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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二十年的世界杯
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史学家们习惯于将漫长而浩瀚的历史进程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以此建立自己学说的视角。尽管世界杯足球赛始创于1930年，至今不过72年，比起1896年开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893年开始的世界自行车锦标赛、1898开始的世界举重锦标赛、190年开始的世界体操锦标赛、1926年开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许多单项比赛，“年纪”不
能算很大。国际足球联合会成立于1904年，也比1892年成立的国际赛艇联合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1900年成立的国际自行车联合会要年轻得多。但是，足球运动的职业化管理体制和商业化运作机制发展迅速，不但有“世界足坛无小事”的说法，更被认为足球没有一天不出问题。因此，将脉络缩短到最近20年留下的印迹,将焦点集中到最近5届世界杯赛，将思考收拢到观察所及的1982年到2002年，或许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
1.赛场外的争夺战争夺领导权
从1982年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杯赛，到2002年在韩国和日本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杯赛，世界足球的历史经历了最为动荡的20年，各种矛盾先后爆发，两任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阿维兰热和布拉特分别采取了保守和灵活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试图通过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又最权威的单项体育组织，引导足球运动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成员复杂、利益不均的大家庭中，不能没有家长和家规，而家长又永远无法牢牢控制所有成员的思想和行动，毕竟“孩子们”已经长大或正在长大。于是，世界杯赛成了谁都离不开谁的纽带和争权夺利的价值链。
围绕世界杯的定位，国际足联与欧洲和南美足球界的巨头们总有喋喋不休的争论。没有谁能否认，欧洲和南美代表着世界足球的最高水平，是现代足球运动的竞技支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欧洲和南美赛场上的绿茵大战，正是由于在两大洲以外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才能如此兴旺。世界足球运动这座宝塔从基座到顶尖的所有问题，都是它的领袖们无法回避的，必须得到妥善处理，而不能仅在口头上许愿。
欧洲人跟南美人在足球利益上也时有争端发生。从骨子里说，欧洲中心论一直是欧洲人丢不下的意识。1904年，国际足联正是在荷兰、法国、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瑞典和瑞士这7个欧洲国家发起下成立的，其总部先后设立于法国巴黎和瑞士苏黎世，始终不曾离开过欧洲。1974年巴西人若奥·阿维兰热当选之前，国际足联的六任主席都是欧洲人，而历史上担任过秘书长一职的7人全部是欧洲人。在阿维兰热行将告退的1998年，瑞士人布拉特和瑞典人约翰松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周游列国拉选票。最终，布拉特以“人人为足球，足球为人人”的动人口号、多年担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资历和有嫌疑没证据的台下动作，当上了第七任FIFA主席。其实，无论那场竞选的结果如何，国际足联连同它所主办的世界杯赛都已注定要回到欧洲人领导之下，只是亚非国家更希望布拉特在竞选中答应的事情能够说到做到。
布拉特竞选成功之前，全世界足球界很少有人见过他单独行动。在人们眼中，他始终是阿维兰热的助手。出席各种活动和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他几乎是阿翁的随从，甚至在许多会议上甘当阿翁的译员，不像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倒像是主席的秘书。这种作法不乏韬晦之意。实际上，他不但对国际足球运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现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有时与阿维兰热的看法相左。久而久之，便有舆论放出风来，将这种矛盾越来越表面化。难得的是在包括向亚非国家推广足球运动和世界杯赛改革等重要议事中，布拉特支持着阿维兰热，而在布拉特与约翰松争权的时候，阿维兰热也支持了布拉特。
国际足坛的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同为巴西人的阿维兰热与球王贝利不和，贝利支持约翰松接替阿维兰热的主席之职，阿翁提议让布拉特来干。其间，利益与策略交替发挥着主导作用。世界球王贝利作为1998年世界杯赛法国组委会两主席之一的普拉蒂尼与布拉特关系甚笃，他既不公开反对国际足联对法国组委会的种种指示，又以个人前程为代价充当布拉特的竞选伙伴。法国足协的立场和普拉蒂尼的人缘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欧洲国家支持约翰松的一致性，直至影响到竞选的最终结果。
对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足球协会来说，一会儿听到贝利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周游世界为阿维兰热拉选票了”，一会儿又听到阿维兰热反驳说“想想我是怎样使他17岁就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的吧”。这种空气让人受够了，加之约翰松一句“国际足联主席一职应当属于欧洲人”，欧洲至上的思想十分露骨，无意之中促使世界足球界接受了温和的布拉特。
为解决“提前多长时间召回国脚备战世界杯赛才算合理”的问题，各国俱乐部与国家队之间时常发生争议。早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阿维兰热就表示，要研究制定一份统一各国联赛赛期的全球时间表，相应的问题是各国参加联赛的俱乐部数量也必须尽量平衡，以消除可能对世界杯赛质量下降形成的威胁。布拉特就职伊始，更积极推行这一主张，并像他当初建议扩大球门、脚发界外球和允许教练员在比赛进行过程中请求暂停一样，提出越来越大胆的改革建议：将世界杯赛周期缩短为两年一届。
国际足联这些想法的根基就是确立世界杯赛至高无上的地位，绝对不能让日益昌盛的各国职业联赛遮掩世界杯赛的光芒，攫取国际足联依赖世界杯赛所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瑞士街头随处可见配有布拉特形象的瑞士银行广告，画面上的布拉特身下用一行小字标出他在国际足联的身份。这无疑告诉他的对手，布拉特深知金钱的作用，也懂得到哪里去找钞票!
