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丽丽家里没人在部队，他们更没想到女儿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当兵。实际上，在1978年进入工程兵部队之前，戴丽丽已在浙江老家呆了两个月，她因为心脏不好被浙江队拒之门外。期间八一队和南京军区都来要过人，浙江队说再等等看，结果半年之后戴丽丽仍然体检不合格。那时她已断了打乒乓球的念头，一心准备考学，按她的水平和学习成绩，进浙江大学体育系是没问题的。

　　一天，浙江省体校给戴丽丽打电话，让她代表体校参加华东地区的体校比赛。过几天工程兵去上海挑人，人家说浙江有个小姑娘叫戴丽丽打得不错，他们就来杭州看。戴丽丽的教练说：“你们把她带走吧，其他人你们别管，我们再往别的地方送。”

　　1978年10月14日，戴丽丽得知自己被工程兵录取，愣了半天，“怎么还会有队伍要我？”缓过神来赶紧回家收拾东西。一个星期后，她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戴丽丽走的头天晚上，妈妈就开始哭：“那么远的地方，够不着了。”

　　一进工程兵，戴丽丽就成了重点，第一个礼拜大循环打了第二。戴丽丽每天在球馆里泡着，加班。跟八一队打交流，戴丽丽从正蓝旗跑到卧佛寺，打完比赛再跑回来。这些戴丽丽都能扛，但北京的气候实在让这个南方姑娘吃不消。“北京11月风呜呜吹，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不能穿自己的毛衣，只能穿部队的绒衣，12月份我们还站军姿呢，不让带手套和棉帽。”

　　1979年第4届全运会，戴丽丽和队友沈剑萍拿了双打冠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两个人配双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是冠军。“那会儿我们俩都不练的，去了就拿冠军，她是直板正胶，我也是。”戴丽丽说。

　　1981年，童玲、戴丽丽、沈剑萍同时调入八一队，昔日的对手成了队友。“平常大家在国家队训练，打全国比赛时其他运动员回各省，我们就到八一队集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都是当兵的人。”戴丽丽说。只是有一点让她至今遗憾，“我们三个在全国锦标赛团体亚军拿了七八次，一次冠军没拿过。”

　　红山口地处偏僻，在当时更有与世隔绝之感。不过空气清新，而且安静。日子虽然单调，但也过得踏实。平时队里发罐头，一输球，戴丽丽和沈剑萍就打开罐头来吃。

　　八十年代，无论是对八一队还是各大军区的体工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军区解散后，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进入八一队，比如第二炮兵的范长茂、基建工程兵的王涛、北京军区的童玲、工程兵的戴丽丽、沈剑萍……他们的加盟造就了八一队的鼎盛。但同时，军区部队的解散，大大缩小了八一队的选材范围，九十年代后期，八一队出现了人才断档与这有着直接关系。

　　1990年——单传

　　1993年第7届全运会，刘国梁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就是和王涛配合的男双。比赛中的一天刘国梁和王涛一起出去吃饭，走到门口了，刘国梁说：“不行，我得回去把袜子穿上，这马上就要当全国冠军了，得注意一点儿形象。”王涛没当回事，没成想最后两人真拿了冠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王涛老拿这事开刘国梁玩笑。

　　第二年的全国锦标赛上，王涛和刘国梁又拿了双打冠军。刘国梁比王涛小9岁，9岁差不多能跨3批队员。刘国梁成名早，王涛打得时间长，一直到2001年第9届全运会，王涛、刘国梁、王皓还在一起拿了团体冠军。那时王涛半年没摸球拍，临时练了7天，拎着球拍就上场了。那是王涛参加的最后一届全运会。后来刘国梁也快退役了，王皓刚起来，八一队有点青黄不接了。

　　刘国梁说：“我和王涛最鼎盛的时期就一直带着王皓，不管是比赛、训练还是日常生活。打乒超他上不了场，因为当时有马琳，那我们也把他带上。”

　　其实刘国梁一开始并未看好王皓，觉得他能打到国家队的中上游水平就差不多了。“在当时他的这种打法属于新生事物，谁也没想到他会打到现在这个水平。”

