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冲击世界杯使足球走向社会

　　看新闻竞争

　　1981年苏永舜率队去香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预赛，当时赴港采访这次比赛的记者只有2人，而且都是由毗邻香港的广东新闻机构派出的，年龄也都超过了四十岁。 《羊城晚报》的苏少泉，与苏永舜同姓，更有25年的交情。倘若放在今天，就凭这种背景和私人关系，报社老总一定会设下什么栏目等待填充“猛料”，而满地摊的小报更会打通关节，高价求购“香港专电”和“特约报道”。

　　当时出访比赛的教练员运动员乃至官员见到从国内来采访的记者，大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虽然记者人数这样少，又都是熟人和朋友，苏永舜还是存有戒心，很怕比赛失利后会有不确切的报道带来伤害。中国体育正跨入大面积大幅度崛起的时代，足球队没有梦想取得像女排和体操那样的丰收。苏永舜的心理相当复杂，觉得舆论看淡中国足球队此次出征，是因为同组内有在那个年代国际大赛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赢过的朝鲜队，谁都没有看好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会有一个好成绩，但是他自己的心愿也希望传媒不要关注足球队，并对记者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记者这一边来说是理解，从教练一边来说就是幸运了。苏永舜的做法并未引起教练与记者的关系紧张，更没有因此导致足球界与新闻界两大势力的敌意。这种以工作和大局为重的基本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信任的基础上，是正常和健康的。在我与曾雪麟、高丰文两位国家队主帅的接触中，仍然体会到这种以诚相待的品质，并且在采访中受益于此。

　　1985年5月18日，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与香港队交战前一天傍晚，我在北京龙潭湖畔国家队宿舍楼里与曾指导的助手戚务生漫谈，并且应一位在《南方日报》工作的同行相求，将他带去与古广明等来自广东的队员做粤语采访。这在今天的足球环境中绝对没有可能，其中一个必须承认的原因就是新闻竞争使得新闻界不少同行乐于从中取巧，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已经深深刺激了足球界的脆弱神经。

　　1988年秋天，我与新华社和《足球》报的2位记者一起从汉城飞到釜山，采访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处女作”。当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大都在汉城赛场上激战，只有足球队远离大队人马，而且小组赛不出线，就无缘进入汉城主赛场参加第二阶段比赛。按说队伍也是有相当压力的。不过，看到竟有3名中国记者大老远跑到当年还是一片海滩的釜山，专门冲着足球队而来，领队年维泗和主教练高丰文兴奋地在下榻的光荣大酒店咖啡厅招待我们。大家坐下来交流信息，记者了解到球队备战的情况，他们也向我们描述了汉城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初战不大顺利的情况。中国队的表现和战绩都不理想，3场比赛一球未进，报端也有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是足球界与新闻界之间仍然谈不上什么隔阂，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争论而已。

　　到了1989年，高丰文带队在新加坡参加第十四届世界杯外围赛亚洲6强决战，两度在最后3分钟反胜为败，葬送了只差一步到罗马的大好局面。这次兵败被称为“黑色的3分钟”，以及后来中国足球“恐韩症”等许多罪名，确实是传媒刻意为足球队发明和创造的。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具有的社会优势往往会在客观上造成强加于人，对新闻受众和报道对象都缺乏尊重，而更为悲哀的是大家都不愿反思和自律，似乎自己的面子可以重于一切，无需考虑别人是否也需要顾及面子。

　　经过1982年中国足球进军马德里受挫，1986年的世界杯赛，中国的传媒开始了大规模报道，并且第一次有记者专程赴赛场采访世界杯赛，中央电视台也首次转播全部场次的比赛。我供职的新闻机构主管体育报道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队外围赛出线就派记者去墨西哥采访，未能出线就作罢。结果，5·19毁掉了好机会。后来，《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先生到墨西哥采访，得到笔者的同事、一位常驻墨西哥记者的协助。两人以及各自所在媒体合作得相当愉快，在语言和专业两方面取长补短，并结下很好的友情。几年后，在那位同事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时候，老严还从广州发唁电，表示哀悼。