争占高份额
自从1934年的第二届世界杯赛开始实行外围赛制度以来，欧洲便拥有最多的决赛席位。最近20年当中，是否能取得进入决赛阶段比赛的“入场券”，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足球发达程度的标志，竞争也愈演愈烈。国际足联不能不考虑利益的均衡。阿维兰热不愿把与欧洲足坛的关系弄得太僵，又不能忽略足球运动不发达国家所潜在的巨大足球资源，特别是人口众多的亚非国家。在国际足联大家庭中，差不多半数的成员来自亚非国家和地区。直到1998年离开主席的宝座，阿维兰热仍坚持要适度增加足球运动欠发达地区在世界杯赛决赛阶段的名额，歪供更多的机会让大家共享世界杯足球赛的巨大魅力。
正是在最近20年的世界杯赛中，国际足联采取了为决赛阶段“扩军”的办法。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赛，阿维兰热首次实施“扩军”，参赛队数由16支增加到24支。由于24不是2的几何级数，世界杯赛不得不修改规程，尝试两个阶段分组循环赛加淘汰赛的赛制。经过8年的调试，人们才完全习惯了一种“优选法”，即通过6个小组单循环赛产生进入淘汰赛的队伍，各组的前两名之外再比较积分、净胜球数和进球总数，选出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数量上仍然符合2的几何级数，一点不妨碍接下来的捉对厮杀。
1998年，阿维兰热在权力移交的法兰西世界杯赛上，推出了自己掌管大赛的告别作，将决赛名额增加到32支球队。这一队数是他上台时世界杯赛“容量”的两倍。于是，优选法没用了，几乎再也找不出赛制上的任何弊端。这道数学题的背后深藏着国际足联总也摆不平的名额分配争议。非洲人凭自己打出来的战绩，拿走了5个席位，水平最为落后的亚洲也有4席。结果，晋级淘汰赛时，尼日利亚成了这9支球队的惟一代表，其余8队全部被“消灭”在小组赛中。
强队更有话可说了，欧洲人对拥有全部名额的47%并不满足，当初世界杯决赛阶段总共容纳24支球队的时候，欧洲球队曾经占到了54%。他们主张世界杯赛应当是精英之战，经典之战，不是慈善事业，过多不及格的赛事会影响世界杯赛的声誉。英国人甚至提出，将32支预选赛出线的球队分成两组，分别在两个国家进行淘汰赛，决出16支球队参加第二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其理由是尽管参赛球队数量增加会满足弱小国家的需求，而球员也乐于从增加的电视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但对运动员的身体消耗来说，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明眼人很容易识破，英国人这个馊主意的潜台词就是弱队参加世界杯赛纯属走过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然不存在体能储备问题。而那些准备一直踢到冠亚军决战的强队却会因为与弱队比赛，白白消耗体力。
难题随着权力一起转交给了继任主席约瑟夫·布拉特。一年之后，世界足球实力最弱的亚洲居然向新官上任的布拉特发难，以亚洲代表集体退出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会场的方式，要挟国际足联增加亚洲球队参加2002年世界杯决赛的名额。身为亚足联官员的中国足协代表张吉龙当即表示这是不明智的举动，但也只能随着大家走出会场。其实只是半个席位，外围赛南美和欧洲赛区未能直接出线的二流球队巴不得跟亚洲球队打附加赛，凭实力可以并不辛苦就拿到一张廉价的决赛“入场券”，却谁都不肯白送人情，出让半个席位成了交易的筹码。结果，欧洲的爱尔兰队从亚洲最善强硬踢法的伊朗队脚下夺走了那最后一个名额。与4年前相比，亚洲足球无非是由中国取代伊朗，还是有4支球队入围。非洲人在法国世界杯赛上没有继续每届都有惊人之作的传统，也就没有理由多要名额，依然是5个席位。最终，欧洲还是得到了32强中的15个位置，保持了1998年世界杯赛时的名额。在实力就是发言权的国际足坛，事情到此只是告一段落而已。
争当东道主
阿维兰热在任期内主持过6次选择世界杯赛举办地，他也实实在在考虑过将这件世界足坛头等大事交给欧美以外国家操办的可能。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他盘算的那样。
1987年，在考察摩洛哥能否成为第一个举办世界杯赛的非洲国家时，由于当地不具备电视转播和必要的通讯条件，这让阿维兰热毫无办法。世界杯赛没有电视转播和新闻通讯的宣传推广，不光全世界球迷会骂死国际足联，就是赞助商的唾沫也足以把阿维兰热淹死。解决这个非洲国家存在的难题，还得美国人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其如此，不如就将世界杯赛办在美国呢，美国的设备是现成的!
就这样，1994年的世界杯赛成了美利坚的。对阿维兰热来说，反正是转到欧洲和南美以外的国家，他足可以交代了。至于非洲国家承办世界杯赛，只能是“再议”中的题目了。
其实，身为一名世界足球王国的公民，阿维兰热未能替自己的祖国争取一次承办世界杯赛的机会，那才是终生的最大憾事。在确定了第十六届世界杯赛在法国举行之后，阿维兰热确实用了很大精力考虑新世纪第一次世界足球大赛将在哪里举行。按照惯例，首先是不能连续两届由欧洲国家承办，他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理由将所有提出申办的欧洲国家挡回去。让巴西来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巴西足坛内部关系非常复杂，阿维兰热与球王贝利的关系很糟糕，而另一位球王马拉多纳一直等待抓住国际足联的把柄。何况阿维兰热要兑现自己关于让欧美以外蹬地区有机会承办世界杯赛的诺言，机会已经剩下了最后一次。
1996年元旦，阿维兰热在自己的家乡休假。他说：“非洲的时代已经来临。为了正确评价他们的努力，我将去南非告诉曼德拉总统，他所在的大洲将举办2006年世界杯赛，非洲终于可以第一次赢得举办世界杯赛的权利。”得知此言的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立即反驳道：“这是滥用个人权力。国际足联主席不应该作出任何个人决定，阿维兰热严重践踏了国际足联章程。这个问题应当交给国际足联执委会讨论。”在此之前，阿维兰热的副手郑梦准已经站出来，提出韩国举办2002年世界杯赛的申请。约翰松的话明确反映出继续坚持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而阿维兰热打出南非这张“牌”，一来是对付韩国，二来是自己曾经以治安状况不佳为由取消尼日利亚举办世界青年锦标赛资格，这正是一个讨好非洲足坛的良机。
郑梦准何许人也？在韩国，有几个超级财团，其中一个就是已有55年历史的郑氏家族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有子女数人，其中最为看好的就是小公子郑梦准。当年与外商谈判，郑老先生总要让郑梦准坐在身旁当英语翻译，在年事已高的时候，又将家族产业的主理权交代给了郑梦准。后来，郑梦准当选国会议员，按照韩国法律规定，议员不能兼任企业职务，遂辞去现代集团董事长职务，专攻政界。尽管郑梦准只是国际足联副主席和韩国足协主席，按韩国人的习惯称之为“郑会长”，但是，现代集团在韩国经济当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经过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且兼并了对手，与三星和LG成为韩国三家最大财团的首席。有了这样的背景，连总统金大中有些事情也要托付郑梦准来斡旋。
虽然有些事情是后来逐步演成的，但是阿维兰热还是认真对待韩国人的申请的。除非巴西来办，否则，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让亚洲国家来办一次。岂料，当国际足联将已经着手研究韩国承办世界杯赛可能性后，日本足协随即表示要加入申办行列。阿维兰热一向被认为把欠发达国家当“王牌”打，此刻，老人面临着退位之前最后一道也是最难的一道题。
