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赌：玩的就是心跳

　　当刘成(化名)走下飞机时，一条“恭喜发财”的短信令他面露微笑。刘成来自东北，拥有一家经营建材的公司，2013年企业产值达到5亿元。他此次来京是和朋友们一起玩“炸金花”。血拼到底是游戏规则，每家500万元作本，底是10万，每加一次5万起，输完走人。

　　在京郊一处高档别墅三层的一间房里，共7个人，三位是北京当地人，另四位分别来自河北、海南和江苏，他们和刘成一样，同样是企业老板。组织此次赌博的人叫王英(化名)，也是一名企业家。对于总数相加达到3500万元的赌局，他的看法是“每个月组织朋友们玩玩牌，放松一下，几百万的输赢，就为图个刺激、高兴。”这一场牌打了6小时左右，一位来自河北的企业家独赢3500万元。不过，刘成并不以为然，“这个人去年就输了7000多万。风水轮流转。”

　　一位从事食品行业的企业家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识的做企业的朋友，一半以上都喜欢赌牌，输赢几百万，就当放松了。”一年之中，他总会抽出十几天的时间去赌博。

　　一位证券分析师告诉记者，在某国内著名食品公司组织的山西旅游活动当中，他亲眼看到，企业高管们到达景点后，立马十几个人就地摊开报纸玩纸牌赌博。“赌到兴头上，有高管直接把银行卡押上去，这是公开的赌博，但没人在意。”

　　这位证券分析师说，到了夜晚，该上市公司的数位高管聚集在房间内继续赌博，上述证券人士说，“第二天，我听说甚至有的高管赌红了眼，一夜间输掉了50多万。”

　　事实上，赌博在企业家群体里并非个案，比如，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原主席黄光裕、中辉国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辉等知名企业家均曾传出到澳门豪赌，并欠下数亿元赌债的消息。其中传闻王耀辉在澳门豪赌，欠下巨额赌债，最后与债主协商打折后，仍需支付30亿元的赌债。

　　在2014年1月3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与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联合推出的《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中披露，在所统计的357个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中，在所涉及的80个可识别的罪名中，有9例属于赌博类犯罪，这其中包括开设赌场罪7例，赌博罪2例。该报告认为，赌博类案件与非法集资类案件一样，其高发态势大多与民间金融运作不畅，缺少出口有关。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在获得一定财富后，基于冒险心理的驱使，容易参与赌博犯罪，甚至有个别企业家通过赌博的形式对官员进行变相行贿。如此种种，都造成了赌博类案件在2013年“荣膺”十大犯罪之列。

　　在《企业观察报》记者接触到的大约50名企业家中，坦承经常会赌博的占30%，他们承认在一年内曾去澳门、美国、欧洲等地赌博。50%的企业家承认赌博金额超过百万元，80%的企业家都承认曾经参与赌博。

　　《企业观察报》记者接触到的众多企业家表示，企业家群体赌博方式更多的是扑克牌、麻将，少部分喜欢推牌九。地域属性上，南方的企业家喜欢去澳门，北方企业家更多光临美国拉斯维加斯。少数顶级的富豪，如某位医药界的富豪，为避人耳目，专意去欧洲赌场，如德国的巴登-巴登。

　　仍以《企业观察报》记者接触到的企业家为例，建筑业、矿业、食品行业、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家尤其喜欢赌博。其中矿业赌风甚盛，而互联网企业的创业者，更喜欢去国外赌博。

　　以赌会友？

　　然而，企业家赌博显然不仅仅为了刺激和欲望。

　　浙商张明(化名)现在北京经营一家生产红木家具的企业，他参与赌博的原因是结识人脉。事实上，在张明所在的企业家圈子里有这样一句话，“有资格坐在牌桌上的人，都是生意场上用得着的人。”

　　十年前，张明到北京投奔一位家乡大哥学做红木家具，某次跟随这位大哥来到一间屋子里，这里的人都在玩牌，桌子上摆放的全是整捆的百元大钞，每人面前放着一把尺子。“输赢全凭拿尺子量。我那位大哥也想一起玩，结果被别人说没有资格。”