　　1990年意大利之夏，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报社接手主管体育报道的部门长官竟让世界杯赛记者报名表躺在他的抽屉里一睡不醒，以致过期作废。当年的中国足球不但成绩、水平都不怎么样，而且影响也不大，总共分不到几张国际足联的报名表，居然成了废纸。身为采访足球的记者自然为此而痛叹，可是长官的麻木多少也说明在那个年代里，世界杯赛报道的数量、质量、深度以及第一手信息尚未大面积影响社会，虽然食之有味，弃之似乎并不可惜。1994年世界杯赛在足球荒漠美利坚举行。到这样的足球环境中去采访世界杯赛，实非我愿。不过，要说新闻竞争，美国传媒本身就没有多少足球报道的“猎物”和经验，高潮到来之前，东道主的队伍已经不复存在。

　　那是世界杯赛历史上战线最长的一届赛事，从旧金山到波士顿，东西相距数千公里。任记者有多大本事，也无法亲临现场采访到大多数比赛。传媒和传媒、记者与记者之间的相互关照、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我与严俊君先生、《中国青年报》毕熙东、新华社薛寿元等同在纽约，一起看球，一起熬夜。大家交流信息和见解，毫无保留。反正都是没有中国队出场的外国队之战，有什么值得竞争的呢？

　　转天，我移至达拉斯，那里设有世界杯赛广播电视转播中心。混过门卫检查(文字记者不允许进入转播中心)，来到CCTV租用的小小工作间，宋世雄和孙正平各在一斗室内解说，一场直播，一场录播，师旭平里里外外忙着为两人提供文字材料。在那样一种工作氛围之中，每个人想的只是能不能帮得上忙，何谈竞争？

　　在达拉斯赛场的记者席上，笔者与新华社的许基仁同座观战。美国南部达拉斯、奥兰多等地赛场湿热，令人无法忍受。看台上架设着巨大的电风扇，吼个不停，假如没有这玩意儿，记者的敬业精神一定大打折扣。只要遇到一位同样忍受煎熬坚持工作的同行，只要从同行那里得到一杯水，听到一句“你刚来，我已经在这儿忍过多少天了”，相信谁都会将“竞争”二字丢得远远的。

　　征战世界杯是快乐的，采访世界杯同样应当是一种快乐，这快乐未必来自竞争。后来，足球改革引发了新闻竞争，事情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剧烈变化。1996年1月12日，中国足协新闻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年底，中国队受挫于亚洲杯赛，暴露出诸多问题，其表现自己不满意，也难以向国人交代。一时间，球迷怨声大作，舆论抨击四起，主教练戚务生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备战世界杯外围赛，许多人对国家队的前景比较悲观，甚至对足球改革的看法也发生动摇。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大赛失利后国人出现这种情绪并不奇怪。但是，舆论的低调不全由人们对国家队不大看好所引起。国家队对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的3个对手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越南队的近况缺乏了解，关于形势的判断是以充分估计困难为出发点的。在知己不知彼的处境中，这样做本来无可非议，可教练组多次强调对手无弱旅，就显得谨慎有余了。1997年5月初到6月上旬，国家队打了5场小组赛后，进入亚洲区十强赛已是十拿九稳，可舆论氛围依然十分沉闷。按照赛程规定，主场迎战越南队是中国队备战时间最充裕的一仗。队伍在北京西山屯兵，呈全封闭状态。许多记者没有兴趣再搞什么“探营”之类的东西。球迷当中普遍认为打越南队无需自我紧张，甚至无需国家队出马，派任何一支甲A都可得胜。这时候，非要搬出“5·19”的教训，警惕阴沟翻船的悲剧重演，实在有“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和自作多情之嫌。毕竟，越南队与当年的香港队根本不是一回事。

　　足球比赛千变万化，竞猜比分纯粹是撞运气，但是，准确把握舆论导向应该是办得到的事情。足球改革已经走过四年，又值冲击世界杯赛之年，新闻宣传的问题本来应该由足球界和新闻界共同商议和探讨，可是事情已经引起全社会上上下下的关注。中国的事情往往非等上层领导重视起来，发了话才能办，或才想起来要办。在国家体委研究当年足球工作的时候，新闻宣传被作为“问题”而提出。根据这一精神，于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足球宣传工作会议，虽然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体委和中国足协以不同形式向从事足球新闻宣传的采编人员打了招呼，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效果并不明显。不少记者对加强足球新闻宣传管理抱有情绪。其中，多数人并非有什么抵触，而是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中国足协对足球宣传的社会效果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出现偏差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欠考虑。足球界年年不忘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感谢新闻界的支持，而成绩不好的球队却说“都是你们记者弄坏了事”。中国足协内部一种态度是“新闻离不开足球”，是新闻传媒有求于足球；另一种态度是足协只需按既定进程实施规划，且不管新闻界怎么讲，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两种看法虽然很不相同，可一旦合成了足协对足球新闻宣传的主导倾向，或出现足球也有求于新闻宣传以及新闻报道同足协的既定规划明显相悖的时候，必然引出麻烦，尤其是世界杯外围赛，更提供了大量教训。

