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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
从年维泗到阎世铎
中国足球反复无常，令众多观者喜怒哀乐无以自主。一切都司空见惯，一切都转瞬即逝。谁不愿意用憧憬的曙光驱散留在心头的阴影？毕竟“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
”。好在整个中国体育界，足球最不怕讲“困难”、“危机”和“挫折”。没有忧患，何来奋起？如同一名优秀的射手，并非生来就踢得准，而是比别人更善于弄懂为什么有些球踢得不准。
为中国足球当家，可能是最容易出风头的角色，又是最不好干的差使，而且是挨骂最多的官员。
中国足协成立于1955年1月3日，前后有4人担任过足协主席一职。限于当时的管理体制，黄中和李凤楼担任主席时，足协只是一块牌子，主要用于对外交往，直接负责国家队组队、训练和比赛的是国家体委训练局。1985年世界杯外围赛受挫，中国足球陷入低潮，袁伟民出任中国足协主席。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和训练竞赛二司副司长陈家亮等组成足球领导小组，下设由原二司足球处转成的足球办公室，这已是那个时代经过积极努力所能争取到的体制改革了。4年之后，年维泗成为中国足协第四位主席，也是惟一真正以这个身份掌管足球的当家人。1992年，袁伟民再度出任中国足协主席，此后直接主持足球项目管理的责任人，都是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职务工作的。
老年在足球界德高望重，是1954年赴匈牙利留学的中国青年队队员，亲身参加过1957年与印度尼西亚队争夺世界杯外围赛小组出线权的比赛，三次在困难时期出任国家队主教练，桃李满足坛，主持足球项目的管理可谓众望所归。老年在足协主席的位子上只干了三年多，正是这三年多的承前启后，对1992年红山口会议起步的足球职业化体制、俱乐部建设和市场开发，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许多积极的尝试都是在这一时期由年维泗提出并督促实施的。面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国际足球发展的趋势，年维泗主张开放思路求改革。他多次对我说：“能不能帮忙从社会各方面请一些专家来，听取他们对足球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不然，只在足球界的范围里探讨，其知识结构和思路都很有限。”老年明确提出，足协的工作人员也存在结构的障碍，以后一定要考虑吸收学法律、经济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足协来。当时，足球乃至整个体育界各个项目都有一项惯例，全国比赛拿了好名次的队伍，安排一次出访比赛的机会，说是任务，更多的是政策上的照顾。在一个出国可以采购一件免税家电的时代，哪里谈得上什么练兵和争光。年维泗对地方球队出国比赛的随意态度非常不满，甚至为此大为光火。整个亚洲足坛热衷于举办国际邀请赛，成为传统赛事的有印度的尼赫鲁金杯赛、泰国的国王杯和王后杯赛、马来西亚的默迪卡(独立)杯赛、新加坡的鱼尾狮杯赛、日本的麒麟杯赛等。这些比赛大多水平一般，赛地多在东南亚国家，东道主球队尤其不好对付。但是，有些赛事是对方负担经费，比赛打不好，以后就可能不再邀请中国派队参赛。由于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和亚洲杯等比赛中多次阴沟翻船，被弱队以死守和偷袭赢球，老年提出冲出亚洲必须首先扫清外围。对一些地方球队出国参加邀请赛随随便便输给对手，回来无意反省，老年非常气愤。记得在海埂基地召开的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广东队主教练岳永荣汇报发言，说到球队参加联赛后来不及休整就出访，导致成绩欠佳。老年当即打断，说：“两个星期嫌少，三个星期够不够？总得规定个限度，不能踢不好总说队伍疲劳，还有什么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惯。这样下去，谁还愿意邀请我们参加比赛？”
老年说：“中国人习惯对上级负责。哪些是虽然没做但应该做的，怎样把确实能够做的做起来，得有个条文。只要作为文件下发，还是好执行一点。今天不能实行的，要考虑明天行不行。”足球圈子里的人常觉得老年说话太尖刻，脾气大得让人敬而远之，其实，他也有动情的时候。面对当年与自己一起踢球的队友和指导过的队员，年维泗激动地说：“聂卫平最喜欢引用老子的一句话，‘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身处困境的各位足球界同仁，咬咬牙吧，多少人误解我们，为了我们的民族，挨骂又何惧哉！不能玩世不恭，有可能要咽下去，光发牢骚管个屁用！都强调自己的困难，年维泗何尝不困难！足球需要的是创出个路子，别总是窒息啊，忧郁啊。只要大家团结，总能够干起来，否则，没有希望！”