申办2002年世界杯赛的两个国家全在足球最落后的亚洲。
1996年3月，一向不大介入纠纷的亚洲足联主席夏赫致信阿维兰热，建议由韩、日两国足协与国际足联的代表一起协商联合举办世界杯赛的计划。信中写到：
“在同一的地区，有两个国家为世界杯的举办权进行如此激烈的争夺，还是第一次。亚足联十分关注这场争夺。日本与韩国都有能力把世界杯办得非常出色，要在他们两国之间区别优劣是很困难的。如果只能由两国当中的一个国家来举办世界杯赛，这对亚洲足球是一种损害，对国际足联大家庭也是一种损害。日本与韩国非常邻近，只有80分钟的空中航程，世界杯赛现在已经发展到32支球队参赛，足可以分在两个国家进行比赛。预赛阶段的8个小组可以分成两部分比赛，4个组在日本，4个组在韩国，不会打乱原有的比赛日程安排。欧洲足联已经决定2000年欧洲杯赛由比利时和荷兰联合举办，其他赛事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夏赫的建议得到约翰松的支持，但是，阿维兰热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这是不可能的，两国共同举办的方案要是在四五年以前提出，那还差不多。”理由是两国合办有违国际足联章程中关于世界杯赛由一个国家承办的规定。
在积怨难消的争执中，用得上一句中国人最熟悉的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郑梦准代表韩方表态，接受约翰松的提议，愿意考虑与日本共同举办。由于欧洲人在国际足联执委会中的势力强大，约翰松已经在投票表决之前占了明显的上风。日本足协坚持要一决雌雄，阿维兰热则公开表示，支持由日本单独举办。
1996年5月31日，离国际足联执委会投票时间还有不到24小时，日本足协代表突然转变态度，放弃了单独承办的立场，并致函阿维兰热，接受共同举办2002年世界杯赛的建议。由于提出申办的只有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国又同意联合举办，投票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第二天，阿维兰热在执委会会议上被迫提出由两个亚洲国家共同举办2002年世界杯赛，21名执委一致通过。
实际上，韩国与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着历史和民族的隔阂，非足球因素在申办中调动起对立情绪，政治和经济利益使双方都想借助申办世界杯赛打击对手，树立自己的形象，扩大在东亚地区、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整体影响。日本人说他们的国家已经进行了3年的职业联赛，而韩国的足球职业化进程名不符实；韩国人说他们的国家队4次踢进了世界杯决赛圈，而日本队尚未实现零的突破。这些虽然都是事实，但在国际足联大亨们眼中根本算不得本钱。
近二十年来选择世界杯赛东道主过程中最复杂的一次争斗成为一场以0∶0告终的比赛。90分钟激战打成0∶0，这是规则所允许的。人们应当感谢足球赛规的始创者，百余年来，0∶0这个为众多竞技项目规则无法通过的结局，却给绿茵争斗带来了不尽的悲喜忧欢。绿茵场外争夺世界杯赛主办权的角逐也打成0∶0，本为规则所不容，却也成了各方都得接受的结局。
日本和韩国举办世界杯赛梦想成真，好像都是大赢家，但是，彼此之间并未因合办而踢成平手。在绿茵场内略逊一筹，在申办的角逐中却故作被“逼和”状，日方似乎极不情愿联办。可是，当时的日本队在1997年世界杯预赛亚洲十强赛中并无冲出亚洲的绝对把握，一旦失利，2002年将成为世界杯赛历史上第一支借作东之便“免费”进入决赛圈的球队。从纯足球的意义上说，日本人绝对是申办的胜利者。同样不愿联办的韩国人采取主动姿态，以平为胜，最终竟虽平犹胜。而国际足联内部各派系头领们到这个时候才真正达成了共识，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以“下不为例”否定了今后世界杯赛可以两国合办的模式，这无异于承认让韩国和日本共办2002年世界杯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属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和韩国都曾经举办过奥运会和亚运会，在组织大型高规格世界性赛事方面，双方有着相同的经历，也就有了相同的经验。最终，两国在世界杯足球赛申办之战中打成0∶0，谁也没“得分”，谁也没“失球”，可这并不等于没有个胜负。双方暗自憋着劲，2002年见。
四年以后，国际足联再一次抛弃了非洲。当2006年世界杯赛被确定在德国举行以后,布拉特再次向非洲人许愿：2010年世界杯赛一定选在非洲国家举办。但是，这已经不足以缓解矛盾。忍无可忍的非洲足联内，有人着手准备指控布拉特通过贿选爬上国际足联主席宝座。
人们终于明白了，国际足联选择世界杯赛东道主的原则其实是由两方面轮流举办，一方面是欧洲国家，另一方面是所有欧洲以外的国家。于是，彻底改为全世界各大洲循环担当东道主的阵阵呼声迫使国际足联不得不作为专题来讨论。不过，结果未必会乐观，布拉特早已有言在先：“我是大家选出来的，应该履行我的使命，除非身患重病，没有权利辞职，放弃使命就意味着背叛。”实际上，左右世界杯赛举办地点这件事的并非个人，而是一种势力。
争霸竞技场
不管国际足联领袖们相互之间怎样争斗，也不管世界足球本身充满怎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在一致对外的问题上，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还是非常注意维护整体利益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必须确保锅里有肉，确保足球无愧天下第一球的霸主地位，所谓强与弱只是在足球圈子里面的势力对比。这种理念从来没有因为当家人的更迭而动摇。
为了在世界竞技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浪潮中使足球的位置更加突出和稳固，阿维兰热曾经长时期与世界体育界另一位领袖胡安·萨马兰奇“掰手腕”。阿维兰热的年纪比萨马兰奇大4岁，在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时候，阿维兰热已经在国际足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6年。2001年7月，萨马兰奇将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杖移交给继任主席罗格，人们在向这位81岁的老人表达敬意的时候，难免会担心这个大家庭的新家长能否应付越来越多的麻烦。其理由之一便是3年来，国际足联在阿维兰热告退后，接班人布拉特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在国际体育界两个超级组织及其“巨人”般的领袖之间，对抗与对话只在表面上是两回事，实际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焦点始终围绕着世界杯足球赛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两项全球瞩目的超级赛事。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世界体育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需要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也需要像足球这样让人痴迷的游戏。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从中为自己赢得最多的利益，这是势所必然。
