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开业后的第一张“全家福”，保安穿着旧式军装，水牛也是整个团队的一部分。右下水牛左侧戴眼镜者为戴耀宗。(图/戴耀宗提供)

　　谨以此稿祝贺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业25周年，纪念那些为了新中国第一座高尔夫球场能够顺利开张的前辈们。(新浪编辑注)

　　文：王尧

　　1967年，27岁的郑帝清当上了三乡镇雍陌村的副支书。雍陌村是中山县三乡镇东北面的一个大村，4000多亩田地和鱼塘，3000多口人。全镇15个大队，每年分肥料、种子等生产资料，雍陌村要分九分之一。“要是分不到九分之一，就是上面骗我们了。”

　　郑帝清在副支书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7年，1984年6月，他升为村支书。

　　两个月后，中国高尔夫的起始点在雍陌村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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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中山电 中国大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昨天下午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是由霍英东、郑裕彤先生等投资一千五百万港元，并由世界著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师、美国球星阿诺庞玛设计建造的。这个球场地域广阔，占地五十万平方米，设有七十二棒十八洞，十八条球道总长达五千九百九十一米，草地、湖泊、小丘点缀其中，达到了世界锦标赛的一流水平。这个球场的建成，为我国旅游事业增添了新的康乐设施，对增进国际交往和加强省港澳的体育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 1984年8月26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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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中山温泉球场开始动工兴建。

　　球场选址在雍陌村，是因为之前修在这里的中山温泉宾馆。由霍英东投资的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征地到开业的一系列工程。温泉宾馆的生意红火得出人意料，开业两年后的1982年便开始盈利，更是在当年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

　　高尔夫球场的修建规划，就在中山温泉的热闹背后悄悄进行着。

　　“1980年，霍先生就带着我去中山看地了。”邓树泉回忆说。邓是香港第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职业球员，常驻粉岭球会，霍英东是那里的会员，经常找邓树泉教球。

　　1980年，霍学球刚一年。一件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成了中山温泉球场的催化剂：当时霍在粉岭找了一个相熟的球僮下场，但粉岭球会的规章里明文写了不准会员自己挑球僮，霍因此被球场外籍管理层惩罚一个月不准下场打球。

　　“我去帮他说情，问球场能不能免掉这个惩罚啊，多嘴，也被罚一个月不准下场。”邓树泉说。

　　一怒之下，霍英东带着邓树泉来到了三乡。他问邓树泉，宾馆后面的山地能不能开辟成高尔夫球场，得到了邓树泉肯定的答复。《霍英东全传》一书也提到，霍曾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尚昆结伴到中山为高尔夫球场选址。

　　中山温泉宾馆的后面，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丘陵，著名的罗三妹山就是其中的一座。1984年春节，邓小平在这里登高远眺，拒绝随从人员劝他从稍缓的东南面原路下山的建议后，说出了“不走回头路”这句影响深远的话。

　　霍英东看中的球场选址，就在罗三妹山后面的丘陵上。

　　1981年，雍陌村有3000多村民。大家都开玩笑说“山上人比山下人多”，因为山上埋了5000多座坟。跟今天新建高尔夫球场征地时面对的情形不同，中山温泉第一个18洞在征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活人，而是死人。

　　“高尔夫球场征地是在1981年。村委会帮着温泉把坟迁走，一个坟墓补偿几十块钱。我妈妈就埋在上面，她死了大概一年，人还在棺材里没有腐烂，就整个迁走了。我当时是副书记，算是有面子的，给我补偿了150块。”郑帝清说，“整整迁了几千座坟。”

　　邓树泉也参与了建造初期的迁坟工作。“根本记不清迁了多少，反正很多。”他说。球场的造型设计师是一位个头小小的墨西哥人，有一次捡了五六块人骨带回家去，以为是古董，想让邓树泉“鉴别”一下。“我坚决不看，都是人骨头，我们中国人信这些。”捡了骨头的墨西哥人后来在球场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腿断了。邓树泉笑说这跟他乱捡骨头不无关系。

　　坟并没有迁完—— 数量太多，许多当初下葬的时候没有墓碑的坟，也很难找到后人。现在中山温泉旧场的草坪底下，仍然有一些当初在修建时直接被埋掉的坟，比如第7洞的果岭下面，以及第12洞球道中间靠左一点的地方。

　　对农民的补偿也是一个简单的算式，因为球场所征的地中“绝大部分都是荒山，只有一小部分山坑田”。山坑田土地贫瘠、产量不高，当地农民基本上都在田里种树，少数的种上一点水稻。征地的时候，由于在中山温泉宾馆的合作中感觉不错，双方并没有扯着尺子一亩亩地量地，只是算了一个大概。每亩地算作300元，加上荒山地的开垦，村委会一共收到了17万元。皆大欢喜。

　　在征地的同时，寻找设计师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霍震霆与IMG香港办公室一直有不错的关系，在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合作颇深。听到霍家要在大陆建球场，理查德· 埃弗瑞，当时IMG香港的负责人，向霍家推荐了自己的客户--阿诺德-帕尔默。

　　“霍震霆的办公室与IMG香港办公室只有数步之遥，双方经常碰面，霍震霆也为埃弗瑞介绍了不少赞助商，”时任帕尔默球场设计公司远东区副总裁的费伟德(Wade Phillips)说，“再加上当时帕尔默也是全球最知名的数位球手之一，霍家就定了让帕尔默设计球场。”

　　设计费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就连为帕尔默工作的费伟德，也只知道当时的费用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新中国的第一座球场，请来了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件事在国外的高尔夫圈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纽约时报》也来凑热闹。

　　1982年1月28日，《纽约时报》体育版：“阿诺德-帕尔默说，他已经与来自北京的代表达成了一致，将在广东修建中国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帕尔默说，这座球场将聘请4000位中国工人，预计在10月完工。”显然，皇帝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球场的建造速度。

　　25年后，看着中国高尔夫蒸蒸日上的发展，回想起中山温泉球场从无到有的经历，邓树泉有些感慨。

　　“其实霍先生当时的思想还是有点怕，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怕国家领导说修高尔夫球场是资本主义的做法。所以他把郑裕彤等一帮人也拉上，说这块地是市里给的，不要钱，你们也可以参与，”邓树泉说，“其实我估计他可能是在想，如果有什么风险，大家一起承担着。”

　　郑裕彤是香港新世界集团的老板，也是粉岭球会的会员。他比霍英东晚数年学球，同样与邓树泉相熟。几乎在霍英东被罚一个月不准下场的同时，郑裕彤也因为打得慢而被球场处罚。在霍的劝说下，郑裕彤也成了中山温泉球场的股东。

　　“霍先生也常常问我会不会有风险，不过我也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不懂，我只知道怎么去打球。”邓树泉说。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1982年，邓树泉到中山和球场设计师一起试场地。他扛着球包，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坐着霍英东的奔驰车从拱北海关入境时，钱包里所有的钱、球包里的每一根球杆、每一颗球都要留下详细记录。入关是什么样，离开的时候还得是什么样，少一个就要受罚。邓树泉的球包里塞了30多个球，到了温泉试场的时候，他只敢拿5号铁打。“球场还没开始修，全是土包，打丢了根本找不到。”后来他每次过关时，干脆把球包留在香港，直到球场修好了才扛到中山。

　　“球王被冷落”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霍英东第一次吃螃蟹的担心。球场开业时，帕尔默从日本辗转香港、澳门来到中山。当日在拱北海关过境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不知高尔夫为何物的海关人员愣是让球王和妻子在露天足足淋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