1993年，中国的改革大潮急涌。10月中旬，在大连棒槌岛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进行了紧张而热烈的争辩。洋洋万言的中国足球转轨改制法规即将出台。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何况年景不错。但是，辛勤劳作之后，人们发现庄稼长得并不那么整齐。同样是黑白两色的足球，到了中国人脚下特别不听话。当国际足坛准备热热闹闹地迎接新的一届世界杯赛时，中国足球又一次早早退场。中国人何时才能在那块神圣的绿茵场上潇洒走一回呢？
代表们面前摆放着一份《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这份已经四易其稿的文件提出了未来10年之内中国足球的形势、任务、目标和改革的步骤与措施。说腻了“足球是圆的”，方知足球运动的轨迹很有学问，此时终于有了总体设计的草图。
规划中的具体目标是：今后10年中国足球总体实力位居亚洲前列，男足进入世界杯赛前16名和奥运会前8名，女足进入世界前3名，主要甲级队达到亚洲先进俱乐部队水平。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规划！然而，与会者的争论恰由此开始。
人们将这个“具体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世界杯赛进入前16名，这是连续两次代表亚洲出战的韩国队至今尚未实现的梦想。对中国队来说，谈何容易，谁也不会忽视中国19岁年龄组的队伍已经连续四届在亚洲青年锦标赛上被淘汰的事实。中国足协组建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深造5年，学成归来已是1998年年底，假如效果不甚理想，还来得及干什么呢？一位与会代表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规划和目标让人看了心虚。”
年过六旬的前国家队主教练方纫秋在发言中说：“国家体委领导不因中国队又一次冲击失利而否定足球界的工作和努力，但是国家队始终没能达到人民希望的水平，一再受挫。大家干了几十年，能做好一件事也行啊！与个人终生痛苦相比，国家的耻辱是更大的事。”一向说话谨慎的方老先生斗胆指出对当时国家队的印象，一是狂妄自大，二是心胸狭窄，三是无所作为。水平不高，又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他认为，只要足球界不搞内耗，把劲儿使在一起，冲出亚洲应是近期就能实现的目标。
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足球水平低落，宁可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而袁伟民则代表中国足协提出在具体目标前加上“力争”二字的修改办法。谨慎预言胜于乐观想像。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让多少人伤心，但却恼不得，更急不得。足球界呼唤改革久矣。在中国体坛，许多项目还在解释传统体制优越性的时候，足球界已经大胆讨论以往体制的弊端了。棒槌岛会议上，深化改革成了主题，议论的焦点是足球协会实体化、建立足球俱乐部、发展足球产业。与年维泗相比，王俊生赶上了好时候。这份《十年规划》正是他的精心之作，也体现了他作为中国足球决策层代表人物的思想脉络。会场上出现了一些“总经理”、“董事长”身份的圈外人士，不少老面孔所代表的单位也换成了某某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破与立交错的时代特征活跃了会议的讨论和人们的思路。足球协会是管事的，还是干事的？足球俱乐部应当解决球员的后顾之忧，还是断其退路？巧了，人们企盼的与顾虑的竟是同一对象。
有人统计归纳，在足球运动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广东、广州等省市，已出现近百个规模、类型和层次不同的足球俱乐部，仅上海市就有38个俱乐部，各地为开发足球产业成立的公司多达数十家。这些俱乐部又分为赞助式、联办式、企业自办式和球会式等不同模式。这意味着今后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突击队将不再是由各地专业队球员组成，而是以各俱乐部精英在全新体制之下通过职业联赛的表现竞争产生。喊了多少年“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口号，势必被“国内竞争，合力冲击”所替代。国家队的基础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足球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制度和职业化管理已逾百年，而今，落后的中国足球终于认真从体制上检讨自己的差距，把先进的足球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战术，拿到足协高层次会议上加以研究。然而，职业、半职业与业余之分，究竟是指球队，还是指俱乐部，众说纷纭。人们并不准确地了解自己羡慕的对象，依样画葫芦也就不那么容易。