　　当时，大哥很难堪，而刚刚来到北京的张明受到的刺激更大。他说：“从此以后就记住了，坐在赌桌上的人，全是这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里赌博是一种实力的表现，他们在谈笑间做成了生意。我当时的想法是，将来自己能不能坐到这张牌桌上。”

　　后来这位大哥对张明说，“和你对赌的，都是这行里的头面人物，你就当作认识牛人、打开交际圈来玩一下也不错。”从此赌博成为张明结识人脉、展示实力的一种方法。他说：“赌博也是门学问。和谁赌，怎么赌，赌什么，谁有资格赌，都有说法。”

　　结识人脉之外，企业家参与赌博，大部分都是圈子里的人。多位企业家向《企业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从来不和所在圈子之外的人赌博，并且赌博的时间、地点，通常会提早约好。一位企业家说，“会在大家都方便的时候，由一位企业界的朋友安排好一切，大家前往该处，一起玩一玩。”

　　通过赌博获得信任，是企业家赌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张明向《企业观察报》记者介绍了一个案例，他认识的一个做企业的朋友，曾有一段时间陷入破产的境地，四处找不到他的供货商们，后来听说他在东北找到了一个大仙似的人物，一起去澳门赌博，“据说狂赌三天三夜，赢了7000多万。人们以为他资金仍然充足，供货商等也就不过来找他了。但实际上，他这只是在做戏。暗地里，他四处找钱，最终渡过难关。”

　　通过赌博来行贿，在当下的政商关系中也成为企业家讨好官员的方法。张明说：“直接送钱人家可能不会收，而在牌桌上赢得的钱，他们收起来心安理得。”

　　赌博：洗钱的隐秘通道

　　洗钱，是企业家热衷赌博的另一大“功效”。

　　公开报道显示，前中国首富、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就曾通过赌博进行洗钱，而号称“公海赌王”的连超是他具体的经手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也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一些企业因某种投资需要，往往会将大笔资金汇往境外，“大笔资金的调动，往往会引来监管部门注意，为了方便，会通过地下钱庄，但地下钱庄有个弱点就是大笔资金调动费时，并且手续费相对较高。而通过赌博进行洗钱，是近年来才开始在企业家圈子里流行的，只不过必须通过熟悉的人介绍，才能搞定赌场方面。”

　　在澳门赌场一间豪华的VIP包厢中，一个中国人面前是堆积如山的筹码。他已经输了近1000万元人民币，赌场中的发牌员将筹码一次次从他面前挪走，他仍然不动声色。

　　知情人士石涛(化名)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发生在2010年的场景是他亲眼所见，“这个中国人是国内某医药上市公司创始人，之所以输赢无所谓，就在于这并不是在真正赌博，而是在通过赌博洗钱。”

　　据石涛介绍，洗钱方会事先和赌场中的中间人联系，事先约定抽成比例，“一般的情况是10%，如果涉及到资金数目更多，抽成的比例会相应提高。”输掉的钱，隔数日后，将会由中间人以特殊渠道汇往免税的岛国，并且经过多次分转之后，汇往第三方指定账户。“资金的流向多变且复杂，很难查到来源，洗钱的过程也就完成了。”石涛说。

　　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相关人员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目前通过赌博进行洗钱的案件有增多的趋势。“手法隐蔽，并且多发生在澳门等一些已发放赌博牌照的城市。从境外将巨额资金转入澳门，再从澳门转出至境外，来回之间，赌博成为洗钱的工具。”

　　企业家去往澳门等地赌博，或者通过赌博洗钱，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避免触碰法律禁区。北京海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邬宏威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依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组织中国公民10人以上赴境外赌博，从中收取回扣、介绍费的，在中国周边开设赌场主要吸引中国人赌博的，构成赌博罪。而其他到国外赌博的，不构成赌博罪。

　　邬宏威说：“这也意味着虽然中国法律严禁赌博，在国内赌博均属于违法行为，但中国人去往澳门等一些发放赌博牌照的国家或地区赌博并不违法，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企业家经常去往澳门等地赌博的原因。”