在足球圈内，阿维兰热本人曾在贫民之中敛财，深知必须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现实，于是向亚非各国足球界作出各种回报的承诺，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足球不发达国家办些实事。这些国家大都难得进入世界杯赛的赛场，往往只是每4年在外围赛中当一次陪衬。这种境遇自然不及奥运会比赛有吸引力。在足球圈外，阿维兰热本人曾经在20岁的那年参加过柏林奥运会游泳比赛，后来还入选过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巴西水球队。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和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阿维兰热曾任巴西代表团团长。
萨马兰奇通过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从美国人尤伯罗斯的经营成果中看清了奥运会潜在的巨大社会经济价值。他能够解决东西方分别抵制奥运会这样的难题，努力将奥林匹克家庭成员聚拢在一面五环旗下，相信也能在足球项目的具体条件上灵活处理。没有足球，或是足球比赛水平不高，受损失的当然有国际奥委会一份，而且是一大份。同时，他坚持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业余性质的前提下，必须灵活处理足球、网球等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项目吸引球星参加奥运会的争议。
两人交手20年，概因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持的立场不同，所维护的利益也不同。起初，非职业的足球体制还普遍存在，许多参加奥运会的国家代表队都不是由业余球员组成的。国际足联出于帮助足球弱国的目的，同时也尊重奥林匹克理想，规定欧洲和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只要代表本国参加过世界杯赛，就不允许再参加奥运会了。这个规定限制了球员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赛上为国家赢得双重荣誉，但是由于欧洲和南美足球发达国家有能力征战世界杯赛的球员，当然都是职业球员中的精英，拒绝他们参加奥运会，对奥运会足球比赛来说，倒也公平。1988年，我在汉城奥运会上亲眼目睹了按照这一规定进行的足球比赛。西德队3∶0战胜了中国队，年轻的前锋克林斯曼强打强突，用身体抵住中国队队长贾秀全，在小角度位置上破门。决赛中，罗马里奥领军的巴西队战胜了拥有米哈伊利琴科的苏联队。10年后，克林斯曼和罗马里奥还在世界杯赛场上担负攻击重任，完成了从奥运会起步，在世界杯赛收山的过程。
1992年，双方为奥运足球发生口角，争执近乎白热化。国际足联甚至扬言不再合作，足球项目将退出奥运会。然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阿维兰热和萨马兰奇都同意把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参赛球员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使奥运会足球赛成为一项青年级别的比赛，从而回避了业余与职业的矛盾。
这场角逐的结局应该判国际足联为胜，理由是：国际奥委会的目的在于希望看到所有比赛项目都尽可能展示出世界顶尖水平，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商业潜力；国际足联的目的在于牢牢保护世界杯足球赛至高无上的老大地位，以实现在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体育多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巨大价值。按照双方商定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办法，奥运会足球比赛的水平和吸引力被限制在世界杯赛之下，注定是二流的。国际足联可以不必再有担心，任何力量都不会比奥运会更可能威胁到世界杯赛了。
在此决定颁布后的第二年，日本足球开始实行职业化体制，推出了有10支球队参加的职业联赛。又过了一年，中国首届职业足球联赛起步。渐渐地，亚洲足坛出现了中国的杨晨、日本的中田英寿、伊朗的阿里·代伊等加盟欧洲俱乐部的地地道道的职业球员。不过，既然已经立下了规矩，不论实行职业化早晚，也不论水准高低，都只能选拔23岁以下年龄段球员组成奥林匹克队参加奥运会。其实，国际足联借助奥运会实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性目标，既创建和完善了世界足球竞赛体制，从此构成由17岁以下世界少年锦标赛到21岁以下世界青年锦标赛，再到23岁以下奥运会足球赛，直至没有年龄限制的世界杯赛这样梯次相连的完整系列。而前3项赛事的作用正在于为各国培养和锻炼后备军提供实战机会，最终保证了世界杯赛的质量和水平，使其成为全球体育的精品赛事。国际足联的经济利益也因此而得到了提高。
欧洲和南美职业足球非常发达，人才储备供大于求，大多数有潜质的年轻球员等不到进入奥林匹克年龄段，早已被有实力的俱乐部据为己有，而且有不乏高难度的职业联赛作为练兵，国家队无需再通过奥运会考查选拔新人。就在出台解决方案的这一年，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荷兰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没有一支球队出席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相比之下，职业足球尚在初级阶段的亚洲国家和非洲足坛更看重奥运会，参加世界杯赛的球员大多经历过奥运会的磨砺，连奥运会的外围赛也显得非常重要，进军奥运会被看作仅次于进军世界杯赛的大动作。尼日利亚球星卡努正因为是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的功臣，在随后的法国世界杯赛上才备受关注。这种多方获益的做法进一步增强和稳固了世界杯赛的绝对权威。
2.金钱、毒品和暴力
世界杯里盛着钱采访世界杯足球赛，有时像是初入大观园，不断碰上新鲜事；有时又像踏进教室的学生，虽然不是一无所知，却总会遇上用原有的知识和习惯的思路无法解答的问题。
中国有许多管理干部曾经喜欢把一些大动作比喻成一项系统工程，玩弄一些“子系统”和“软件”、“硬件”之类的概念。世界杯足球赛却早已形成由国际足联组织、主办国足协经营的传统，投资和盈利可谓大出大进。职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足球运动，迫使任何一位世界杯赛的东道主都要具备敏锐的经济目光，做得最“火”的当然是美国人。
1994年，笔者在美国世界杯赛期间所到的场地，大的如洛杉矶玫瑰宛体育场，拥有座位91794个，最小的也能容纳观众5.3万人以上。第一阶段小组赛既有一流的欧美劲旅交锋，也有平淡的亚非球队角逐，无论在哪里观战，都有座无虚席之感，起码看不到成片的空位。美国人的商业意识强，对金钱看得重，算得清，总不会发放成千上万的赠券，更看不到大批少年儿童被组织到现场烘托气氛。可以想像，也可以推算，三百多万张门票将是一笔何等了得的收入。
既然是市场经济，按质论价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只要有美国队出场，黑市票价便可“炒”出百余美元，而意大利队对爱尔兰队的比赛一开场，门外的票贩子不惜以10美元一张的低价，让球票赶快出手，免得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上百万各国球迷抵美，带来了交通、旅馆、饮食等行业发财的机会。据当地一家报纸刊出的测算，世界杯赛为东道主赚取了4亿美元。不过，其中并未打入谋取暴利的因素，平时5美元的体育场停车费已增至10美元，附近居民划地为界的家庭临时停车处要价更高到了20美元，而以往举行美式足球赛，停车只收两三美元。