　　既然选择足球项目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就应该及时研究以足球新闻报道作为体育宣传改革的突破口，使体育新闻宣传尽力适应体育改革的需要。但是，往往在理解上不一致、行动上不协调后，主管部门才出面补救，而方式又比较简单。老一套的工作方法难以解决新形势下发生的问题，其实是传统的思维方式难以解释改革当中出现的新情况。

　　据说，全国专门或经常刊发足球新闻的媒体有二千多家，吃足球饭的记者有七千多人。新闻传媒种类繁杂，档次不一，机关报、专业报、广播电视各有各的受众群体，采编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都拿足球做文章。加上互联网的崛起，更有许多传闻让人不知信谁的。无事大家好，出事就批评，疏于在分析情况、研究问题、制定规范、争取共识上下一些细功夫，而采取单一的办法面对众多的新闻传媒，这种管理方式本身就亟待调整。

　　指导是主动的，指责是被动的，哪怕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事后批评，毕竟也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前，中国足协召集不同范围的吹风会，和新闻界交换意见，交待报道的原则，强调有关规定。但是，中国队的冲击之旅终归是越走越难，新闻报道注定会有多种声音出现。服务是另一种形式和意义上的管理。缺乏良好的新闻服务，必然影响有效的新闻管理。终归足协有意改变新闻服务的严重滞后，但已经很难消除新闻界与足球界之间业已形成的矛盾和隔阂。中国足协新闻委员会的成立，曾在其他单项协会中产生了积极反应，连乒乓球这样的优势项目都表示要向足球取经，参考足协新闻委员会的章程，加强本项目的新闻宣传。篮球和排球的改革紧随足球而起步，就是没有市场的自行车、冰雪甚至武术项目，都纷纷成立了新闻宣传的常设机构，保持与新闻传媒联络渠道的畅通。就社会影响而言，这些项目的顶级大赛无法同足球的世界杯赛甚至外围赛相比，这在全世界都大体如此，无论各国自己的强项是什么，也无论各国的足球水平相差多么悬殊，传媒都只能顺应大众对足球的偏爱。但是，并不妨碍其他项目的报道能够活跃起来。即使难以形成与足球争风的局面，也不是足球报道本身的罪过。足协在新闻服务上的差距与上述项目相比是滞后的，与足球改革总体步伐相比也是滞后的。足协一些部门决定的事情，连新闻委员会负责人都要从新闻传媒中得悉，足协各部门都能直接向新闻界透露信息，无需通过新闻委员会。如此，主渠道的作用被打了不小的折扣，一定程度上与足协未能及时作新闻发言有关，场内的风波早已平息，场外的传闻仍在沸沸扬扬。体育新闻比其他领域的报道活跃得多，足球报道又比其他许多竞技项目活跃，透明度也高得多。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最终受益的是足球改革与发展的大业，否则，受害的也是中国足球。如果从足球界到新闻界，从主管部门到新闻传媒，大家都有这个共识，都以足球的荣辱兴衰为共同的最高利益，还有什么不能理顺、不能沟通的呢？

　　终于，1997年的深秋时节，中国队又一次在世界杯外围赛的冲击中折戟。团长王俊生和主教练戚务生的表态以及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随后发表的长文，招致传媒新一轮的批评。在制造舆论和利用舆论方面，洋教练倒是很在意。施拉普纳就被认为很会公关，并借记者的笔表达自己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意见。霍顿甚至还利用新闻发布会之机，架起录像机播放自己编辑的中国队比赛片段，为记者上起足球理论课，结果连一些足球战术当中ABC的内容也大受欢迎。米卢更是不错过一切机会，将舆论掌握在自己手中，尽量减少任何对自己不利的报道，并且能说善辩，使足球“真理”永远成为自己手中的武器。

　　最能反映中国足协对新闻界看法的是阎世铎接手以后，于2000年亚洲杯赛后在武汉出席全国日报足球报道研讨会时的一段即席发言。他对足球新闻的总体评价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主流正常，和弦中有杂音；帮了大忙，也添了小乱”。他说，足球报道不仅是在支持足球，也是新闻传媒在为人民做事。现在的足球报道弘扬主旋律不够，主流是批判主义的。有人觉得不批判就没人看，报纸就卖不出去，不跟中国足协对着干就显不出“斗士”的勇气；还有人甚至总结出“凡是中国足协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中国足协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的报道使人感觉中国足坛很乱，很腐败。由于长期缺少鼓励，球员都是在骂声中成长，怎么都不对，把搞足球的人弄得灰溜溜的。

