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邓树泉从香港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珍存至今。开业当天的中山温泉第一洞发球台。左起：霍震霆、朱琳琳(霍震霆前妻)、朱父、霍英东、邓树泉、黄丽霞。(邓树泉提供)

　　“人们完全不知道帕尔默有多出名，他只能等待，”费伟德说，“毕竟中国那时才开放，海关官员十分严格。”

　　不过，在郑帝清看来，一个温泉宾馆、一个球场，极大推动了雍陌村的发展。

　　雍陌村历史上出过几个名人，包括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和曾任国民党驻英国大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郑天锡。传说这是罗三妹山上一座石头庙的朝向原因。以前庙门背对雍陌村，后来雍陌人把庙门转了过来，风水才又转了回来。

　　“霍先生为什么选择这里？那时候村前面的马路还没有这么好，他坐车过来，看到这里又有山又有水，风水宝地，就定了这里。”郑帝清说。

　　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近旁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吸引了诸多海内外游客时，郑帝清还在为是否能分到全镇九分之一的肥料而头疼。中山温泉宾馆和球会的建设，对统管三千多村民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良好渠道。

　　“征地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如果牵涉到农田的，需要减免我们的农业税和公粮。还需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招工，”郑帝清说，“那时候当工人好‘威’的，铁饭碗。”

　　温泉宾馆刚成立，就从雍陌村招了20多个工人，球场一建好，又在村里招了100多个球僮，外加种草、种树的员工。20多年来，村里小学要搞个活动，组建个乐队什么的，球场都会帮着出点钱。旧场征地的17万块钱，村委会并没有直接从霍家手中接过，而是让他们为雍陌村小学修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礼堂，矗立至今。1989年之前，温泉宾馆每年都会上交三乡镇政府20万元，雍陌村能从中分到6万元。雍陌村从1967年开始合作医疗，村民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80%。60岁以上的村民，以前每人每月有50元的退休金，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500。

　　雍陌村也成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接待过不止一代中央领导人的村庄，郑帝清对与江泽民握手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霍先生带旺了这个地方。”1984年“转正”的郑帝清说。他在雍陌村当了21年的村委书记，2005年6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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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岁的香港人戴耀宗在香港康乐园乡村俱乐部已经当了两年的会所经理。

　　戴耀宗的大学专业是文学，在堪萨斯读完了本科和硕士后，转到拉斯维加斯大学重读了一个酒店管理的学士头衔。康乐园乡村俱乐部是当时香港唯一一个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的别墅区配套俱乐部，修建有游泳池、网球场、餐厅等，开放给别墅区的业主。所谓的会所经理，其实就是总经理，什么都管。

　　管了两年，戴耀宗开始觉得“需要换一下环境”。正好有朋友认识霍震霆秘书，辗转告诉戴耀宗，中山温泉球场需要找一个总经理。当时已经是1984年5月，球场定在8月开业，找总经理这件事也不能再拖了。

　　戴耀宗和霍震霆是在中山温泉宾馆见面的，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山。“我对高尔夫的理解为零。”戴耀宗向霍家坦承。

　　戴耀宗很想到大陆工作，不管是做自己的老本行酒店管理，还是做别的。对待在狭小香港的戴耀宗来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我想尝试看看这个开放的国家。”

　　他在中山温泉见到的成型设施，只有一个温泉宾馆。高尔夫俱乐部“一切都是新的”，会所只修好了一个框架，还没有装修，球场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状态。

　　不过新大陆对他的吸引力还是超过了对未知的担忧。时间紧迫，回到香港后，戴耀宗又面见了郑裕彤。霍家和郑家都对他发放了通行证。

　　为什么会选择自己这个对高尔夫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来做中国第一家球会的第一任总经理？25年后的今天，满头银发的戴耀宗十分庆幸自己当年的幸运。

