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和国家利益有关？

　　何振梁：2003年于再清竞选失败，我又没有竞选副主席，让金云龙钻了一个空子，他在这次全会上选上了副主席；萨马兰奇当面跟我说：你们的体育部长犯了错误。

　　2003年，金云龙在韩国国内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拘捕，2004年我去雅典之前，一位高层领导找我谈话：“我们重新研究了方案以后做了调整，如果金云龙副主席一职被罢免，何振梁竞选副主席，如果金未被罢免，考虑到于再清已经竞选了一年，还由他继续竞选。何与于互相配合，以确保中国有人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里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2003年的决策是不对的，否则何必要等到别人出意外留下一个空缺再由我来竞选？这不瞎折腾嘛？！

　　至于指责我“告状”，我想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我有反映问题的权利，何况这已不是我个人的事，已经涉及了国家利益。

　　“何振梁是党员不是奴才”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不听招呼”的指责是怎么回事呢？

　　何振梁：前面那两件事情能说是“不听招呼”吗？其实我还真有“不听招呼”的时候。我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时候，国内让我争取武术被列为“可供奥运会选择的项目”。出国前根据总局通报的消息，罗格已原则上同意。但到了洛桑后，发现不是那回事。比赛项目委员会的报告中，把武术列到9个不予考虑的项目之内。我一看就急了，立即要求与罗格谈。罗格认为武术虽号称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但其组织广泛性不够。我反复同他交涉，罗格没有办法，只好让步说，你如果有办法说服其他的执委，我可以向你承诺的是在会上我不吭声，也不去影响其他的执委。结果我硬是把其他十几个委员都说通了。最后把等于是已经“绑赴法场”的武术又挽留下来，决定对武术另行研究。

　　正在我们努力的时候，“家里”突然来电话，说：“头儿有指示，要你们首先解决女子垒球的问题。”我说我们正在为武术努力呢，为什么改成垒球？中国并不是垒球大户，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很强的，中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奖牌而已。国际垒球联合会主席是美国人，应由他们出头。我们在外面的人一致决定，我们的努力首先是武术，垒球的问题别人提出来我们可以支持，但是我们不去打头阵。我们不能十个手指头都要去按跳蚤。所以把这个所谓的指示给顶回去了，这是我正儿八经的“不听招呼”的一次。

　　还有一个我“不听招呼”的，是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地点。我在审阅申办报告的译文时发现，沙滩排球要放在天安门广场来比。天安门广场什么地方，既有毛主席纪念堂又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庄严肃穆的地方搞沙滩排球比赛？我说不能这样做。我一再反对，但还是不行，我又让了一步，不在天安门广场改在午门可以吧？后来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最后国际奥委会评估会委员上天安门城楼一看，跟我讲：谁出的主意？真荒谬！在这么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搞沙滩排球？最后由评估委员会出面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把这个地点给否了。

　　我想也许是我的这些坚持得罪了别人。也许我“傻”，但是我为什么“傻”？这几件事情都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不能那么弄，因为这是国家利益所在，国家形象所在。也许这些事情都是所谓的“不听招呼”。但我现在还坚持认为，我这个“不听招呼”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有些事情“不汇报”的批评，又是怎么回事？

　　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里面，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我在这一位置上组织了6次世界论坛，3次奥林匹克体育与美术比赛，2次体育与文学比赛，1次体育与歌咏比赛，这是世界性的活动。如果有关这些活动的事要事事向他们汇报，这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有一点我用不着谦虚：我主持的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所有专项委员会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我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你吗？是不是太可笑了？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是香港地区人，她的任何言行也要向我们请示吗？难道真的要霸道到金口玉言、什么话都要我言听计从？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我绝不盲从，也从不奉承、迎合谁。

　　有些文章一直暗示我和荣高棠同志关系如何如何，荣高棠退下之前，我从未到他家去过，更没有请客送礼。我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是工作关系，纯洁的同志关系，绝不要用现在的一些坏习气，去揣测我们这一代的干部。

　　“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家利益并不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从某种角度说，国际奥委会是超越国家、超越政治的一个组织，而在我们国家，体育的政治色彩比较浓烈，这是造成矛盾的一个原因吗？

　　何振梁：国际组织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超越它们的组织章程来办事，这是一定的。我所努力的，就是在国际规则下把我们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奥委会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我反复强调的，我也一直强调文化多样性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视野来看国际问题，并且按国际规则把中国人的观点表达出来。

　　我在奥委会整个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并没有感到，好像我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作为中国人这个利益是冲突的。因为我既是为国家的利益奋斗的，也实际上在为国际奥委会奋斗。

　　萨马兰奇去年在中国参加一次会议时说，这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中国，“我很幸运有一个中国朋友向我介绍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况，我也从他的言行中更理解了中国。这位朋友就是在座的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的这20多年以来，我既捍卫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又发扬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因为这个并不存在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奥委会委员既代表个人也代表国家，我们是不是对后者强调得太多？

　　何振梁：别的国家跟我们体制不一样，政府无权指挥委员。比如当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决议，有人找到美国的委员安妮塔·德弗朗茨，希望她不要支持北京。她说：“你们国会通过什么决议是你们议员的权利，我投谁的票，是我自己的权利。”比如法国执政的是一个政党，但委员可能是其他政党的，他干吗要听你政府的？法国政府里的体育部长，指挥不了他的委员。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干涉会引起麻烦。

　　当然中国国情不一样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个人的言行举止就代表中国的形象，所以这让我更加对自己不能有半点松懈。

　　今年6月，我主持了文化与教育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为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让我意外的是，两位主席——现任主席罗格和国际奥委会的终生名誉主席萨马兰奇都来出席了我们的会议。会议后，两位主席和我们全体委员一起照相。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主席都要站中间，我们委员站两旁。但这一次，两位主席却一定要把我拽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一边是罗格，一边萨马兰奇。在单独跟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萨马兰奇跟罗格也是把我和我妻子放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两位主席通过我，表达的是对我们中国的尊重。我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但我更强调自己是“中国的何振梁”，在世界眼睛里，我也是“中国的何振梁”。

　　在他们专门为我做的纪念册上，罗格写：“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讲到了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作的事；萨马兰奇写的更长一点了。他说：“亲爱的振梁，在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你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他也是讲到了对“你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国际上对我的高评价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不单单讲你对奥林匹克做了什么，而是强调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连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我这里面的20多年的这些努力。可是国内却有一些人制造一些奇怪的论调，好像我当了国际奥委会委员就不能为国家工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