世界杯赛可以生财，也可以生灾。经济法则不仅体现在场外和看台上，也在绿茵场上发生效力。权力极大的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所有受到红牌处罚的球员，除作停赛处分外，还要进行经济处惩。罗马尼亚队16号弗拉多尤上场才4分钟，便因领了红牌要交出5000瑞士法郎的罚金。有人罚，便有人赏。初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沙特阿拉伯队因战胜了同组的摩洛哥队，每名球员获得3000美元奖金。此前，他们虽然输给了荷兰队，但是“打出了风格和水平”，每人仍有1000美元的收获。这还不算闯入决赛圈这件事本身，已使沙特球员各获一辆轿车。
有钱总比没钱好。非洲的喀麦隆队首战差点打败瑞典队，其表现无可挑剔。虽然球员们受到外界赞扬，但内心却排遣不掉贫困的烦扰。当初，这支队伍集训时，连买瓶矿泉水的钱都没有。现在，球员被拖欠工资已经两个月。部分球员策划下一场罢踢的消息传出，喀麦隆总统即刻派人携款赴美，以定军心。可是，喀麦隆队仍被巴西队打了个3∶0。虽然大家踢得不错，但主力后卫里戈伯特吃了红牌，如何付得起国际足联的罚金呢?愿意做好事的人还是很多。爱尔兰并不缺钱，但爱尔兰队球员将自己穿过的16件运动衣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卖得的钱用于为贫困地区儿童免疫计划集资。
无独有偶，挪威队队长布拉切特动员队友一起拍卖球衣，以帮助慈善机构为贫困儿童集资。只是他不愿卖自己的运动衣，首战之后便与墨西哥球星桑切斯互换比赛服。也许是好事多磨，喀麦隆的难题还没解决，老将米拉便表示为国争光更要紧，而爱尔兰球迷则将爱尔兰队捐出的队服偷去作纪念。
国际足联创办世界杯赛以来，维系这一盛事经久不衰的是人们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和经济后盾。这个不解之缘早已不是简单地互相贴附，而是曲曲直直地扭结着，越缠越紧。法国政府为了办好1998年世界杯赛，先后拨款和追加投资，解决了那届世界杯赛全部经费的40%。著名的法兰西体育场是决赛赛场，兴建费用达到26.72亿法郎(约合5.34亿美元)，其中有50%的钱是法国政府从国库中掏出来的。
为了争取2002年世界杯赛在自己的国家举行，日本耗资8000万美元用于申办，而韩国虽然有1988年举办奥运会时留下的设施可以利用，仍然投入了与日本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美元。日、韩两国还分别许诺出资8000万美元，用以发展国际足球运动。
聪明的德国人干脆在申办时，就把投资的事情说清楚。德国足协向国际足联保证，如果有幸成为2006年世界杯赛东道主，政府将承诺拨款20亿马克(约合17亿美元)，来兴建和改造球场。
有掏钱的，必然有赚钱的。早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时，巴西队的开价是如果能够夺冠，将发给每名球员约10万美元奖金。西德队开出的价码比巴西低得多，每人只有3万美元。东道主西班牙队的球员提出每人每场出场费1万美元，假如能杀进决赛，足协应当发给每人8万美元奖金，当然，以西班牙队的实力，这只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假如”。最穷的是洪都拉斯队，每名球员得到了4000美元。最富有的是科威特队，每晋一级，人人可得20万美元。贝利、贝肯鲍尔、克鲁伊夫等人统统被传媒买断，担当特约评论员。虽然是动口不动脚，可是钱来得比进球还快。贝利为墨西哥一家电台评球，据说酬金达到100万美元。
世界杯足球赛与生俱来地实行商业化运作，是从小打小闹发展为大进大出，不像奥运会还要解决从业余原则到商业操作的转轨，有一段从政府直接调度到地方、集团或个人承包的发展过程，因而也更为成熟和老到。
电视机里有交易
和阔绰的广告商相比，球迷们在经济上的贡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排在首位的可口可乐占据了9个赛场中线背后的最佳广告位置。连续45分钟不能间断的实况转播，难不住足智多谋的电视台，屏幕上出现计时、犯规、进球、换人等字幕时，都分别饰有富士胶卷、万事达信用卡、吉列刀片等主要赞助商的标志。商战成了球战的支柱。早在1995年，美国的三家电视台ABC、ESPN和ESPN二台提前3年便与国际足联达成协议，共同转播1998年世界杯赛全部64场比赛实况，在赛前、中场休息和比赛结束后播放广告，比赛进行过程中将赞助商的标志打在屏幕上。著名的法兰西文化自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有35家电视公司要求转播那一届世界杯赛开幕式庆祝活动的盛况。
按照国际足联的惯常做法，每届世界杯赛都要给进入决赛圈的各国足协一笔钱，数目不小，且有补偿意义，以确保那些高水平的职业球员不至于因为参加没有出场费的世界杯赛而蒙受经济损失，或因为收入上吃亏而放弃参加世界杯赛，资金来源主要是出售世界杯赛电视转播权所得。最近20年来，返还的钱数不断看涨，原因在于世界杯赛电视转播权升值，而电视转播权升值的原因则在于全球收看世界杯实况转播的人口，已经从1982年的20亿人次激增到1998年的340亿人次。换一种表述，第十二届世界杯赛全世界平均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收看过电视转播，第十六届世界杯赛全世界平均每人看过6次电视转播！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的电视转播收入为1500万英镑，4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赛上涨到1900万英镑。同期，世界杯赛东道主的门票和旅游收入从1560万英镑提升到2500万英镑。这表明，两届世界杯赛之间，电视转播权的价格提高了27个百分点，而门票和旅游收入增加了60个百分点。
再来比较一下最近两届世界杯赛电视转播权价格的增幅。即将举行的2002年第十七届世界杯赛电视转播权，早在6年前就已被国际足联卖给了德国巴伐利亚州媒体大王莱昂·科赫和瑞士ISL公司，价格为13亿瑞士法郎(约合10亿美元)。激烈的竞争使得转播权价格一路飙升，让人不敢回过头去看一看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的转播权，国际足联卖给美国ABC广播公司仅为1.84亿美元。再往前的一届世界杯赛，同样是这家美国公司，只花费2.3亿瑞士法郎就将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的转播权买到手，搁到今天，这点钱连零头都不够。
布拉特先生是做这桩生意的老手。他解释说：“我们将通过最好的电视传媒来转播世界杯赛，让足球能够贴近所有的人，无论是在非洲的马里还是在海拔3600米的玻利维亚，都能够看到精彩的比赛。”他还主张，将来的世界杯赛转播应当尽量少占用电视卫星频道。国际足联会将全部场次的转播权卖给有线电视系统，而无线电视台只能转播揭幕战和半决赛以后的比赛，因为付费接收的观众应当比不花钱的观众看到的比赛更多。
当时，就有人对国际足联的做法提出异议。欧洲足联秘书长吉·埃格内尔指出，国际足联出售电视转播权的决定过于草率，离2002年世界杯赛还有好几年，而市场的变化是很快的，谁能保证大家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呢？
果然，欧洲足联的提醒不幸言中。进入2001年，负责国际足联市场运作和推广的ISL国际体育娱乐公司几个月内就负债3亿欧元。4月初，瑞士楚格州法庭亮出红牌，ISL公司提出申请破产。