　　“我在康乐园做乡村俱乐部，服务的大部分都是香港的会员，而他们(霍家、郑家)也需要一个香港人去照顾他们的会员。中山温泉第一批会员基本上都是霍先生、郑先生和许多香港老板的朋友，不管总经理是谁，都要服务这帮香港会员的。还有，我感觉到，或许也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29岁，什么东西都愿意干。”

　　摆放在戴耀宗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首先是人。

　　“我那时候可真算是光杆司令。”戴耀宗回忆说。当时能够做他左膀右臂的只有邓树泉和费伟德。而他要管理的，则是一大群球场施工结束后留下来，就地转为球场职工的施工队队员们。一边是在美国接受了精英教育的香港总经理，一边是习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吃大锅饭的大陆工人，矛盾似乎不可避免。

　　“香港人的管理模式，一开始是不被接受的。”戴耀宗说。

　　管理与工作方的矛盾存在于每一个方面，比如球场运营的核心：草坪管理。

　　中山温泉的草坪管理人员被戴耀宗分成了6组，每一位组长手下管理五六名员工，每一组管理3条球道。所有的机械设备、肥料，都按照不同的劳动量进行配给。

　　戴耀宗希望这样的“包产到户”制度能够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位组长、每一位员工的头上，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刚改革开放，大家都还很习惯铁饭碗，做好做坏一个样，反正你没办法开除他。”戴耀宗说。在中山温泉球场工作，成分要么为“工人”，要么为“干部”，都不是这位香港总经理说开除就能开除的。而这位总经理的权威，在中山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9岁的他在开会时，经常要对30多、40多岁的部门主管提出意见。“不管你怎么讲，他们是不会听你的，”戴耀宗说，“他们不会当面反驳你，但他们不会去改。”

　　戴耀宗将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为两种思想模式的碰撞。“他们是党员，十几二十年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思考模式，这个模式把他们框住了。”

　　后来，这类问题的慢慢解决，和其他改革开放初期的合资企业一样，也是用“奖金”来实现的。

　　还是每个组管3条球道，戴耀宗隔一些日子就把大家拉到一起，走完18洞，评鉴每一条球道。“你那条球道是哪里不好？杂草在哪里？是怎么出现的？你为什么不能够把杂草去掉？这是第一次警示。第二个月，如果球道还是一如既往，对不起，扣钱。不扣工资，扣奖金。”

　　在奖金的刺激下，原先隐藏的问题开始慢慢显现出来。有组长反应，手下五六个人都是老资格，自己搬不动。落后组的工人也眼馋身旁人的奖金，他们的积极性开始被调动起来。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山温泉球会的管理慢慢步上了正轨。戴耀宗在中山温泉工作了10年，带起了一大帮人才，比如广东南沙球场的草坪总监郭伟经、碧桂园球场的设计师梁国坤，都是他以前手下的“组长”。

　　除了场下的管理外，会所的运作，也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光杆司令”这个词其实用在俱乐部会所的人员配置上更为合适。干了两年多会所经理的戴耀宗，来到中山温泉两层楼的会所时，身旁只有不到10个人。

　　“第一批服务员有4个人。因为打球的人不多，每天就两三个。”高碧璇说。

　　今天的高碧璇是中山温泉俱乐部的会所经理，她在这里待了整整25年。高是雍陌村人，球会成立之前，她在温泉宾馆购物中心做售货员。戴耀宗上任时从温泉宾馆里挑了几位助手，她是其中之一。

　　“我做前台接待、听电话，兼做总经理秘书。还有一个出纳，在收果岭费的同时看管专卖店。”高碧璇回忆说。

　　刚开业的时候，这座会所其实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虽然霍英东在它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大根大根的美国杉，从海上运来，到了中山海关之后送进新修的一间仓库里，封闭一周，喷各种各样杀虫剂，之后才运到三乡。当地人没见过那么粗的木头，还以为是运棺材板来了。会所设计师来自菲律宾，整整在三乡待了半年，设计建造出这座乡村风格的会所。25年过去了，这座没有涂过一丁点漆的会所，仍然完美地维持着当初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