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那后来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　　

　　何振梁：因为这是件大事儿，所以在3月2日15点，申奥委的领导小组开会，谈完议题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汇报此事。请注意，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留下开会的，而不是书里说的什么大吃一惊。

　　我向他们说明我为何不得不联署，但我准备与罗格通话，告诉他原来对罗格的承诺不变。主要领导认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云龙说好：“何振梁可以联署你，但你必须保证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诺就不算数。”这次大会先选举办城市、再选主席，对我们有利；领导还让我做稳定其他4位竞选人的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了一句：“那我就当两面派了！”他说：“对，为了申奥成功，你就做革命的两面派吧。”

　　主要领导也提出要避免让罗格与其他主席候选人产生误会。我说，我很快就到新加坡，由黄思绵(注：新加坡国际奥委会委员)跟金云龙讲更直接。

　　开会后的第二天，3月3日，我给罗格打电话，告诉他金云龙要我为他联署，我不得不同意，希望他能理解，也再一次重申我之前对他的承诺。罗格感谢我打电话给他，也说你为金云龙联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金云龙是亚洲人，北京又在申办。罗格还告诉我一件趣事：他联署了匈牙利和美国的另外两个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信，而他们也反过来联署了罗格的提名信。我就说感谢你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来，整个事件的处理不是你一个人私下、秘密地进行的，而是领导小组共同形成的意见？

　　何振梁：3月5日，金云龙发来了联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我签字后，交给了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用快递发出。所以说这事是经过了领导的讨论，这个文件发出去也是对外部门正式发出去的，而不是我自己私下发出去的。我想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看到，我的做法完全是既合情合理又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什么问题呀？！

　　当然，外事不可能事事先请示。退一步说，如果认为我接到这个电话先答应下来有不妥之外，那么中间还有几天可以弥补，因为那时这份文件并没有发出去，对吧？但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说明大家都不认为我做得不对，哪来的像那本书上讲的“震惊”、“尴尬”。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按书里的描写，奥运会主办城市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竞选，都是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让我们感觉里面充满了权谋，怎么理解国际奥委会的选举？

　　何振梁：“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付秦国的政策，合纵抗秦或连横以苟安。我们申办奥运会难道还要这种政策吗？跟谁联合去打谁？

　　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简单地讲，是选人，选人品，选能力，因为一个任期是8年，如果连任，第二个任期是4年，在这12年里，他要领导国际奥委会走向新阶段，所以他的纲领、人品和魄力、能力是选择的标准，他是哪个国别并不重要。

　　选举奥运会主办城市，简单地讲，是选可靠性。政治是否稳定、财力是否充足、人民是否支持等。当然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体育的地缘政治。从1952年起，50多年来，奥运会没有连续两届在同一个大洲举行的先例，之前曾有3次连续在欧洲举行，但其他洲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诉求都不一样，我们当然会针对他们的不同诉求展开工作。但并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交易。北京之所以能成功，更大的背景是国家整体发展了，我想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所谓“合纵连横”，我觉得是一种庸俗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谁伤害了国家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指责你不支持于再清竞争国际奥委会执委，关于这一点，你的回应是什么？

　　何振梁：至于说于再清竞选这个问题(指推荐于再清在2003年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让何振梁退出竞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本来我不愿意多讲，因为，于再清是我在体委国际联络司多年工作的同事，我们俩关系很好，而且此事涉及众多目前不宜公布的事和人。但是既然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我是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损害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我也只好把这个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内说清楚。

　　之前，袁伟民跟我谈要让于再清2003年竞选执委的时候，我说只要你们认为于再清已具备了条件，我同意。尽管当时让我竞选副主席的呼声很高，而且大家认为我没有对手，几乎可以100%当选。体育总局领导不让我竞选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新老交替”，体育总局领导还跟我讲：他们已经跟罗格谈过了，罗格说于再清竞选，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当然赞成。

　　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时，我跟罗格说：我说明年我任期也满了，我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一些的委员进入组委会，所以我明年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罗格支持。

　　让我意外的是，罗格告诉我，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提及此事。不仅如此，他还提及很多我原本根本不知情的一些事。罗格说：“釜山亚运会时，袁曾经问过我国际奥委会执委选举的事情。我告诉袁，何振梁可以竞选副主席，如他竞选副主席，由于他的人品和才能，几乎可以肯定会顺利当选，很少人甚至没有人会同他竞争。我还告诉袁，如果于再清竞选，有很大风险，因为他刚当选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

　　罗格说，他在釜山期间已经把这个问题跟袁伟民谈得相当清楚了，没有想到袁伟民还会写信给他。他说，为中国和于再清着想，还是建议我来竞选副主席，等于再清与委员们彼此再熟悉一些后再去竞选。这也是为中国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罗格那里听说有这样一封信后的反应是什么？

　　何振梁：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传统来讲，选谁进执委会，委员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绝不欢迎任何其他的非委员介入。介入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此前有一位日本委员就是通过政府的关系来运作而落选。所以袁伟民、李志坚跟我谈话要我放弃副主席竞选以后，我跟于再清开了一次会。我说，由我、于再清本人以及刚从委员职务退下来的吕圣荣来做工作即可，别人不要插手。所以当我听罗格说袁伟民给他写信了之后，我非常意外。他在内部可以跟我这么讲，在国际上他的做法绝对违反了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果然，2003年1月份，德国一个体育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结果那本书竟然反过来指责说是我透露了那封信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我怎么透露？并且德国的体育杂志跟我没有任何的个人联系，我怎么个透露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出席于再清要竞选执委的那次全会？

　　何振梁：实际上总局领导层对于再清竞选一事，已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更有不少负面反应。但体育总局那几位领导人都把这些归到我身上，好像是我煽动起来的。一位领导在办公会上点我的名，在与此毫不相关的离退休干部会上又点我的名，说我阻挠。我不像现在已经沉得住气，我当时气得马上中风晕倒了，醒后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是轻度脑溢血，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月，然后又休养了一个月。在萨马兰奇来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是坐着轮椅到机场去接他的，因为那时我只能扶着墙走。

　　当时我还是想努力去参加那个全会，我跟协和医院谈，让他们想办法。协和医院说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去，除非你带一个心血管病的大夫跟着。我说我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还带一个大夫？我就让医院把检查的结果等等什么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总局。但即便如此，我还被说成故意不去。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2003年那次全会，于再清可惜落选了，正像预料的那样。他们不去检查自己的决策对不对，却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好像这个结果是我一手所造成的。我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去，如果他落选，说我没有努力；不去，说我故意躲避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