　　阎世铎主张，传媒不应怀疑中国足协，足协应当相信传媒，唇齿相依，荣辱与共。2001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几十名记者追随球队去了印度洋上的一群礁石岛，观看客场与马尔代夫队的比赛，尽管中国队刚刚在西安以10∶1轻取这个世界排名第152位的对手。而后，许多人奔波几千公里，转至金边采访与柬埔寨队的比赛，这个对手的实力在国际足联排名表上比马尔代夫还低20个位次。这样的比赛也有新闻吗？不知问题是该记者回答，还是该米卢回答。米卢为对付这样低档次的对手，坚持要加盟海外俱乐部的范志毅、杨晨、谢晖等人牺牲在欧洲的联赛。这本身难道还不算新闻吗？在这一时期以及后来出现的孙继海和于根伟要求退出国家队的报道，相关传媒和记者只承认未经核实，而国家队新闻发言人董华坚决予以否认，这又能算是新闻吗？秋天的沈阳，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申请采访的记者多达五六百人。组委会先是批准了大约2/3的名额，要求记者们带齐本人身份证、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记者证及本人所在新闻单位介绍信，据此核发了三百多张采访证。能领到一张证件的算是幸运记者，让同行羡慕。后来，说不清是因为逐渐开了口子，还是想让大家在中国队出线后都高兴一回，差不多所有申请采访的记者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挂上了采访证。

　　10月8日，庆贺中国队出线的报纸大多是彩色印刷。大报出版增页，小报发行特刊，动辄便是几十个版，恨不得把出线之战每分每秒都扫瞄一遍。球迷们一般不问价格，也不管是什么报，只要是世界杯内容的，每样一份。那一天，不只一家报纸的特刊卖出200万份以上。真可谓，赛前最忙的是票贩子，赛后最忙的是报贩子。

　　2002年世界杯赛有中国队参加，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足坛的利益格局，引起国际足联的高度重视。中国将成为一些参赛球队旅途中的落脚点。小组赛出线后，部分可能调整赛场的球队将经过中国，进行从韩国到日本或相反方向的中转。第二阶段淘汰赛开始前，国际足联将在中国举办裁判员的再次培训。增加中国球迷和记者赴韩国的名额，也得到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和新闻官库珀的支持。

　　前几届世界杯赛，国际足联每次分配给中国的记者名额都只有十几个，毕竟中国队没有出线，中国的记者也是去报道别人的事情。国际足联的原则当然是首先满足参赛国的记者申请。这一次，中国申请采访世界杯赛的新闻机构有几十家，申报的名额有一百六十多个。国际足联破天荒地给中国传媒105个采访世界杯赛的记者名额，包括80名文字记者和25名摄影记者。

　　国际足联在初次确定比例时曾经批准中国传媒80名记者赴韩国和日本采访。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张吉龙利用到汉城出席世界杯决赛分组抽签的机会，找到了国际足联新闻官库珀，请求为中国增加记者名额。库珀一把将张吉龙拉进房间，看看身后无人，随手将门关好，悄声问：“80名记者怎么样？”张吉龙表示绝对不够。“我知道你会为这件事找我。现在决定再给中国记者25个名额。但是必须说清楚，无论如何不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再找国际足联和组委会，我们不可能提供更多的采访和工作证件了。你们是第四多了，已经很不少了。”

　　在国际足联批准的采访申请当中，日本记者数量排第一，韩国第二，因为都是东道主。上届冠军法国的记者数量居第三。接下来，数量列第四的就是中国了。在所有参加过世界杯赛国家中，只有中国初次上阵就有这么多记者，因为背后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增刊特刊完成了策划，等米下锅呢。

　　足球养活了不知多少传媒和记者，因为有个世界杯，更因为中国队出线了。

　　从娃娃抓起

　　1985年夏天，距中国队5·19失利不到三个月，国际足联创办的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在中国进行了首届赛事。邓小平请人带话给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在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少年队踢得也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就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国际足联把这次世界锦标赛安排在中国举办，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要感谢你们。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及其他领导人眼光看得远，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类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