国际足联的许多生意都是围绕世界杯赛进行的，也就是按4年周期与商家签订赞助合同。1998年世界杯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与ISL公司的合同到期。当时，春风得意的布拉特轻率决定ISL公司继续拥有世界杯赛欧洲以外地区的推广权。但是，头脑已经发晕的公司负责人拼命扩张，接连签约买断ATP世界职业网球赛和世界田径锦标赛推广权，并向美国赛车和巴西足球注资，而且是高价位的长年合同。仅购买2002年和2006年两届世界杯足球赛欧美地区以外的电视转播权，ISL公司向瑞士URS银行和法国帕里巴斯银行贷款，就已举债2.77亿瑞士法郎。2001年5月21日，ISL公司破产终于成为事实。国际足联迅速解除与其签订的商业合同，如果不能尽快解决遗留的电视转播权问题，一旦国际足联拿不出钱来兑现给各国足协的承诺，事情就会非常麻烦，何况世界足坛早就有人扬言要废止世界杯赛，由世界足球俱乐部杯赛取而代之。
世界杯足球赛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几乎是世界体育产业数额最大的一笔买卖，是国际足联和世界杯赛的命根子。布拉特在这件事上究竟是失误，还是搞鬼，不仅决定着他本人能否继续充当世界足球运动的领袖，而且事关国际足联的名声。德国传媒披露ISL公司在列支敦士登为布拉特开设了黑账号，显然分享了销售世界杯赛电视转播权的收益。人们无法辨别这是一件丑闻，还是一条假新闻。布拉特深知他的敌手早就等待这一天，他借《柏林日报》的版面鸣冤叫屈：“本人供职国际足联26年，其间确有不少人向我行贿，都被拒绝。我从来不曾受贿，如果我收受过贿赂，你们可以把我的双手剁下来！”
有没有黑手，确实不好说，但是，有没有黑心，却是明显的。凡是希望购买电视转播权的，都会领教ISL公司任何狮子大开口。以NHK为首的日本各大电视台提出110亿日元的报价，而ISL公司坚持要价250亿日元。
离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开幕只剩两个月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终于签下购买转播权的合同。此前，CCTV已经接连4届购买了世界杯赛全部场次的转播权，运作上没有这么费劲，更不会连转播的节目招商广告都见不到。有业内人士透露，买卖双方的报价相差一倍，必须各自作出大幅度退让，才有可能成交。电视台体育中心一位老资格的负责人解释说，价格上的确存在问题。但是，谁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买家永远希望越便宜越好，能省就省，而卖家只有把手里的东西卖出去，才能赚钱，赚得少一点也比不赚好。这说法似乎可以理解为央视一方并不担心，料定对方不会放弃中国的收视市场而死活不降价；反之，对手也抓住了央视的要害，料定CCTV总不能因为价格争议而斗胆不转播世界杯赛。
让犯罪远离足球
与经济问题相比，世界杯赛的安全问题令国际足联官员们一点也不能省心。
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期间，足球流氓的恶作剧使国际足联和法国组委会尝尽了苦头。组委会曾经在很长时间内不愿接受国际足联的忠告，拒绝拆除球场看台下沿的防护栅栏。虽然世界杯赛的历史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和群死群伤事件，但是在欧洲足坛的国内联赛和俱乐部参加的国际赛事中，却不乏球场惨案，类似比利时海泽尔球场一次就有数百名观众丧生的悲剧，让国际足联官员和世界杯赛东道国警方不得不未雨绸缪，防范在先。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不要设置看台与场地之间的铁制栅栏，以利于发生紧急情况时疏散不知所措的人流。
6月21日，德国队与南斯拉夫队在法国北部城市朗斯交锋。尽管法国警方早将这场比赛列为“高风险”赛事，已经发现来自几个国家的七百多名足球流氓聚集在朗斯市，而且都是危险程度最高的C级流氓。为此，警方出动了700名警察和宪兵，并有来自德国的警察相助，但还是较为被动，当天中午，有数十名德国足球流氓打砸抢，向法国警察挑衅和袭击酒吧。
赛后，几名德国青年竟然呼喊新纳粹口号，对值勤的法国宪兵达·尼维尔大加摧残，用铁棍将他打成重伤，致使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重度昏迷，成为里尔一所大学医院病床上的植物人。
对这一恶性事件，法国政府和国际足联官员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事后加以谴责。总统希拉克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严重的暴力行为”。省长达尼埃尔·加杜指出，这伙足球流氓纯系“职业捣乱分子，组织严密，分成小组行动，相互之间有通讯联络”。而国际足联仅仅是向受害宪兵的家属表示同情，认为行凶者的动机令所有正常的人无法理解。警方和法院折腾了两年多，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在那届世界杯赛上，足球流氓猖獗到了极点。直到进入最后决战的球队敲定，在许多已经无需担心的问题当中，组委会大可长出一口气的是足球流氓不会再来捣蛋。这要感谢巴西队和法国队的努力和好运，世界杯决赛多少年都没在东道主与卫冕者之间进行了，而这是避免足球流氓滋事骚扰的上上策(除非比赛在足球流氓产地举行)。这一届世界杯赛的四强为巴西、法国、荷兰和克罗地亚，对此，足球流氓们实在没什么好借题发挥的。
足球流氓之可恶自不待言，危害足球运动健康更令真心热爱足球的人们所憎恨。在中国，官方给足球流氓取名为害群之马，这在十几年前的“5·19”时已经尽为人知了。但是足球与流氓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必然联系？有必要弄出点渊源来加以探讨。
英国是现代足球运动的发祥地，又是足球流氓的盛产地，够正宗。英国足球流氓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相信人们都会赞成对其采取格“杀”勿论的主张。所谓足球流氓，不是足球和流氓的简单组合。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个游手好闲、惹事生非的社会群体，人数不等，能量不小。大凡社会渣滓寻衅滋事，必定往人多和热闹的地方钻，而足球比赛是公众自发大规模聚集的场所，比赛过程所具有的戏剧性和结局的残酷性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冲击，忘乎所以是常有的事，无形之中提供了不少可乘之机。
有人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世界杯赛本身固有的，世界杯赛顶多只是一副放大镜，放大并聚焦了一个多年以来始终存在却被当做小问题而忽视了的社会现象。当人们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且试图有效地对付足球流氓的时候，却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情况，足球流氓因为受到关注反而更有市场。一些争着出风头的好事之徒利用足球比赛中的骚乱，有可能在更多的电视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甚至以裸奔的方式制造机会。
显而易见，足球流氓并非想在绿茵场上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代表了社会的阴暗面，因此而被各国政府当做家丑。特别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生活方式与质量方面的悬殊差距，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选择空间，在竞技比赛中更直接表现为胜利主义和胜者意识。
