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很长时间老师，经历过挫折，也很熟悉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韦迪说，“大学毕业之后，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血气方刚地想要在学校里进行实践。那时候就是带队员啊，我记得有一个很出色的投掷运动选手，我给他制定了特殊的培训方案，坚持不懈地训练，没想到后来竟然练成了一个优秀的十项全能选手。这是我工作经历中的失败案例之一。”

　　有学历，有经历，而且很年轻，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最需要人才的时候，韦迪很快脱颖而出。他是沈阳体院最年轻的院长，上任时年龄不到40岁。”那也是一种人生历练，”韦迪说，“要知道当一个院长，靠的可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处理各种关系尤其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院里的副手和各个部门负责人，几乎年龄都比我大，不少还是我的老师长辈，要应对这样的环境可不容易。”

　　后来他得到了晋升国家体育总局的机会，成为了专项运动的管理者。不过在韦迪的讲述里，他一直是“技术官员”，他的经验也都是在体制内获取的。没有中国足坛风暴这个巧合机缘，他恐怕不会接近足球。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被推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职位，不论他是否愿意。

　　从他身上没看到那股子盛气凌人的住子气势时尚杂志的拍摄流程，既专业又有巨繁琐。韦迪被安排在一个又一个为他设定的环境里，摆出各种他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手势、姿势。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疲劳，只是要从韦迪脸上看出不耐烦、控制不住情绪的表情，实在太难。

　　拍过3组之后，他已经有些累了，他也在抱怨，但这种抱怨更像是一个被迫加班的人开的善意玩笑。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的表情，偶尔插上一两句玩笑话。韦迪的表现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对于一个在职在位的政府局级领导而言，能够这样配合摄影师的要求，而且没有摆出一点领导的架子，至少在表象上，韦迪已经做得相当到位。先入为主的概念在我脑海中闪动着：为什么通过媒体渠道知道的那个韦迪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相当理性也不乏热情的人，会一阵子推出“韦十条”，一阵子“学习巴萨荷兰”？

　　我们在公共传播平台上看到的那个韦迪，是真实的吗？

　　布景调换间隙，韦迪终于有空做了下来，抽根烟。宽盒版的三五，韦迪说他抽了10多年。这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生活习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为什么他会显得那样高调？

　　我问他上任3个月有些怎样的感受，话题这才引向了足球。

　　“干足球恐怕都是这样，干得越久，越会发现自己不懂的太多，更何况是中国足球这种特殊运动。”韦迪说道，语气平淡，却多少有些感慨的意味。过去这3个月，只怕是他作为“技术干部”生涯里最繁杂最疯狂的3个月。他十分坦然地说起了几个围绕他的新闻话题，包括“韦十条”、“学习巴萨荷兰”，只是在他的讲述里，这些并不是盖棺定论的决议，只是他上任伊始有过的一些想法。然而韦迪并不能决定一切，刚开始那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决定这些消息属于内部讨论还是公众讨论。于是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带给他的更是负面的影响。

　　韦迪和他的上司崔大林，都在不同场合高举过“举国体制”旗帜，也因此而成为过媒体攻击的标靶，但他并没有像一些描述显现得那样固执。

　　“我上周和你们报纸记者聊过，得到的建议是不用老说‘举国体制’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这样的建议就很有道理。‘举国体制’本身没什么不对的，尽可能集合各种资源来为我所用，肯定是一种促进竞技体育提升的方法，别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啊。如果我们少提一点这样的说辞，或者换个称谓，也许效果会更好。”韦迪说。

　　我决定单刀直入地问他一个问题：“那么您上任这3个月时间，是否表现得太高调了？是否表现得和你的前任们太不一样？”韦迪一笑。拍摄继续，他起身走向布好了的景区。这一组图片要韦迪进行的角色扮演，是他面对媒体的场景。一会儿是一堆话筒朝向他，一会儿是他站在一个新闻发言台上应对媒体。韦迪略有些不太适应，尤其要求他做几个摆拍动作的时候。

 

　　“你把手向这边一指，然后严厉地说声‘你是哪个媒体的？”’杂志的编辑建议。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搞笑，建议韦迪把词改一下，“应该是哪个单位的？”’现场一阵哄笑。书迪也在笑，很自然。这“

”本有典故，就发生在中国足管官员身上。既是官人，必有官气，韦迪身上也有，只是在拍摄过程中，还没看到那股子盛气凌人的主子气势。

　　你会发现他有着很多不同的侧面。在摆拍过程中，他脸上几次出现无奈的表情；在交谈过程中，他眼神非常坚定，没有半点游移闪躲；可是遇上一两个敏感问题，他眼睛里能传出一股笑意，莫测高深。

　　就在我问他是否太高调时，那股莫测高深的笑意一闪而过。这一组拍完，韦迪再次坐了下来，继续抽烟。我继续提起刚才那个他没回答的问题。“是的，我是有些高调，”他坦率地回答，眼神没有游移，也没有那股笑意，“不过我这么做有目的，我相信你知道我的目的。“

