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山温泉球队队员合影。3年时间过去，九男九女的阵容已不复存在。到了90年代初，中山温泉球队只剩下了5男4女9位球员。(图/邓树泉提供)

　　而一开始的时候，这座会所的功能大致只有三种：收钱、洗澡、供客人坐着吃饭。会所的厨房还没有开火，来温泉打球的客人，一般都要在山下的温泉宾馆点好餐，才能坐在会所里吃上热饭--如果忘了点餐，打完球回到会所就只有三明治和火腿方便面可以吃了。

　　直到半年后，运营逐渐开始升温，球会才在桂山中学招了一帮人，做餐厅、接待、厨房等工作。会所厨房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启动。戴耀宗先是从香港的酒店请来一位快退休的大厨，干了两三年，带了一批徒弟。

　　该厨师因身体状况辞职后，戴耀宗又从澳门凯悦酒店招来三位厨师。霍家的另一产业—— 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温泉球会开业的前几年，也帮了不少忙。

　　“那时候中山温泉办了很多大型比赛，”高碧璇回忆说，“一来就是一百多个人，这时候白天鹅的厨师就会来帮忙。”

　　中山温泉在1986年举办了两场大比赛，分别是1月的“中山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高尔夫球赛以及10月的第一届中国男子业余公开赛。

　　做会所管理出身的戴耀宗很明白，出色的餐饮对一个会所运营的成败起着怎样的作用。当年在康乐园的时候，中餐厅和西餐厅是他最关心的两个地方。这样的习惯延续到中山温泉，再延续至今。

　　今天，每一位走进中山温泉会所用餐的客人，都不会忘了点一道这里的招牌菜--烤乳鸽。厨师一代代延续，这道招牌菜的口味却不曾有改变。梁文冲这些年走南闯北，尝尽中外美食，但“烤乳鸽还是中山温泉做的最好吃。”

　　抛开四分之一个世纪口味不变的烤乳鸽不谈，中山温泉在这25年间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个高碧璇们的发展。

　　高碧璇觉得自己很幸运。刚到球会的时候英文不行，球场就为大家请了一个美国家庭，吃住在球会，培养大家的英文水平，一住就是五六年。学习也是，刚开始的几年，大家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管理，球会就把一拨拨人送到澳门的五星级酒店学习。

　　“刚来的时候还不到20岁，我们什么都不懂，”高碧璇说，“接到听不懂的英文电话，戴先生也会帮我们听。”

　　她也去过白天鹅宾馆—— 在那个年代，五星级的白天鹅几乎是全国星级酒店的标杆。一个前台接待人员，能够接受这么多高标准的培训，即使在今天的高尔夫球场也是不常见的。

　　正是这些东西，从鼓励员工积极性的奖金，到高标准的培训，让中山温泉俱乐部上上下下凝聚成了一个家。

　　“我们这里的服务员流动性很小，包括在我们球场做球僮的，都有很多做了20多年的，”高碧璇说，“大家对这里有感情了，都把这里当一个家。如果真把这里当一个生意来做，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高碧璇调动过一次工作。结婚后，她从前台转到了客房部。在会员村建成之前，中山温泉没有自己的住宿设施，只是在温泉宾馆租了一栋楼，九号楼。48个房间由球会统一管理，配合会员的要求，干净整洁。她在宾馆干了5年，又重新回到球会，管理前台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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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耀宗上任后的另一把火，则烧到了球场草皮上。

　　与管理无关，球场最初在18洞的土地上种下的，是最原始的雀稗草。这种多年生簇生草本植物是亚洲大陆常见的草种，根根草茎直立，叶子稀疏，用邓树泉的话来说“一杆打下去，杆头都会打伤”。

　　为什么会有这种草？

　　费伟德觉得很无辜，他是1984年12月才开始为帕尔默做事的。之前，他在美国西海岸做进出口生意，做过的最为世人称道的事情，是养育出了一位大明星儿子--费翔。帕尔默从中山回到美国后，在费伟德的老友、帕尔默的私人助理格里芬的牵线下，两人见了面。

　　“我到了球场一看，这种草完全是不合适的。是不可接受的。你不仅会打坏球杆，还会伤到自己。”

　　雀稗草是在中方草坪管理人员的坚持下种的。从好的方面来说，这种草很适合广东的天气--易活、强壮、不需要太多灌溉和照顾。“所以雀稗草遍布了整个球场。但这根本不适合高尔夫球场。”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为什么要这么做。”费伟德说。

　　1985年，球会营业还不到半年。中山温泉这个“中国第一”的名头吸引了不少外国球场专家，他们实地参观后，都向球会提出了立即换草的建议。戴、邓、费三人一合计，下定决心开始换草。

　　讲到换草的故事，邓树泉笑了起来。第一家球场，没有前人的经验，该换什么草？

　　“粉岭用什么草，我们就用什么草呗。”邓树泉偷偷地从粉岭球会背了三麻袋的百慕大草种出来。

　　“只是拿，不是偷啊。”邓树泉笑着回忆起这段往事。

　　草种从粉岭带出来之后，很快地种在了中山温泉的育草区里。

　　“那一段时间，我被骂得最厉害，”戴耀宗说，“不少老板的朋友来打球，都把球场用照相机照下来，说这么好的球场，我接手第一年就把草皮全部挖了，问我到底懂不懂管理球场。骂得最厉害的，有人跟我说，你干脆不要做了。”

　　骂归骂，事情还得有人来做。85年春节一过，换草工作就开始进行了。18洞封了一半--每条球道要么左右分开，要么前后分开，有序地开始铺新草皮。清明前后的细雨让新草很顺利地长了出来，三四个月时间，中山温泉便焕然一新了。那些之前指着戴耀宗鼻子开骂的人，也没话好说了。

　　中山温泉的会员证市场，也在草皮换好之后开始走高。球会刚成立的时候，霍英东给管理团队下达的经营任务是：每个月亏本不超过20万。一万五千港币一张的个人会员证，四万三千港币一张的公司会员证，一开始卖得不多，在球会慢慢走上良性循环后，也开始越卖越多了。换草一年后，球会开始收支平衡。“87、88年的时候，是中山温泉最红火的时候，卖了几百张会员卡。”戴耀宗说。

　　邓树泉则将这个数字稍微具体化了，“总共有900多位会员。”

　　这个数字直接促使了中山温泉另一个18洞的修建--杰克· 尼克劳斯设计，人称“新场”。球会一开始的想法是增建9洞，但最后衡量下来，还是决定再来18洞。

　　“第二期球场征了400多亩地，那时我是村支书了，是我和温泉签的协议，”郑帝清说，“山坑田每亩补助6000块钱，山地每亩补助1500块，农民的青苗费每亩付了1000块，有的实在太贫瘠的，就补了600块。”

　　设计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年与帕尔默齐名的，除了尼克劳斯之外，无人能出其右。

　　新场的开业，让中山温泉的经营状况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0年，新场建成前，中山温泉提高了会员卡的价格，一张公司会员卡25万港元。一位在三乡设厂的台商，一口气买了1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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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温泉另一个第一，便是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球队的想法，是霍英东亲自提出来的。“我们既然自己有球场了，就搞一个队出来，培养自己的运动员吧。”球场一开业，霍英东就对邓树泉说。

　　霍氏家族对中国体育一贯大力支持，霍英东说这番话并不难理解。上世纪70年代，霍家帮助中国足球重返亚足联，从此之后的每一次有中国参与的大型运动会，都少不了霍英东、霍震霆父子的身影。霍氏家族被内地民众所熟知，更多的并不是因为霍家的产业，而是霍家在包括体育的诸多公益事业上花的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