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林(2):赞同“管办分离” 决策不清会本末倒置

　　崔大林(1)：百姓满意是第一标准 奥运不能拍脑门

　　3 关于提高水平的根本出路

　　[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抓好训练。我觉得，正是我们没抓好训练工作，才导致了水平低下。据我了解，在各项目运动队中，足球的训练是比较差的。都说比赛是训 练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谁都能看出问题。]

　　《足球》：解决中国足球主要矛盾是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那么，让中国足球技术水平提升的关键是什么？

　　崔大林：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抓好训练。我觉得，正是我们没抓好训练工作，才导致了水平低下。据我了解，在各项目运动队中，足球的训练是比较差的。都说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谁都能看出问题。

　　训练水平差，从根本上说，是不是我们现有管理体制有问题？

　　体制不是决定一切的。在中国国情里，职业化体制能造就高水平球队，计划经济体制也能造就高水平球队。举个例子说，比如朝鲜足球，可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吧。可是，男足站出来，凶猛彪悍，让人刮目相看；女足呢，不也总是赢我们吗？他们靠的是刻苦训练和民族精神。

　　媒体所说的体制，更看重于职业足球按照市场规律行进过程中，它与足协管理上发生的冲突。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也存在。但说到底，它最终影响的还是训练。比如，管理者忙于竞赛的组织、商务开发等等，训练往往被忽视了。没练上去，当然就不会有成绩。没有成绩，老百姓怨声载道。

　　不论足协的商务开发，还是俱乐部经营，以及球员的职业诉求，是不是都掉进拜金主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了？崇尚经济效益，自然也就忽视足球自身规律了。

　　的确。走职业化以后，一些人过分追求金钱，把国家荣誉抛在脑后，让中国足球丧失了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许多足球人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靠金钱刺激，不符合竞技体育的规律。往往是，钱多了，还容易出毛病。什么假球、黑哨、赌博、泡吧等等，不都是钱烧的吗？

　　提到体制，还有一个问题。比如2004年，足坛很混乱，中国足球没有成绩，也失去了秩序。许多人认为，是足协现有的体制制约了改革？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管办分离”的。这也是体制问题。前段时间，或者说改革以来，足协的工作一直很辛苦。可是，由于体制原因，足协确实有些事情管不了，管不好。因此，努力要做到管办分离。政府管的，这是我们的职责，这一手一定要硬；需要推向市场的，要依法规范管理。否则，足协将牵扯大量精力，造成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既管又办，容易出毛病。尤其，俱乐部是职业足球的主体，怎样依法深化改革，要认真考虑。

　　让足协与俱乐部共享联赛的经营权，改革必须要走的一步。据了解，2006年中超公司将全面接手联赛的商务开发。从该公司组建模式来看，应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管办分离。问题是，俱乐部从联赛里得到效益，市场完善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俱乐部运作使命就完成了？比如，在人才培养上，俱乐部是不是还有很多路要走？

　　关于青少年训练问题，多年来，我们喊得多，做得少，所以水平不高。仔细分析，这的确和职业化前后不同的训练体制有些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储备主要靠基层体校。以辽宁为例，我在体育运动学院当院长时，足球有七个后备队，这些球队都纳入学院管理之中。1995年辽宁队降组的发布会上，我说“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因为我知道在后面梯队里，李铁、李金羽，肇俊哲这帮孩子马上就跟上来了。这叫什么？叫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启动中超前，在各个中超俱乐部资格认定上，梯队建设是条件之一。14个中超俱乐部梯队建设究竟如何？目前，除了个别俱乐部梯队比较完善外，大多数俱乐部为了眼前的成绩，都在忽视这个问题。

　　这是事实。职业化后，后备人才培养，由过去的各地体委转化为俱乐部或足校来培养了。俱乐部重视一线队成绩，对梯队不重视，投入也不够。一些足校呢？是人就能当教练，他们追求的只是商业价值。这种局面，训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再有，许多俱乐部用金钱弥补人才的短缺。自己不培养人才，花钱去买。这意味着，就那点儿有限的足球资源再不停地倒手，一旦把他们油水榨干了，这个市场就要被玩儿完了。

　　这又涉及足协的管理与俱乐部经营思路问题了。

　　这不是职业化的错。足球走向市场，如果有严格的监控措施来约束俱乐部行为，让他们把青少年训练当成生存根本来抓，也同样会有良好的效果的。

　　4 关于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我们竞技体育取得好成绩的法宝。中国足球在发展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提高足球技术水平，匹夫有责，光靠中国足协一家是不行的。比如，青少年的培养，还是要地方协会来抓。训练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

　　《足球》：雅典奥运会后，32块金牌振奋人心。一种观点是，奥运硕果，举国体制是最根本保证。对足球来说，要提高水平，除了提高训练质量，是不是也要走举国体制这条路？

　　崔大林：举国体制是我们竞技体育取得好成绩的法宝。中国足球在发展过程中，要毫不动摇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提高足球技术水平，匹夫有责，光靠中国足协一家是不行的。比如，青少年的培养，还是要地方协会来抓。训练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

　　近些年来，地方协会的职能的确被弱化了。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要想强化青少年培养工作，很困难。对足球来说，这说明举国体制这个链条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问题。但是，举国体制真是培养人才的唯一途径吗？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它是一个产业，收益也是可观的，投入成本不大，但附加值很高。地方足协有比较成熟的训练管理经验。当然，俱乐部也要抓，不能放。在市场经济这只脚不健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另一只脚的作用。

　　也就是说，改革要适应国情？

　　足球改革要积极、稳妥。也要遵循“两个符合，一个适应”。两个符合是：要符合足球自身规律，符合市场规律；一个适应是要适应我们的国情。违背足球自身规律，实际就是从根本上破坏足球这项事业；违背市场规律，就不能达到职业化要求；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会事倍功半。

　　足球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多，关系也复杂。决策者思路不清的话，难免要走弯路，或者本末倒置。

　　有几个关系必须要处理好。一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足球是产业，更是事业。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让老百姓满意，为国家和民族争光，努力实现这个社会效益的同时，争取经济效益。第二是竞赛和训练的关系。提高中国足球的根本出路在于训练。在赛制上要合理安排，不能以赛代练。三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浮躁。提高足球水平，是要通过多年训练的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是今天练了，明天就能拿冠军。

　　举国体制下的非足球项目，它们训练工作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长时间的集训、地方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你觉得职业足球联赛的赛制，是否已经影响到训练的质量？

　　任何一个冠军都是靠艰苦训练获得的。从年初打到年尾的赛制，使队伍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大运动量、大强度的训练。利用比赛间歇期的时间进行训练，是很难把训练和成绩搞上去的。制定科学合理的赛制，也是提高足球技术水平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