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贺捷找到李振恃所在的上海邮电学校，一个叫杨永盛的老教练帮贺捷把李振恃的档案调出来，上面说李振恃的父亲是特务嫌疑犯，但经公安部门调查李父是清白的。又说他的舅舅是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长，炸过解放军，但李振恃连舅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根据第一次上海之行了解的情况，贺捷向八一队做了汇报。鲁挺当即拍板说：“这个人要了。”

　　第二次去上海，贺捷找到上海乒乓队的负责人余长春。余长春不点头，李振恃就不能走。“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是乒乓球人才，必须经过体委和乒乓队才能放出来。我们都是捡各省市队不要的运动员，训练成一流运动员。李振恃虽然没进上海队，但必须要通过乒乓球系统才能出来。”贺捷做余长春的工作：“你们又不用，再这么待两年就把这孩子坑了。”余长春同意盖了章，但上面不答应。

　　第三次贺捷没有直接出面，经过前两次那么一闹，上海体委和乒乓球队都知道贺捷这么个人。李振恃文革期间在空四军打过球，贺捷就出了个招，让空军乒乓球队以收回他为名要人。很快李振恃被送到沈阳军区，八一队再从沈阳空军把他调出来。李振恃那时的技术比别人高一块，很快就成了尖子。

　　贺捷说，八一队之所以长盛不衰，一靠队风纪律，二就是靠“明星”。被他挖来的“明星”还有铁道兵的施之皓、工程兵的戴丽丽、北京军区的童玲…… “我必须要挖到这些尖子，来带领队伍。”八一队先后出了11个世界冠军，有8个是经贺捷送到国家队的。过去乒乓球前三强是北京、广东、上海，慢慢地八一队的世界冠军人数就追上了上海。

　　贺捷重人才，但是有一条，靠关系进不来。当年郭沫若的秘书，要给贺捷一副郭沫若的字，让贺捷收下他儿子，贺捷说：“字不要，你来考试，合格了我再要。”因此在乒乓球圈，贺捷没少得罪人。“108将聚会的时候姜永宁和孙梅英的女儿跟我说：‘贺叔叔，当年你和我爸妈还是朋友呢，你都不要我。’我说不要你就对了，你现在是人才，但你不是打球的材料啊。”顿了顿，贺捷接着说：“不过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叶佩琼的儿子李隼我就没留下。”

　　姚振绪坐专机下部队

　　姚振绪到八一队时已经26岁。跟别的队员不同，他是从国家队退役后才来的。1968年姚振绪从国家队回到上海，1972年在上海举行的球类运动会中拿了冠军，仍然是绝对的一号，但他并不被允许参加全国比赛，还被调走当教练。姚振绪不服，找上海体委理论，“让我当教练可以，但是太早了，我还可以打。”谈话总共五分钟，姚振绪拒绝了“安排”的工作，为此两个月没拿到工资。姚振绪先在海军打了两个月，随即参加了全军运动会，之后就进了八一队。“打球就得在北京，我在国家队待过我知道。”1973年在武汉的全国比赛，他在男团队伍中打二号，八一队最后拿亚军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没有国家队的也能打上来？第二次全国锦标赛李振恃没打，八一队又打了个第二。“没别的，就是靠拼！”姚振绪坐在位于东四块玉的家中，沏了杯茶，忆起当年，神情亢奋。

　　1973年，姚振绪在八一队是23级干部，最小的官，一个月6块钱津贴，不算特别高，但要比地方上好。“那个年代在部队地位高啊，穿军装多光荣啊。刚当海军时，军装下蓝上白，大盖帽和警察一样，我还记得有人找我问路。”

　　姚振绪离开八一队是在1975年，“1974年全国锦标赛之后，我的球不行了，顶不住了。”不久，姚振绪援外，但没脱军装，一直到1980年退伍转业，军装穿了8年。八一队的作风和纪律给这个“老兵”的印象最为深刻。“武汉全国锦标赛时，我们出去吃饭都排队去，只要一穿军装，就得一二一走。”

　　“那时强调老同志要带头，要以身作则。1975年我都28了，是年龄最大的。没人要求我跑多少，但我还必须跟大家一起跑，3000米11分半一点儿问题没有。这些是其他的地方没法比的，当过兵以后觉得没有什么苦吃不了的。” 现在，姚振绪还跟别人说：“你们孩子如果要打球，还是送八一队好。至少不学坏，对不对？”王皓的爸爸也对贺捷说过：“把孩子送到八一队我放心，不成材也成人。”