　　由于通过赌博进行洗钱的案例越来越频发，2003年，澳门特区政府启动了完善洗钱犯罪的程序。2006年制定了预防和遏制洗钱的法律，该法律的特别之处是将洗钱罪从有组织犯罪防治法中脱离出来，表明洗钱并非以有组织犯罪的存在为前提。

　　2009年11月11日实施的《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项就明确规定“通过赌博方式，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该司法解释就从侧面认定了赌博也可以成为洗钱的一种方式。

　　石涛介绍，国内一些企业家将资金汇往境外的渠道很少，国家反洗钱部门往往紧盯银行不正常大额资金往来，“地下钱庄的频繁资金往来也容易引起监管部门注意，而赌博较隐蔽。这也就造成了通过赌博来洗钱的方式越来越多，追查起来无据可查。”

　　石涛三年前已经离开该上市公司，他说，“无法承受某些刺激，再不想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赌博背后的畸形商业生态

　　有企业家认为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对此，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表示，企业家赌博，本身就反映了企业家精神的堕落和商业道德的下滑，他们希图通过赌博寻求刺激，并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也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应有社会责任，赌博挥霍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否定。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认为，企业家沉迷于赌博，会使得企业经营出现不确定性的风险。虽然国内禁止赌博，但如果企业家去往境外赌博，从技术上便很难监管。而赌博之于企业家的疯狂，如同毒品使人上瘾，因赌而使得企业破产、易手的案例绝非孤例。

　　透过这些案例可见，企业家赌博行为的背后是畸形的发展商业生态。

　　白明认为，企业家热衷于通过赌博来减压，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商业生态的不正常，对于企业家自我精神价值实现事实上造成了扭曲。他说：“赌博行为是社会问题之一，企业家不管以何种原因参与赌博，由于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属性，势必影响商业道德。从个人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

　　白明对《企业观察报》记者分析，从商业市场生态运营角度，市场缺乏平等契约精神，比如说通过赌博行贿官员，目的在于政治的影响与经济势力的结合，获得收益要远超过正当经营。市场存在官商结合的土壤，商业环境成为权益交换游戏，商业固有的逻辑失衡，对于企业经营环境起到相反作用，市场透明规则被破坏。

　　在白明看来，企业家产生高压力的原因，在于市场缺少商业规则、商业道德下滑。“在这种畸形、不良的商业生态中，一些企业家普遍缺乏社会责任。他们想的仅是通过何种手段赚到钱，而不是维护正常的商业规则，不择手段与高压力下精神空虚相伴，需要一个出口，于是就有人选择了赌博。”

　　白明认为，赌博行为，也和公司治理中对企业家行为约束不力有关。他说，现有的企业很难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约束企业家行为，企业家赌博行为属于个人行为隐私，大多数企业家又是主要负责人，目前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也无权干涉私人行为。不过上市公司可以要求公司主要负责人不得参与赌博等违法行为。他说，“由于企业家一言堂，监督也往往是走形式，无法落到实处。”

　　白明表示，虽然企业家个人在境外发牌照的赌场赌博，不容易监管，而且事实上也并不触犯中国法律，但对于国有企业负责人，赌博则属于违纪，可以由负责人说明去往澳门等发放赌博牌照的城市，是否有实质性的业务。对于企业家赌博，一方面企业家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从商业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提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对资金有所控制，大额资金进出境外要进行监管。

　　“有些企业家将赌博与冒险精神混为一谈，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白明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直接相关，是在没有人走过的路上寻找新的商业富矿。但赌博明显是一种心理问题，对企业家的影响是负面的。”

　　对于赌博行贿有一个说法，由于没有商业规则，商业道德下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企业家必须通过赌博或者是其他方式向某些部门官员行贿。而企业家放松了商业道德，正是因为商业环境约束不够。正经做生意和通过行贿来获得企业经营益处相比，后者更直接。白明说：“目前商业生态仍然处于完善阶段，有些企业家在此过程中的道德水平、整体文化素质并没有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相对滞后。”

　　白明指出，商业活动本身无法生成道德，市场可为商业道德的发展提供条件。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商人对资本的追求变得畸形，忽略社会责任与担当，在利益与权力面前，道德与信仰在短期内无法转化为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