　　我觉得他有一种本领，就是让你很难刨根问底地知难而上继续追问。因为在面对面过程中，韦迪一点都不端着架子，平易近人之极，于是心慈口软的采访者，像我这样的，就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追问了。我得饶着圈子走，可就老狐狸的级别，韦迪高出我不知道多少个段位。

　　他为什么要高调？哪怕这样的高调会让他在媒体和公众口碑中争议越来越强，而且可能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既然韦迪不给我答案，我也只能想到一种答案，那就是转移视线。危机公关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转移视线，分散注意力。韦迪上任时，是中国足球最危难的时候，南勇和杨一民被带走接受调查，头两号人物成为过失嫌疑人。南杨出事第二天，崔大林就带着韦迪上任。当时的环境，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从球员、教练、裁判、足管官员、俱乐部经理、老板再到南杨，由下至上无所不及，再不来一个强力人物镇住局面，就要天下大乱。

　　因此韦迪以加速度跳了出来，并且第一时间表示要“善待媒体”。其实哪怕他不“善待媒体”，媒体对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新闻人物也是充满兴趣的。随后3个月，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体紧盯，他的很多话被媒体放大，而韦迪并没有加以修正--他成功地做到了分散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

　　韦迪同时也是个福将。春节和春节前夕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胜韩国，都是对他分散注意力的助力。随后联赛基本上如期开赛，注意力进一步被转移。随后还有不少“韦氏语录”出现，被惊诧、被疑惑、被曲解、至被辱骂，韦迪依然故我。他三个月的高调，让人们视线逐渐从打假杀赌扫黑的中国足球风暴转移开去。我想，这恐怕是他高调的原因之一。

　　韦迪不会永远这么高调。没有谁能长久站立在舞台聚光灯下，承受着那“半透明人”的煎熬。所以韦迪说他指望过一段时间，自己逐渐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围绕这项运动做些他擅长的工作。

　　他的高调也是有选择有保留的。例如我曾经想把话题向他的家庭生活、家人和他的业余兴趣爱好引，韦迪的防守固若金汤，关于家人，他说道，“还是尽量保护好他们吧，别让他们受牵连。”关于他的兴趣爱好，他马上说起了水上运动，说起了他希望退休以后能重回到水上运动领域内，做些自己最爱的事情。可是眼前的挑战，完全围绕足球。

　　他承认自己远不是一个精通足球的人，但他对管理足球运动充满了信心。拍摄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组的背景设置，原定在整个影棚大楼的顶楼，我在想，这是否在参考《无问道》里的场景，中国足球的现状，不就是一出绝妙的《无问道》吗？只是天色已晚，室外拍摄恐怕色光效果不佳，头顶已经冒汗的韦迪这才逃过最后一劫。我仍然想和韦迪多聊上一会儿，于是在影棚一楼的一个小化妆间里，我们继续着谈话。

　　足球在中国重要么？

　　关于“学习巴萨荷兰”，在韦迪回忆中，简直被炒作成了个笑话。当时他在和几个记者聊天，无意中谈到了过去两年最成功的巴萨足球，“谁不会认为中国足球应该学习巴塞罗那？”韦迪说，语气中多少有些叫屈的感觉。随后这段聊天被演绎为足管中心主导“学习巴萨荷兰”，“已经有企业愿意赞助4000万人民币”那都是被扭曲得不行的说法。“4000万是怎么来的？”韦迪说，“我当时问一个朋友，想知道这些世界项级教练的年薪价格，一打听好像说希丁克是400万欧元。这段对话传出去，就成了我们要花4000万人民币请教练。其实是否邀请外籍主教练，还是请帮我们培训教练的教练，现在还只是一个讨论话题吗？"

　　他愿意把很多问题拿出来讨论，可韦迪还得不到一个自如的讨论空间，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仍然被认为是行政指令的决定。“只是事情一发生在中国足球上，怎么都会变了样。”韦迪受这话时，眼中又闪过一丝笑意，有些讥诮，有些嘲讽。我陡然意识到，他也是一个体育

　　总局体制内的“技术干部”，清理门户的工作，他还在进行中，治理整个大环境，韦迪确实勉为其难。

　　他承认说，多年前那次打假行动，阎世铎们已经将很多材料递交给公检法机构了，但是最后不了了之，“也许公检法部门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足球在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谁都可以回答，也谁都没法回答。

　　夜色渐已苍茫，韦迪登车离去。他自己开车来的，自己开车走，没有司机。我问他怎么还开这辆车，他或许感觉到了我的别有用心，“工作还没交接完呢？为什么我不能开这辆车7”我想起以往有过的中超公司给足协领导买好几辆奥迪的传闻，随口说了句，“那您以后就开奥迪了？”

　　韦迪没有直接答复，顿了顿，他答道：“其实我自己有辆雅阁，也挺好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