　　第9届全运会八一乒乓球男队夺冠后，贺捷急匆匆赶到新闻中心，给解放军报的记者范江怀打电话说，留出800字的地方。20分钟后，贺捷将一篇《小兵挑大梁》的短讯发过来。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关于王皓的报道。

　　孙晋跟篮球队员抢面条

　　1990年6月，当了15年兵，转业刚5年的老孙把自己的独生闺女儿送到了八一乒乓球队。老孙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军人，所以他认为，闺女儿在八一队打球才最受锻炼。

　　老孙的闺女儿就是中国女队在2000年45届世乒赛团体赛上获得冠军的成员——孙晋。

　　刚进队那会儿，孙晋才10岁，个头1.37米，在训练之后，经常在食堂跟篮球队的“巨人们”抢面条吃，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个儿小，一直在外面站着，最后面条捞完了，挑两根算是尝了一尝。篮球队的一夹面条就从我脑袋上提溜过去了。那会儿，谁都不帮你忙，大家都疯抢。一回来一锅，不抢就得等……”

　　夜幕降临，孙晋住的四人间里，小姑娘们经常哭成一团。“那会儿房间里也没空调，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挂蚊帐，大家都在哭，每次都是捂着毛巾被哭，太想家了！哭着哭着，大家还会抱在一起继续哭。”

　　哭过，饿过，可孙晋的训练却没有落下过，她在八一队还遇见了自己的恩师——万国辉。万国辉在孙晋的眼里是一个非常正统、极具“八一味儿”的教练，“他不光是在训练上要求特别严，平时如果在生活上犯点错，他都会把我拉到他家里批评一通。因为那时候队员和教练住在一栋楼里，他就住在我们楼下。我们小的时候淘气，爱玩，晚上10点还不睡觉。他听到声音，就敲开门，罚我们第二天跑步。”

　　不按点睡觉，罚！不认真训练，罚！打比赛不拼，罚！

　　这一罚，就是跑25圈，10000米，上午罚完下午罚，“两分钟一圈，不能超时，超时重跑。有时候晚上跑完25圈，还让我们跑冲刺，冲十圈。”孙晋说，她在从国家队退役那么多年后还能继续打乒超，就是因为那会儿练出了过硬的身体素质。

　　刚入伍的孙晋，每个月的津贴是45块，“教练每个月给我们存40块，不让我们乱花。留着的5块钱能吃好多冰棍儿，那时候冰棍儿一毛钱一根。”

　　1993年，孙晋告别了红山口，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国家队大门。虽然在八一队训练的日子只有短短的3年，但对于孙晋来说，那里也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简单的快乐和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周末会去颐和园。当时颐和园北宫门后门一毛钱一张门票，军人也得买票。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会跑去抓小鱼苗。颐和园后面原来有河，现在都填了。那时候拿个罐头瓶，然后拿几个网，我妈给我做的网。抓回来鱼也不吃，就养着好玩，拿馒头喂它。”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八一队的很多优秀人才开始外流，丁毅去了奥地利，杨建华去了德国(后曾一度担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女队的何千红也在八运会后去了德国，渐渐成为德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到了80年代末，童玲、戴丽丽先后退役，八一女队遭遇到了“低谷”。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八一女队已在国内乒坛沦为了一支二流球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八一队在我和王越古之后，1984、1985出生的这拨队员，进国家队的就比较好少了。每次全国比赛打团体的时候，感觉我们阵容特别不齐，如果自己单打丢一分的话，团体就很难拿，所以压力比较大。”

　　1998年7月，11岁的曹臻正式入伍，穿上了在她妈妈初华娟看来“光宗耀祖，有着独特气质”的军装。初华娟的父亲是军人，所以她一再说自己有着很强烈的“部队情节”。她曾对女儿曹臻说过这样一句话，“这辈子你都不许给我把军装脱了。”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曹臻很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进八一队后，第一笔津贴是175块，我能存小150块。两三年以后，津贴涨到了420块，我一个月存300块。”

　　在曹臻的记忆里，当时兜里的那点零钱在红山口的院儿里可管用了，“买点吃的，买点用的。那会儿又没有手机，打电话用IC卡，有时候还是我妈打给我。我小时候特喜欢记账，账记得特清楚，每天花了多少钱都记在小本上，反正在院里也花不了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