　　中国足球每每在大赛，尤其是冲击世界杯决赛圈受到挫折之后，就高喊着要从娃娃抓起，有决心，也有规划。但是，随着新一轮冲击的准备，娃娃们的事情又被撂到了一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结果，一方面是娃娃总也长不大，另一方面是突击队总也没有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新人可供选择。

　　1993年，足球改革正在“母腹”之中躁动，中国队在施拉普纳指挥下再次兵败于世界杯外围赛。实际上没有做成国家队主帅的徐根宝决意回到家乡，在上海筹办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取名为“02俱乐部”，意在为2002年冲击世界杯赛的国家队培养人才。就像他曾经喊出“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一样，这一次，徐根宝操持的是中国培养青少年球员当中惟一将目标直接确定在世界杯赛上的俱乐部。在上海江湾体育场，这家俱乐部一度办得有模有样，徐根宝过去的搭档任彬和杨礼敏也来助上一臂之力。如今，差不多花了十年的工夫，“02俱乐部”能拿得出手的杜威、孙吉、孙祥和于涛等后生，虽然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仍需从甲A的磨砺开始。要担负冲击重任，这些孩子还差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再往远一些说，邓小平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1985年的事情，经过17年的风风雨雨，当时风头正劲的新秀高洪波如今早已挂靴，曾经在高洪波绿茵生涯中点拨过他的教练徐根宝和王洪礼仍在甲A赛场上领军征战，麾下的新人在1985年邓小平发表谈话时只有3岁。岁月就是这样无情，有幸成为中国足球第一批踏进世界杯赛场的球员，1985年时大多还是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不会理解一位关注中国足球的老人、国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怎样的一片诚心。当娃娃们都有了娃娃的时候，中国足球终于可以告慰国人，而邓小平就像没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一样，没有机会与亿万球迷共享足球冲出亚洲的欢乐。

　　或许，最要紧的是在“从娃娃抓起”这件事上，究竟摸到了多少规律，立下了多少规矩。尽管世界杯出线在法国、荷兰这样的足球发达国家，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在足球整体水平落后的中国，更不能将其作为衡量持续发展的标尺，但是，资源的有序开发和科学利用永远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山东省电力局潍坊技工学校被改建成了鲁能足球学校，这是中国足坛最完善的一所由俱乐部办起来的足球学校，主持训练的是南斯拉夫国家青年队主教练可可维奇。学校的设计规模可容纳1000名学员在这里踢球和读书，设备相当不错，管理尤其规范，文化学习、足球训练、道德教育，样样有人操心。鲁能集团提出要创建亚洲一流和百年俱乐部的口号，作为中国足球不断进军世界杯赛的人才摇篮，这理所当然是努力追求的目标。

　　大连的足球氛围应当是让人羡慕不已的。1994年，大连足球囊括了全国甲A、青年和女足三项联赛冠军。时任体委主任的盖增圣领我驱车来到市郊一处小院，那是一所小学，教室里面传出朗朗读书声，窗外却是足球队在练球。充其量不过几十平方米的院子，还长着两棵大树。一群男孩儿和女孩儿在认真地传球运球。比起脚下坑洼不平的地面，更令人担心的是领着他们踢球的教练竟是一位身怀六甲的女教师。该女教师夫妻二人都在这里教体育课，院子一角有一间低矮的平房，是他们的宿舍，经常要在这里为孩子们做饭。这样的条件已不是“简陋”两个字所能形容的，这样的境界更不是“执着”两个字所能表达的。返回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条件和传统都不错的东北路小学操场上，学生们早已习惯在夜色中凭着感觉踢球。校门外，他们的父母抱着孩子的棉衣，站在初冬的寒风中，像是在等着孩子长大以后能打进世界杯赛场。那时候，大连市90%的中小学经常开展足球活动，各校男女足球队有七百五十多支，每年6月份是全市的“足球月”。

　　这就是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赛的人才基础和社会氛围。

　　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拔苗不能助长的道理，可是，急功近利的毛病实在难改，许多事情太喜欢搞一风吹，吹得变了味仍乐此不疲，借得风力，又受风害。北京并不是青少年足球开展得最好的大城市，却也拥有六十多个青少年业余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孩子们心目中的目标是将来入选国安队，进而入选国家队。人们扬起脖子望着高高的顶峰，却不注意脚下最近的一级台阶。大批的稚童正是在这最初的迈步时没有走稳，由此而使踢球的事情成了一场好梦，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为此破费了多少人民币，孩子们全然不知。