所谓冷门，就是从无望到成功的过程中，许多人对本土球队采取夸张的支持，借以寻找宣泄自身挫折和压抑的突破口，在球场上发疯喊叫的刺激毕竟要胜于摇滚乐。在这个意义上说，足球的确有些不幸。不可否认，足球比乒乓球之类的中国强项和网球之类同样风靡世界的竞技运动，更多地具有野性，一切精巧的技艺都须融入粗犷、强悍的对抗之中。因此，看足球比赛也就比观赏别的比赛更容易冲动和兴奋。可是，这就能成为足球流氓跟足球运动与生俱来的理由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对日本电影《望乡》和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的社会讨论。有人主张限制放映，理由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看了这些片子，难免学坏。
现在无法在流氓当中作调查和统计，不知他们是看了片子以后才学坏的，还是本来已经够坏，然后带着坏心眼去看片子的。但总觉得纯粹被一部电影教坏了的肯定是极少数，因为并没有听说由于看电影电视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刑事犯罪。看来，是先有流氓，后有《望乡》和《加里森敢死队》，而不是相反。许多英国足球流氓被记录有打架斗殴和酗酒扰民的犯罪前科，想必他们不看球时也是醉鬼，平日里就不那么本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先有流氓，后有足球，绝不是足球使他们从良民堕落成了流氓。据说，世界杯赛期间让德国队几乎没脸继续留在法兰西比赛的德国足球流氓，原本就是德国的社会渣滓，跑到法国去闹事，也不仅仅是跟德国队的表现欠佳或世界杯足球赛本身过不去，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
足球流氓在国际大赛中很少攻击自己的球队和球员，有一种对本国球队偏颇而扭曲的忠诚。语言暴力是一种时常受到宽容的野蛮之举。球迷们得意忘形地祝贺自己队伍的胜利，并为所欲为地嘲弄对手。但是，只要自己的球队输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1994年世界杯小组赛后，被淘汰的哥伦比亚队回到国内，在比赛中不慎造成自破家门的2号球员埃斯科巴竟惨遭枪杀。
有的母亲不准孩子到足球赛场观战，她们是怕孩子被流氓欺负，而不是担心孩子看球会学坏。足球赛场动辄上万人，流氓作祟乃至作恶的机会和条件当然多于其他场合，诛之讨之都在足球流氓情理与法理之中。可是足球和世界杯赛本身不能因噎废食，被打击足球流氓所累。尤其是在足球水平落后的地方(譬如中国)，使劲支持还嫌不够呢，再弄个“足球老爱惹事”，那还有盼头吗？
2001年3月，日本组委会早早动手，在东京举办专题讲座，主题便是“世界杯赛的警备与安全对策”。日本国内10个赛区的警备官员到场学习，还邀请了英国国家犯罪情报部官员德鲁先生介绍以往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期间足球流氓的种种劣迹，以及英国警方当时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德鲁先生提出，保持和加强全球范围内的情报网，加大合作力度，会更有利于防范。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提醒日本人，足球流氓并不是世界杯赛惟一的安全隐患，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才是最令人胆寒的。
在这些地方的2002年度政府财政预算中，计划为世界杯赛拨款110亿日元，掏钱最多的大阪市准备拿出二十多亿日元。在这座城市里将举行F组英格兰队与尼日利亚队的比赛，为防止英国足球流氓前来闹事，政府预算的40%，即8.9亿日元要专门用于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2002年3月，随着世界杯赛临近，韩国组委会也采取行动，聘请法国警方有经验的专家传授技艺，训练韩国警员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韩国军方也被动员起来，进行立体防御演练。韩国方面希望借世界杯赛之机，通过旅游方式让尽可能多的各国球迷来观看比赛和了解韩国，但是对安全问题也不无担忧。即使持有比赛门票，也需经过甄别才能获准入境。
每4年，世界都将度过一个足球的节日，而过节并不都是快乐。自从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多了一分警惕，也多了一分担忧。
3.足球游戏无规则
话题回到足球本身。世界杯赛是足球运动的最高意境，拥有金光熠熠的大力神杯成了全世界绿茵斗士最值得炫耀的荣光。但是，世界杯并非足球运动的全部，也不一定是足球运动历史车轮前进最主要的动力，甚至未必能够主导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潮流。
催生球星
足球肯定是一项英雄主义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普及”，应当主要指球迷的数量，而说到“提高”，则是指球星的质量。
球星，尤其是超级巨星，一向是世界杯赛上最受关注的亮点，是球评的重要选题，更是球探细掂斤两的商品。当大赛落幕后，激烈的争斗和精彩的镜头都会逐渐淡去，惟有球星的前程被越炒越热。
关于球星的概念和标准，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锋线上的人物当然要以得分多少来论价，为此，球迷们忘不了意大利的罗西和斯基拉奇、德国的鲁梅尼格和克林斯曼、巴西的罗马里奥和罗纳尔多、英格兰的莱因克尔和克罗地亚的苏克。但是，世界足球得分手的位置有着从中锋向周围扩展的趋势。真正能够改变足球理念的顶级巨星主要出自中场，先是法国的普拉蒂尼、巴西的济科和苏格拉底，紧接着是阿根廷的马拉多纳，再往后是法国的齐达内、葡萄牙的菲戈。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英格兰的贝克汉姆和巴西的里瓦尔多。
20世纪50～60年代，最出色的足球技艺表现在球门前，或者说在禁区之内以及靠近禁区的地带，那里是前锋和射手实战本领的区域，代表人物是球王贝利。此后，情况出现了变化，特别是70年代西德队的贝肯鲍尔和荷兰队的克鲁伊夫等人能攻善守，技术全面，可以在满场捕捉闪光点，成为崭新的球星形象。
最近20年驰骋世界杯赛场的球星，就类型而言，吸收了上述两代球星的技术特色，并使个人的作用更好地融入球队整体战术。他们身上自然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历史的惯性。几乎所有这一时代的球星都是中前场的活跃分子，许多人惯穿国家队的10号球衣，而且还在大臂上佩戴着队长的袖标。
这些球星善于穿针引线，动作隐蔽。当本方持球队员遇到围抢或难以寻找出球目标的时候，球星一定会在身旁就近接应，帮他们摆脱困境。一旦有瞬间的空隙，这些球星喜欢以致命的直传球为队友制造绝好的杀机。他们不但能自己突破射门，而且大多能利用定位球一显身手，尤其是普拉蒂尼，平时训练中总是将模拟的活动人墙架放在七米多远的地方，增大难度，他将此举解释为“因为比赛中很少有裁判员能将人墙控制在9.15米的距离上”。
球星的类型与球队的打法有着必然的联系，上述巨星所在球队都被认为是技术最好的队伍，因而，教练员敢于放手将巨星们摆在中前场重攻轻守。不可否认，只有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世界足坛技术最好的球员，才有可能成为被公认的球星。不过，正如意大利著名前锋德尔·皮耶罗所说：“一个人也好，一支球队也好，不可能年年成功。”他的队友罗伯特·巴乔是个典型。巴乔先后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的历届世界杯赛，曾经做过功臣，也当过罪人。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上，假如不是巴乔的神勇，意大利队就不可能走到举行决赛的玫瑰宛体育场。但是，假如不是巴乔踢飞了最后一记点球，世界杯赛史册上记载的第一支4次捧走冠军金杯的应是意大利队，而不会是巴西队。乾坤在瞬间被定格，起决定作用的是球星，头号球星!