来自湖北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肖爱山说：“足球改革的目的应当是把足球运动水平搞上去，不是看谁学人家学得最像。”另一位中国足协副主席崔大林来自辽宁，他提出足球职业化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取决于体育主管部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俱乐部要适应市场经济与球队管理，需将行政、经济和法律三种手段并用，增强竞争、纪律和约束三种机制，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拥有30万足球人口的大连市建起了足球特区。市体委主任盖增圣解释说，足球特区就是要在足球运动水平上先强起来，我们对文化类特区的规律缺乏研究，其实，现在搞足球特区，是为了将来取消特区。
在小组讨论会上，袁伟民插话说：“辽宁足球队在国内比赛拿下十连冠，听说有个别老将因为是场上主力，每周只有一次正经训练。改成了俱乐部制，要是还不练，该怎么办？人才不能流动，有了好教练，教谁去？外国搞俱乐部制，照样有水平下降和俱乐部垮台的。中国队4次世界杯外围赛的冲击都输给了弱队，不服气，又不好好总结，一会儿说换谁干也不至于这样，一会儿又说换谁带也会是同样的结局。如果队伍的训练管理与足球体制改革不同步，水平还是上不去，偶尔上去了也站不住脚。”
会议期间，正值亚洲俱乐部优胜者杯赛在大连举行，大连队被香港南华队淘汰。轰轰烈烈的讨论碰上了冷冰冰硬梆梆的现实。联想到《十年规划》当中有关冲击世界杯赛的指标，对中国足球技术水平进步迟缓的原因，人们很难统一认识。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足球队伍的训练？建立与国际足坛接轨的职业化管理体制，能否短期见效？革除羁绊，可能阔步迅跑，也可能反而不知所措。中国足球只有在大胆改革的同时，强化训练，才能有所作为，当年“三从一大”的训练要求正是中国足球界最早提出的。
八年之后，王俊生回过头来反思自己当初的设计，他辛辛苦苦为之付出一切的中国足球，依然与世界杯赛无缘。他不甘心，不服气。他得到了教训，却失去了机会。衡量功过是以进军世界杯赛为标志的，他很清楚，自己任职期间，中国足球在重大赛事中没有取得标志性的胜利。年维泗没有条件做的事情，王俊生做了，做得很努力，通过积极改革摸到了世界杯赛“入场券”的一角，但最终又交给了对手。有朝一日“革命”成功，他也成了曾经栽过树的“前人”。
竞技场上赢得喝彩最多的永远是接力赛中跑最后一棒的选手，而不是起跑的；排球场上让观众叫好的永远是扣球的，而不是二传手；足球场上成为英雄的永远是射门的，而不是传球的。2001年，旧书中的话叫做“正值风调雨顺”，上任一年多的阎世铎成了中国足球圆梦时期的主持人。20年来的风雨路，阎世铎只走了最后一段里程。算起来，他的前任也都曾走到过“只差一步”的阶段，却阴差阳错地被历史放到了另一边。
阎世铎对冲击世界杯赛的兴趣和注意力都没有超过他的前任，也不及他自己在足球管理的其他方面那么投入和在行。他毕竟没有以当事人身份切身感受过世界杯外围赛的刺激。当初苏永舜率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阎世铎不满而立之年。正是随着中国队5次发起冲击又屡屡受挫，阎世铎步入中年。这是人生中不再冲动也不再迷惘的阶段。足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机会色彩的运动。那一阵，对于米卢率领中国队再次向世界杯决赛圈发起冲击，阎世铎跟所有关注着中国足球的人们一样，心里并不踏实。
中国足协成立了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领导小组，他亲任组长，又提出拥有国脚的俱乐部老总在比赛时到现场观战助威，将整个足协和俱乐部都调动起来，尽管并不需要足协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直接参与外围赛，但是惟有如此才能形成人人有责的氛围和凝聚力，才能摆平和避免许多人为的麻烦。“最重要的是队伍本身”，阎世铎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国家队在外围赛过程中调换了领队，充实了技术顾问，明确了中方教练组的人员和职责，两位副手南勇和张吉龙一里一外分别掌握着队伍和赛区，能做在明面上的事情都做了，但是仍有种种议论和传闻。
2001年6月，阿根廷西部边境，安第斯山脚下的门多萨，中国青年队正在那里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阎世铎对沈祥福执教的这支队伍很放心，更希望利用难得的机会实地考察这里的足球俱乐部，但是国家队的情况让他放心不下。在酒店宽敞的房间里相对而坐，斟上一杯香茶，“来吧，就咱们俩。对国家队，对米卢，有什么想法，只管放开谈。”其实，他已经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十强赛组织和指挥的方略。也许因为都不是踢球出身，也许因为没有旁人在场，尽管设想中的预案大多并未出现，一些建议也似乎没有了价值，但阎世铎还是仔细记了下来。
8月的一天，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阎世铎约请几个俱乐部老总和地方足协负责人到北京西山，关起门来议商起草《2001～2008年中国足球运动发展规划》。散会以后，他又在下山的路上重复了一遍：“十强赛一旦有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出点主意。”我当然懂得有备无患的道理。他连“联赛暂停升降级就是拿世界杯当赌注”这样的话都能听下去，应该是很有主意了。