　　关于八一队，姚振绪还有另外一番记忆。在武汉拿了男团亚军后，八一乒乓球队经常下连队打表演赛。在那个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文体工作者慰问表演是家常便饭。姚振绪记得他们除了部队还去工厂和人民公社，有礼堂的在礼堂打，没有就在户外打。最夸张的一次是在福建前线，对面就是台湾海峡，在山头上打，风一吹，球滚下去就没了。姚振绪还记得，他和队友坐过军区司令员的那种十几个人的专机下部队去。

　　“现在郭跃华和陈新华的表演，什么转圈啦，我们那时候都打过，一点儿不比他们差。”那时姚振绪和队友们上过北京好多的舞台，一个球打完跳下舞台，下一个球之前再跳上去接着打。一次在中央党校打表演，舞台有两米多高，姚振绪跳了下去，再一看傻眼了，看不到球了。姚振绪拿手的还有“防空演习”，在对方把球打上案之前，从球桌底下钻过去接球。姚振绪在八一队练这个动作时是冬天，穿的绒衣绒裤，地滑一出溜就滑过去了。结果到了真正表演时，穿的短衣短裤，又是水泥地，一钻过去胳膊腿磨破了一大块。

　　乒乓队与足球队的战斗

　　事实上，早在1973年“特招”政策出台后，各军区代表队都在积极地招兵买马，实力并不在八一队之下。1979年上半年的全军运动会，几十支部队队伍齐聚红山口，有铁道兵、工程兵、空军、南京部队、北京部队、二炮、机械工程兵……最后铁道兵拿了男团冠军，贺捷看走眼的李隼，就是这个冠军队伍的一员。

　　李隼，1976年加入铁道兵体工队，1981年复员，1996年任国家队教练至今，王楠、张怡宁、李晓霞都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没进过八一队，但李隼关于部队的很多记忆都与八一队有关。

　　在铁道兵体工队期间，李隼跟着部队上过青藏高原，坐着解放车到过新疆的阿拉山口，给铺铁路、修桥墩的战友打过下手……

　　1979年第4届全运会前夕，北京地区部队的体工队在红山口集训，李隼和李振恃住一个房间，他们的打法相同。李隼印象很深：“星期天李振恃拉着我踢足球，踢完后去乒乓馆练低球突击。你知道怎么练？拿着凳子坐在那发多球，一个人发二十分钟，我给他发完，他给我发，还教我。那功力，闭着眼睛也还能打过去。”那时李隼16岁，李振恃已经是世界冠军。

　　“那时候比较热闹，一到晚上就听施之皓的组合音响，一听能听一晚上。他从国家队带回来的。刚开始是一‘板儿砖’，后来变成了4个喇叭组合的那种。”

　　“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排球，身体训练跑完三千米，就等着排球队练完，他们一下场我们和足球队打比赛。就为了赌一瓶八一队的冰镇酸奶，瓷瓶的，那是八一队一绝。当时足球队的李富胜、付玉斌、王仁杰，三个守门员，都鱼跃跟我们打，我们都能赢他们。打完之后那酸奶正好冻得带冰碴儿，最好吃。”

　　夏天，李隼和队友到红山口前的运河里游泳，后来里面淹死过一个人，就不让游了。李隼就和队友去后山逮蛐蛐，一逮逮到半夜，“为了掐一蛐蛐，北方人能和上海人打起来。”在八一队军训时，一共14个人，7个上海人，“一开始打扑克，他们说话我们听不懂，老输。后来我们听懂了，把他们破译了，也不告诉他们。”

　　1979年全军运动会夺冠后，李隼在全军第一个破格提干。提干之前他的津贴是10块，提干后是15块。“提干后每礼拜回家，我自个儿坐332路到动物园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叫上两菜一汤，那时没有超过1块钱的菜，一个红烩牛肉才几毛钱，一顿饭下来才2块多。”

　　1981年——盛世

　　“千万富翁”范长茂

　　1980年，范长茂到了八一队，在下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取得了自己第一个全国冠军，挣了120块钱，那年他17岁。

　　来八一队之前，范长茂在二炮打了三年球。“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我父母更那什么，觉得军人家庭特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