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历史是事实写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一些冲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源于对国际规则不理解而造成的结果吗？

　　何振梁：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倒希望是这个性质，但实际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是因为个人恩怨，那么大家都会关心，你与袁伟民的矛盾在哪里？

　　何振梁：其实那本书出来之后，我也一直在想，问题到底在哪儿，但到现在，我都想不出，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重大问题上有绝对的分歧或者激烈的争吵，都没有。

　　我们以前都在体委工作，我负责外事，他负责竞赛，互不相干。我很早就跟李梦华同志提过：你早点物色接班人，你的班，我不接。我并不认为自己挑不起这个担子，而是意识到要花很大精力来处理这些人际关系。我这个人，干工作，再困难我不怕，但我最怵的是处理人际关系。

　　但我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外事人才不容易，因为我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知道其中的不易，这样退下来不干事有点可惜，所以我向有关部门表示，退下来后我只想在外事上为国家再做点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申奥成功后，你在公开场合都提及过感谢体育总局领导的支持，这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心情吗？

　　何振梁：从我年轻时起，工青妇、文化、记者，所有的外事，我都做过。中共“八大”上，毛主席接见讲法语的外国领导人，像法共、意共、阿尔及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都是我当的翻译，当时我才27岁，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日内瓦会议，我给龚澎当翻译，在那待了8个月；我陪周总理和陈老总到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届亚非会议……这种经历给我以极大的锻炼，所以在任何场合我都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党和国家给我那么一个机会，养育之恩，我会忘吗？

　　北京决定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袁伟民同志主动找到我，问我在申奥委里挂名还是不挂名好，如果挂名以什么名义比较好。我当时还由衷地感谢他工作的细致。

　　2000年12月29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在送走外宾后，特地为我重新斟酒，要我为申奥多出力。我说：“为申奥成功，我鞠躬尽瘁。”回家以后，我看到家门口放了一个大花篮，上面有体育总局所有党组成员的签名，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功大会的发言时，我感谢体育总局领导袁伟民、李志坚对我的信任，那是我的心里话。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感觉，这种关系何时起了变化，原因呢？

　　何振梁：就我个人感觉来说，申奥成功之后，这种关系就开始起变化了。我这么全心全意投入到申奥里，没有个人功利的考虑，我是觉得这是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但奇怪的是，我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比如刚才提到的那篇《申奥六鳞》文章，说飞地球16圈算什么——第一次申奥可以出访，我和老伴走了68万多公里，你说轻松吗？经常是今天到一个地方，吃饭、谈话，马上又赶到下一个城市，有时又冒着风险？那篇文章说：“媒体定向地把体育外交家的头衔戴到他头上。”就算是像他说的一样，那也不能把责任算到我头上吧？

　　有这些不友好的声音之后，我曾向体育总局领导要求召开一个党组会，希望把袁伟民、李志坚和何慧娴召集开会，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通过支部书记、老干局都提过，但都没有下文。

　　细心人可能会注意到：申奥成功之后，我没有随大队人马一起回，而是和老伴悄悄回来的。我就是生怕让别人感觉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我也不是不看中国历史，有些微妙之处我还是懂的。“功成身退”，实际上“功成”时，我都已退休这么多年了，我还怎么退，总不能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吧？

　　申奥成功后，社会对我的赞誉确实很多，其实这对我也是种压力。现在，我到哪里都会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如果我是仅仅跟国际奥委会的人一起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会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的尊重和热爱；可是如果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们在一起，我会非常难处。

　　比如奥运火炬到北京那一天，我和体委几个老同志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出席大会。我记得那天，我们几个老同志一起从一个小巴车上下来，我没注意稍微走快了一点，周围老百姓纷纷给我鼓掌、欢呼，我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也非常尴尬——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拼命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只好走慢一点，和大家走在一起，这样就没那么难受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对你“居功自傲”的指责？

　　何振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陈述决定了申奥的成功？但我的陈述得到了很多人的表扬，这也是事实吧！我为什么连这个也不敢承认呢？我不需要以自我贬低的方式来博得某些人的喜欢吧？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人民给了我很多称号，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一项，只自封了一项——申奥工作中最年老的志愿者。

　　我这一生受周总理影响很深，很多地方也想学他。比如一个大型活动下来，我跟所有的人握手，到厨房里跟大师傅握手、跟服务员握手。我想作为“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我到地方去，一般会安排警车开道，但我特别反感有人拿大喇叭喊“让开！让开！”我很不高兴。我说：对不起，我宁愿走慢点也不要开道车，我受不了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

　　2002年，中央电视台给我颁了个“终身成就奖”；2001年在全国人民大会堂，中宣部组织万人报告大会，一定要我谈申奥的个人感受。我说比我更年轻更典型的人很多，由他们讲更好，但他们一再坚持，我也推辞不过。我的讲话稿完全是我自己写的，我在讲话中提到，申奥成功，是由于国家的发展，也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也提到很多人忘我精神对我的鼓舞。写完之后，我还把它送给李志坚看，他是总局党组书记。他说：“写得很好！”这上面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他也知道我的想法啊！现在怎么说我把功劳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个人真实的体会是，申奥成功首先是国家发展，我们大家在那里借这个势头发挥作用而已。当然，我也不必避讳地说，我确实全心全意投入到申奥当中，人家委员也都看到了我的真诚、我的付出。

　　三联生活周刊：在申办成功之后，你屡次在接受采访时说，你最需要的是安静的生活，现在想起来是意有所指吗？

　　何振梁：我是1990年查出肾功能有问题，后来肾功能越来越衰退，医生要我一天的工作时间不要超过5个小时，但你想想这有可能吗？现在我一周要去做3次透析，只要我活一天，这个透析就不能停下来。

　　我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安宁。当然，我也经常看历史书，我知道历史上常发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例。但我不相信今日中国会是这样。申奥成功后，我在回答媒体时说：我需要的是休息，是淡出。但是我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现在唯一的企求是给我以公道，给我以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可能关心的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你的心境怎样？

　　何振梁：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场无妄之灾。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面对各处射来的暗箭，我要侧着身子战斗。我没有鲁迅先生那么深刻，但我也有同感：我一面迎向前为国家做事，一面又要随时防着后面射过来的冷箭。冷箭最伤人！

　　我想用一句古诗表达我的心情吧：“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称不上自己纯洁无瑕，但是我努力做了。谁能理解我，我控制不了。但我至少可以告诉我的亲友、一直相信我的人民：我的这片心，永远不变。8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无非是希望国家更好。

　　出了这事之后，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说，“何老你又受委屈了”。说实话，这些年我受的委屈很多，但我没吭声。我的酸甜苦辣只有我的老伴知道，连子女们都不知道。表面上人家看我很风光，实际上很多无法讲的苦衷……无所谓，我真的也无所谓了。个人的毁誉不是我考虑的事。有记者曾问：“何老，你希望后人怎么评价你？”我说，我不考虑这些，我只考虑尽可能多地做事。评价是别人的事。我问心无愧就好。所以这个事情刚出来时我很气愤，现在就平静下来了，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论。刘少奇同志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借用一下：“好在历史是事实写的。”

　　主笔◎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