小组赛虽然出线，但是中国队踢得让人无法快乐，从昆明到广州，到处有“米卢下课”、“国家队解散”的呼声，上海更出现了“扬子江在怒吼”的场面。最后一期集训中的两次重要动员分别由徐寅生和袁伟民来讲，人家是带过队伍打过大赛的老兵，在体育界里够得上将军级别，说出话来队员、洋教练都服气。阎世铎坚持要求国家队训练和比赛部署要以米卢为核心，在实际工作中宁肯自己扮演遥控的角色，减少亲自出马。
1997年和2001年两次向世界杯决赛圈的冲击，结局大相径庭，其两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采取了不同方式来主持战役。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王俊生的失败帮助了阎世铎的成功。
从苏永舜到戚务生
20年当中的6次冲击，其中4次是由中国本土教练指挥的。他们带队征战世界杯外围赛时的年龄，苏永舜是47岁，曾雪麟是56岁，高丰文是50岁，戚务生是53岁，平均年龄为51.5岁。从经历和性格看，前两位都是进过大学的广东人，后两人都是自幼在东北踢球长大的。从踢球时的场上位置看，这四人早年都入选过国家队，苏永舜是前卫，曾雪麟是守门员，高丰文和戚务生都是中卫。高丰文和戚务生还先后担任过国家队队长。从个人执教履历看，前两人分别是通过执教广东和北京这两支地方队在国内比赛中成绩优异而被提拔的；高丰文是凭带领国家少年队和青年队以及参加奥运会外围赛的成绩，赢得了执教国家队的机会；戚务生则兼有执教国家级球队和地方队的实际经验。从比赛过程看，只有曾雪麟执教时是在预赛阶段被淘汰的，其余3人都将队伍带到最后一战才告失利。
可以说，这4人是新中国足球几十年奋斗过程中不懈追求的运动员代表，是最近20年当中担负冲击重任的教练员代表，是中国足球在有局限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他们没有为中国足球留下成功的经验，却积累了痛苦的教训。屡战屡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体制束缚，技不如人，没有经验，运气不佳，哪一条理由都能成立，哪一条也都能被持不同见解者驳倒。于是，弄出个“中国足球患有综合症”的说法。
当职业联赛开展后，外籍球员和教练员大量涌入中国足坛，他们自己说过，旁人也看得出，中国足球运动员名为职业化，但大多数人不具备最起码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不过，上述4位国家队主教练倒是从踢球的时候起，就很能自律，成为国家队主教练以前，也都是非常投入的。没有一个人是只想试试看，而都是有着强烈的愿望要实现自己踢球时未能完成的目标，因而格外珍惜获得的机会。
分析和总结这4位中国教练员未能带队冲出亚洲的原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遗憾的不仅是他们没有获得成功，而是中国足坛没有人将教训当成财富。1994年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举行的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袁伟民曾经明确发问：“世界杯外围赛上的两个3分钟，高丰文是如何总结的？全国所有搞足球的人又是如何总结的？”足球场上的教训本身都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之后换来的，中国足球不善总结，甚至从感情和心理上不喜欢总结。于是，失利的教训也就不如成功的经验更受重视。当同样的错误以同样的和不同的形式被后来人重复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增加了教训的数量。中国教练员执教带有共性的弱点究竟是什么，他们自身有没有可能解决和改进?这样关键的问题长时间被回避。主管部门要做的只是选择每一位败军之将的继任者，并没有把帮助败军之将总结教训当成一种责任。循环往复，便有了屡战屡败。好在只要工作着，就总有成绩可讲。
如果以亚洲杯赛而论，苏永舜带的中国队小组赛被淘汰，曾雪麟带队打了个亚军，高丰文带队的成绩是第四名，戚务生执教时在1/4决赛失利。亚洲杯赛是仅有的一项上述4人都曾率队参加过的亚洲大赛，而每届亚洲杯赛都安排在世界杯外围赛前几个月进行，由此可以观察到队伍的准备情况。做个简单的比较，亚洲杯赛成绩最差的苏永舜，是世界杯外围赛成绩最好的；曾雪麟是亚洲杯赛成绩最好的，却是世界杯外围赛成绩最差的；高丰文和戚务生带队，世界杯外围赛的成绩略好于亚洲杯赛。1992年至1993年，德国人施拉普纳执教时，出现了与曾雪麟相似的情况。中国队取得了亚洲杯赛的铜牌，是在这项比赛中的第二个好成绩，但在世界杯外围赛中也打成了小组赛未能出线的第二个坏成绩。而高丰文和戚务生执教时，中国队在亚洲杯决赛和世界杯外围赛上的成绩发展趋势，与现在米卢蒂诺维奇执教的过程差不多，都是越打越好。亚洲足坛远没有像欧洲人那样把本大洲的杯赛看得非常重要，亚洲杯赛对于球队成长与成熟的作用，应当是中国队主教练执教中的一项战略内容，而不是战役性的比赛。这是减少球队在人员、战术和心态上过度起伏，保持稳定和渐进发展的一个台阶。在治军方面，中国教练大多讲究感情投资，高丰文尤其将自己与球员的关系和化解队内矛盾的办法归纳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国家队教练都不喜欢与球员发生正面冲突，可是矛盾的出现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寄希望于球员自律的管理方式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使球队造成硬伤，但对凝聚力总还是有所削弱的。