　　北京有家取名为“振兴”的建筑材料经营公司，虽然不算是小打小闹，但也远够不上财大气粗。公司早就有心解囊相助足球，办个俱乐部，招收一批十几岁的孩子练球。几位在公司里主事的球迷老板还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聘请洋教练，让孩子们从踢球的第一脚，就跟着老外学。这家热心的公司没有囿于高水平的甲级队，而是将视野拓展到绿茵的未来，将兴办俱乐部和聘请洋教练与“从娃娃抓起”联系起来。我在为他们忠诚于足球的痴情竖过拇指之后，不得不提上一句：“难！”请老外来教中国的孩子踢球，这不是帮中国足球盖楼，而是帮忙挖地基，当然很难。

　　然而，比训练和竞赛更难办的是娃娃足球当中的假冒伪劣。2001年12月30日，中国足协注册办公室宣布，又有125名骨龄检测超标球员将受到处罚。官方解释为一些单位、个人和家长为使球员及早加入俱乐部或球队，在青少年球员的年龄上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不正之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制约了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形象。中国足协一年当中曾先后几次检测球员骨龄，7月份对510名骨龄超标的球员给予禁赛1～2年的处罚，成为历史上处罚球员批量最大的一次。8月份，32名女足青少年球员被禁赛两年。获得耐克杯全国青少年足球赛前4名球队的球员骨龄全部超标。

　　随后，中国足协在广东对参加集训的881名17岁以下球员检测骨龄，超标者占受检测人数的14.2%。其中，11名入选国家少年队的球员将被清退，其他骨龄超标球员一律不得入选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和奥林匹克队，收回其注册、转会和参赛资格登记证，并禁赛一年。在这次检测中，浙江绿城俱乐部年轻球员骨龄超标多达11人，受到通报批评。骨龄检测的办法原本用于运动员选材，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年龄鉴定方法，其误差约为3 %。中国足协制定的标准容许球员骨龄大于填报年龄1.5岁，已经相当宽了。这一年，另有9 39人经俱乐部和地方足协自查自纠，主动到中国足协要求改正虚报的年龄。这样，全年被查和自查虚报年龄的青少年球员总共有1608人，被处罚的有669人。中国足协表示，这项纠风措施将长期坚持下去，以彻底解决球员虚假年龄的问题。

　　其实，年龄和资格问题曾多年困扰青少年足球，最严重的隐瞒了4岁之多。以往，国家青年队和少年队中都有此类现象，而亚足联在这方面的纵容，使亚洲青少年比赛一直存在老实人吃亏的问题。中国足球界内部也有人主张在关键位置上安排个别超龄球员，以对付水分高的对手。国际足联不似国际奥委会，有诸如“更高、更快、更强”之类的崇高追求和信念，FIFA惟一打出的黄色旗帜上只写着“公平竞争”。真能做到这一条也好，可实际上还是看不住。比赛尚未开场，因为年龄上搞鬼，已经注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假球了。在青少年比赛赛场上出尽风头的球员，等不到在世界杯赛上建功立业，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沉落下去。与花钱受累培养出未老先衰的大龄青年相比，组织健力宝队留学巴西引发的争论在于这是中国足球在战略上的失策，还是运作上的失误。5年的时光，从全国几百个同龄的足球娃娃当中精选出来的几十个孩子，送往足球王国深造，原本指望他们在1997年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崭露头角，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进入八强，2002年世界杯赛上闯出小组赛。结果，今天留在国家队主力阵容里的只有李铁和李玮峰两人，成材率不足10%。

　　留学归来，队伍遣散，多家俱乐部争着索要自己的“财产”，领回已经长大的孩子。可惜，孩子们连报效的能力都还不足，除了辽宁的李金羽、深圳的李毅和北京的陶伟等少数人，都逐渐让出了球队的主力位置。几百万美元的投入固然存在效益问题，而人才资源的浪费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这批“留学生”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职业联赛赛场上都见不到踪影了。一次以冲击世界杯赛为目标而组织的大规模选秀和跨国培训行动，其失败该由谁来总结教训和承担责任呢？

　　20年光阴荏苒，中国足球终于圆梦，得以到世界杯那个渴望而又陌生的赛场踢上一脚。人们希望中国的足球也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尊重科学和按照足球运动自身规律办事，还不那么自觉，不那么情愿。中国足球企盼着成熟与收获，可是下在播种与耕耘上的功夫远远不够，也还不甚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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