯老对着我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

　　我从十几岁当运动员开始，闪光灯就不断，很辛苦，在闪光灯面前不容易，还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好。

　　品牌公司需要这样的模式，尽管李宁是董事长、创始人、运动员，他也要给这个公司做贡献，但是李宁牌是李宁牌，李宁是李宁。我该做的事一样没有少做，我的生活方式也一样轻松，我不是靠表演为生的。演员才一定要站在荧幕之前，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

　　人物周刊：从明星运动员到企业家，你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李宁：困惑倒没有很多，需要自己认识、学习，然后再调整。当运动员时很多人有想法，但只有我去做，只有我一个人参加比赛，所有中国人的梦都在我身上，我失败了大家都伤心，我成功大家都欢呼。做生意，可能这个主意和想法是我的，最初是我做起的，但是要想把它实现必须靠大家，最后大家把它实现也把它当成自己的梦了。这种方式跟运动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也是一面做一面学一面调整的，到现在还在学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学得很好。

　　人物周刊：做企业20年，对于李宁本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宁：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老是感觉每天都在做事情。中国还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过去，每天都是面对未来。所以我老是感觉20年没有做什么事，很多事情记不住，因为每天都在做，现在更多的是放在下一步、明天、未来。

　　最大的变化是我老了，20年一晃就过去了，这是最大的改变，我的梦还没实现。

　　人物周刊：你觉得把你个人对公司的影响降低是一个好的选择？

　　李宁：现在外部有一些人说叫去李宁化，我觉得不需要。现在公司经营光靠李宁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这么多消费者接受你，可能有万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的消费者是对李宁个人感兴趣的，很多人是对李宁牌更感兴趣，对李宁牌的公司行为，对李宁牌的产品感兴趣，对李宁牌的产品价值感兴趣。

　　不要一下子否认举国体制，也不要对社会的变迁能力视而不见

　　人物周刊：李宁牌让我想起了健力宝，都曾在宣传上主打爱国牌，李宁公司后来回归到体育的本质上来，追寻体育的快乐，不再是动不动就说爱国，赞助中国多少队伍。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促使你完成了这个转变？

　　李宁：商业不是那么美丽的事，商业不是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改变，这是由品牌的需求、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自然选择。

　　爱国情感是消除不掉的，耐克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世界不会认为是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价值，美国人提起耐克就是骄傲。

　　爱国不会再像当初那样，随着世界交流增加，理解也多了。现在要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品牌位置在哪里、你是谁、要做什么，这是重要的。所以就有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更加表现在体育方面、运动方面，还包括未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能力都要回归到运动上来。

　　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中国运动员可以拿冠军感动全世界，美国运动员也可以拿冠军感动全世界。我希望在体育品牌里面也用中国品牌感动全世界，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人物周刊：这是对时代理解的一种超越么？

　　李宁：我倒觉得不是简单的超越。如果我们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品牌的竞争力，可以成为国际认可的一个品牌之一，我想那是值得感动的爱国情怀之一。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所贡献，欧洲人希望自己对世界有贡献，中国人也希望对世界有贡献。

　　人物周刊：你成立的中国运动员扶助基金，关注的是冠军之外的运动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是很特别的，你愿意评价这个体制吗？

　　李宁：我愿意评价，但是我没有这个水平，就像你愿意拿冠军，但是你没有水平拿冠军。

　　没有一种体制是完善的，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你今天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你可以问问你爸爸、爷爷有没有必要，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但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是值得商榷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把体育做大，体育的参与者、体育的决策者、组织游戏的参与者，这些要做大，才会减轻社会的成本，会带给大家愉悦。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是基础，一个是体育的文化，一个是你的支付能力。当我们吃不饱的时候，讲良心话做体育都是穷做。现在的体育概念其实是吃饱撑的游戏，只有吃饱撑的才会付出那么多的精力、智慧、时间。

　　说到文化，我个人觉得中国还是缺少现代体育的历史渊源，因为我们的体育概念在古代老实讲是叫健身，其实现在的体育不是健身的概念，健身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多都是高难度、防身的东西。

　　第二是中国有没有对现代体育严谨规则的尊重和文化，现代体育是有场地、有器械、有裁判监督的，有时间、有地点，可重复博弈的，老人可以参与、小孩可以参与，有职业有业余，有大型比赛有小型比赛，各种各样的。当然还有相关产业跟它的关联，包括媒体、工业等等。这一点我自己理解中国人是缺少的，因为中国人历史上缺少这种传统，中国人现在还是比较关注谁胜了谁赢了，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会问谁赢了，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状，现在像乒乓球中国打得很好，但是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对于体育的贡献是很多规则是他们发明，其实不在于这项运动，而在于这项游戏的价值，因为没有这项游戏的价值就没有运动员的价值了，就跟我们今天的足球一样。所以想让运动员有好的结果，首先要建立一个好的平台，有了好平台自然有天赋的人就会出来了。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业化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李宁：我认为商业化不是最好的方案。

　　首先是国家不能够放下它的责任，体育其实很大的作用是教育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说50个孩子的体育课，篮球每个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就是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如何自我保护，如何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这个机会失去下一个机会把握，最后学会如何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包括运动的技术、技巧，什么样的地方投篮合适、什么时候射门合适，这些都是知识教育，但是我们全都给忽略了。只是认为拿起篮球就是篮球运动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对体育应该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但是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变革的，因为今天中国社会也有支付能力了，也有商业利益存在了，这为个人家庭支付能力和个人需求、商业、媒体等等方面的条件，提供了一个可能，就是说不要把所有开支都由政府来完成。

　　我认为现在讲商业化太极端了，因为中国的社会要想达到欧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欧美是两三百年构造出来的。英超联赛曼联队的主场都一百多年了，你想一下人家花两三百年做起来的事情，中国今天一脚就想进来，太夸张了。所以不要一下子否认举国体制，也不要对社会的变迁能力视而不见。

　　我倒是觉得走体育社会化空间更大一点，社会化包括政府资源应用，包括家庭的投入，也包括商家的介入、媒体的介入，这种空间会更大，现在是太极端了。有时候我讲笑话，我说民企这个词特别有歧视性。民企的对应就是国企，国企是代表国家的财富，民企的资产不是中国的资产吗？错，他们也是中国的资产、社会的财富、中国的财富。

　　体育的概念也是这样的，要广泛，这样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体育一定会贡献360度的价值而不是单一的价值。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