周边环境还要求教练们必须注意调整与人、与地方队乃至与俱乐部之间的微妙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与主管部门和决策层的关系。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无论是当年的国家体委训练局，还是后来的中国足协国家队管理部，再加上国家队在备战、热身和大赛中少不了的外事安排，需经国家体委国际司和足协外事部协调，身为主帅，不能不为这些事情分神。当然，并不等于说“婆婆”与“媳妇”之间的矛盾总是一方有理。1985年，曾雪麟提出去香港观看5月4日同组中香港队与澳门队的比赛，未获批准。其实香港队不要说短短3个月之内不会有很大变化，直到今天也还是老套子，能去看当然好，去不成也不至于因此而遭遇“埋伏”。可是，由于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5月12日来北京侦察了中国队与澳门队的比赛，而曾雪麟没能去成香港，这竟被一些人说成5·19中国队输给香港队的原因所在。谁都明白，中国的有关部门为内地人办理赴港公务手续，还不如批准和接待香港人来访更卖力。
1997年戚务生带队备战外围赛时，执意将队伍拉到英国去集训和热身。足协倒是很配合，而足球界里有位过来人认为，这种远程集训曾经有过得不偿失的教训，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奇怪的是戚务生兵败之后，人们好像早就忘掉了这件事，没有人将输球的原因归结到热身的疲劳。在最重要的战术设计、演练和临场指挥方面，四位教练的长处各具特色，而弱点则大体相似。苏永舜努力改造中场，试图将简单生硬的踢法变得有组织、有节奏，走出一条技术足球之路，可惜缺少强悍的中锋和后防核心来完善整体攻防；曾雪麟在北京队弄出一套“小、快、灵”，但是执教国家队后变成了大闹禁区，结果在死缠烂泡的香港队面前，前场后场两个禁区都出了问题；高丰文强调体能和防守，还破天荒地在4个后卫位置上起用了3名老广；戚务生最看重的是队员在对抗中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如果比较一下训练的计划、内容、手段、质量和针对性，这几人确实是中国足球教练员当中的佼佼者，在他们各自的足球理念支配下，按照自己对足球运动基本规律的认知，重点解决某一时期内的要害问题，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和效果。但是，在大赛作战方略的把握和临场指挥方面，这4人的气质都偏软偏细，不属于多谋善断的类型。
这4名教练员年龄相差15岁。在人品、学习和事业发展最为关键的青年时期，他们都赶上了政治空气不正常、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年代，又都接受过传统教育，在思想认识和待人处事方面中规中矩，不善张扬虚夸，属于“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教练的话，听组织的话”一类，不但能够吃苦耐劳，而且还能忍辱负重，有的教练本人或家庭还承受过不公待遇。平时训练迁就主力队员，临战时又容易耳根子发软，导致赛场决策优柔寡断或判断失准，用人有误。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教练员的可贵之处和致命的通病。
在一次全国足球训练管理工作会议上，上海队主教练方纫秋说：“1982年的世界杯外围赛要是冲出去了，就会成为足球的容国团，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湖北队老教练龙仕君说：“国家队一马当先，就能带动全国足球万马奔腾。”广东队主教练梁德成说：“二十几年了，眼看要翻身，又没翻成，水平上不去，心里很惭愧。”
这正是全国足球界对国家队及其主教练的期盼和重托。直到2001年秋天，中国足球队终于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早已身在局外的年维泗说：“这一回的机会固然难得之好，可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换成中国教练员带队一样可以冲出去。我看，真是交给中国教练员带队，很可能还是不成功。就说大赛前集训中做游戏和游泳，哪个中国教练敢这么放松？”
从施拉普纳到米卢
在徐根宝带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外围赛受挫以后，聘请洋教练的舆论喧嚣一时，逐渐进入了具体磋商阶段。中国足协派出马克坚赴德国，与古广明推荐的德国曼海姆队教练克劳茨·施拉普纳接触。由一名在德国踢球的运动员为中国国家队介绍洋教练，这事本身就够新鲜的。眼看洋教练到来的日子不远了，中国足球决策层决心已下，可是国人对迎接洋教练的心理准备尚不到位。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明白了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不大懂，也不大会，请老外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帮忙把中国人做了很久但总没做好的事情做好，并在这一过程中教给中国人几手。早在1984年，天津队里曾经来过一位名叫雷米的德国教练，是第一位在中国的地方球队担任主教练的外国人。也是在这一年，武汉柴油机厂邀来了另一位德国人格里希。两年后，雷米并没有使天津足球队发生巨变，原来执教的本土教练严德俊说，雷米的训练量太小，以致在他收兵之后，中国教练常常要将队伍重新拉到球场上去补课。可是，格里希却在同样时间里，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的面貌。洋教练在足球界说不上成功，而洋厂长的故事却轰动了企业界，创造了智力引进政策的范例。
格里希的确帮助中国人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直到回国时他还是看不惯、想不通。他亲自示范，手把手教工人一丝不苟地操作，可一转身，工人还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我整天都在为一些技术问题而操心、生气，想不到现在还要花精力同这些错误行为作斗争。”中国企业界向德国人求教，中国足球界也看中了德国人。其实，师从德国足球并非初衷，中国足球界早就有过走南美技术型道路的主张，却从来没说过要踢德式足球。真正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赞助这次请洋教练的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是中德合资企业，自然要将聘请的对象限制为德国教练员；二是中国足球所需要的不是德国人的踢法，而是以作风和纪律严明著称于世界足坛的德国足球精神。中国人踢不好，可以请老外指教；可要是不好好踢，难道也是老外能指教的吗？做工也罢，踢球也罢，都得严格要求，乐于吃苦，用格里希的话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应该我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而应该你们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改革、引进，首先要克服自身的许多陋习，才能接受先进技术。不好好踢球的人，是注定踢不好球的。不根本改造中国足坛训练和比赛的普遍态度，就把希望寄托在老外身上，恨不得请个神仙来，殊不知老外也正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球员身上。联赛中存在着说不清的假球，洋教练选拔球员也会挑花了眼。
洋厂长临走撂下一句话：“中国人很聪明，问题是想不想干。”洋教练到来的时候，中国足球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中国人在足球方面还不很聪明，但很想干”。否则，吃亏的还是中国足球。
施拉普纳在训练、管理乃至体制和教育等环节上，与中国足球传统观念及做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冲突。作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施拉普纳从应聘之时起，就有自己的工作流程。他不一定能实现世界杯外围赛出线这个目标，毕竟中国队的实力有限，他的任期更有限，但是，他的所有努力都必须始终朝向这一目标。施拉普纳纵使每天24小时怒吼，几个月的时间里也无法改变球员几年形成的习惯。中国足球有可能在大赛之前摆正自己的位置，却不可能在大赛前夜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技术实力。
从高丰文到戚务生，从施拉普纳到米卢蒂诺维奇，中国足球在选择本国教练与聘请外籍教练的徘徊中兜了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和4届世界杯外围赛的机会。究竟米卢比施拉普纳的高明之处是业务水平，还是足球理念，抑或是大赛经验？中国足球自己必须搞清楚，因为洋教练终归不是主人翁。
中国足协聘请两位外籍教头的决策者都是王俊生。但是，王俊生本人一再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是坚决反对聘请洋教练，也反对聘请洋裁判的。但是现阶段中国足球需要借助世界足球先进的和成功的经验来提高自己，将来一定还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甚至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8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的历史，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有了聘请施拉普纳的教训，中国足协也学得聪明多了。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给洋教练用协定合同的方式下达了任务和目标。施拉普纳要完成两件事：一是带领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出线；二是提高中国教练员的执教水平。而交代给米卢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冲出亚洲。施拉普纳从来没有执教国家队的经历，也就无从谈起征战世界杯外围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足协挑选外籍教练中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米卢有过4次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本，这是施拉普纳无法相比的，也是中国足协最看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协聘请外籍教练，本身也在积累经验和教训。
施拉普纳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与米卢也大相径庭，一个主张严肃紧张；一个主张快乐活泼。一个强调要有豹子精神，到了门前要有一种连人带球踢到球门里的气魄；另一个则善于因势利导，甚至诡辩和耍赖，开一些很过分的玩笑。改革开放20年了，中国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方法上，不像经济领域里的事情那样容易交流和接轨。米卢宣扬的快乐足球理念，就让中国足球界搞了半个世纪的几代人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足球观。中国足球冲击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米卢个人的行业声誉和物质利益。他比谁都在乎比赛的胜利，却始终非常自信，简直像是在自己哄自己。
金志扬曾经在最近5年当中，先后为戚务生、霍顿和米卢担任助理教练。2000年初，老金在霍顿“下课”而米卢又没上任的两个月中代行主教练一职，指挥中国队保持全胜，一球不失。在米卢刚来到中国队的时候，老金对米卢的许多做法难以理解。但是，他尽力去配合洋教练，并有意识地琢磨米卢的做法究竟是何道理。直到中国队成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之后，老金从心底里感到，中国足球没有过成功的记录，中国教练也没有成功的经历，大家只是站在门缝外面张望，并不真切了解里面发生的事情，也无从感受。米卢有4次在这个决赛圈子里面闯荡的亲身经历，他讲的做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扇大门里面得到的，而中国教练员还没有一人跨越过那道门槛。
事实证明，中国足球现阶段聘请外籍教练员执教参加大赛的国家队，必须以是否具有执教成功的经验作为确定人选的第一标准。英国人鲍比·霍顿受聘出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后，确实凭借自己的学识和丰富的足球理论给中国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补过重要的一课，也无愧于国际足联讲师的称号。但是，他本人没有征战世界杯赛的经历，带队实践也并非特长。尽管中国足球冲击成功的积淀中，霍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他亲手完成这一历史过程，恐怕是脱离实际的。最终，是米卢帮助中国足球吃到了这个馒头。
中国足球界对聘请外籍教练一事有过不少议论。有的认为中国足球已经具备实力，应该请洋教练相助，完成冲出亚洲只差的那一步；有的认为请洋教练为的是提高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而不是一次或是一场比赛的得失；有的说请洋教练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尝试与突破；还有的说洋教练也是人，不是神，不可抱有过高期望值。
当初施拉普纳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足球还没有职业联赛，极少有人得到过洋教练的指点。而米卢来到中国足坛就职的时候，国家队中很少有人没跟随过洋教练，有些球员已经先后师从多位洋教练，自己心中有了比较和鉴别。教练与球员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在国家队队员当中，有反对过施拉普纳的，也有反对过米卢的，反对的方式有所不同。不能因为施拉普纳是失败者，反对他的意见就都是正确的，也不能因为米卢又一次获得成功，真理就都在他的手中。
足球界从来缺乏平心静气研究问题的空气和习惯，行会习气的遗风更在教练与球员之间难讲民主。不光中国，在足球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更甚。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往打了太多的败仗，总结得再好，也不过是将悲剧剖析得比他人深刻罢了。米卢将中国队第一次带进了世界杯赛，除了激情洋溢的庆贺之外，听不到足球界谁来做出有业务内容和学术价值的总结，不要说“玉”了，就连“砖”都没抛出来，好像都在等着什么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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