“有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就是世界冠军，没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什么都不是。”这句颇有哲理的名言在世界足坛流传了十几年，至今在阿根廷队身上仍然起作用，换用在另外一些球队身上，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罢了，毕竟还是有道理。每一届世界杯赛后，都有球星以此作为终点来结束自己的绿茵生涯。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像是面对世界末日到来一样接受球星退役的事实。大多数超级巨星满足了人们的要求，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以暮年老态踢完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后一脚。像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上，罗马尼亚的哈吉、保加利亚的斯托伊奇科夫、德国的克林斯曼等球星，结局并不完美。
巴西的济科是近二十年当中最早那批退役的球星之一，挂靴后还有担任政府体育部长的好事。普拉蒂尼作为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组委会主席，为大赛的成功和法兰西的荣誉尽心尽力。他维护了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创办了“普拉蒂尼10号”公司，出资帮助失足青年戒毒，并在法国队最困难的时期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体现了一位足坛巨星的社会责任感。
马拉多纳则是球星当中的另一类典型，出身贫苦，天赋出众，技艺高超，少有文化，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屡屡不能自制，终于因为使用禁药而断送了一世英名和前程。
马拉多纳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上吃了红牌，引起全世界球迷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的名字是与纯熟精湛的技艺联系在一起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马拉多纳为阿根廷队夺走了金杯，但“上帝之手”的劣迹引来了一片嘲讽，马拉多纳的形象一半是球王，另一半是鼠窃狗盗之辈。1990年罗马世界杯赛后，迭戈·马拉多纳的光辉几乎无存，留给世界的是越来越多的是非。1994年的世界杯赛，如果不是马拉多纳最后时刻在与澳大利亚队进行的附加赛中助阵，阿根廷队很可能被阻挡在决赛圈之外，根本就到不了美利坚。为此，已经中断训练多时的马拉多纳在医生指导下努力减肥，恢复体能。但是，在世界杯决赛小组出线的关头，国际足联的药检羞辱了这位过气球王。马拉多纳气急败坏地诅咒从来就跟自己过不去的阿维兰热，声称国际足联是黑手党。
2001年7月，我曾经利用采访世界青年锦标赛之便，应邀到阿根廷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号角》报做客。在接待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马拉多纳当年以“上帝之手”破门的彩色照片。那一定是记者的得意之作，也是我所见过的将马拉多纳劣迹定格的最清晰的照片。我曾向该报负责人罗阿先生询问阿根廷传媒如何处理与球王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不论大牌球星还是大牌俱乐部，一旦在球场或市场上站住脚，便不再需要传媒为其开路，没有了利用的价值，关系自然疏远，甚至反目。于是，传媒对他们也从制造舆论转向了舆论监督。
球星一定是不凡之人，但是球星又不能免俗。比起贝利和贝肯鲍尔等世界足坛的前辈巨星，马拉多纳面对着更多的麻烦，自己的言行举止也糟糕得多。普拉蒂尼退役后曾致力于社会戒毒，而马拉多纳恰是绿茵人中为数不多的瘾君子。中国有句老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不知是说浪子回头之珍贵，还是说浪子回头之不可能。这位球王年过而立，终于长成了“坏孩子”，无论站在球场里面还是外面，惹事生非已经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
世界职业足球运动从来就不是一片净土，漫天加码的巨额转会费，喘不过气来的大密度赛事安排，从俱乐部老板到球迷对球星超负荷的要求，诸多因素构成了当代足球明星不平静的心态。马拉多纳曾经何等辉煌，但是辉煌往往意味着顶点，顶点的背后说不定就是绝路。
好在他太特殊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马拉多纳，倘若在更大范围之内形成一种“马拉多纳现象”，也许会有人出来呼喊“救救足球”呢！
足球明星的示范不仅作用于绿茵场内，对全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有着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金兴泰先生是韩国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在巴西索罗卡巴俱乐部控股，早年毕业于美国UTS统一神学研究生院，但是恪守东方民族的传统道德。金先生来到北京，一定要在萨拉伯尔请客吃韩国烧烤。席间，他特别介绍说，韩国人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贝利并不是楷模，因为这位球王的婚姻有太多的绯闻。另一位球王马拉多纳也不能学，因为他吸毒，还开枪打记者。男孩子想踢球，最好是学贝肯鲍尔。在韩国，哪个俱乐部要是听说有球员夜不归宿、酗酒泡吧，都会不容分说地将其除名，而社会舆论对俱乐部的严格管理是非常支持的。那些在韩国足坛算是有点名气的球星，没有一个敢胡来。
追星这种社会心理在近二十年的世界杯赛场，成全了不少球星，也毁掉了好几位大牌球员。不管他们选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世界杯足球赛都成了催化剂，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
战术革命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赛，国际足坛仍处于战术革命的后期。荷兰人首创的全攻全守的打法在向传统风格的挑战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继续着蔓延的趋势。直到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赛，崇尚技术的世风为世界足球史留下了一幕幕值得回味的经典战例。丰富的技术含量使这一时期大赛的质量曲线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大规模的足球战术革命至此显露出气数已尽。
随后，1990年和1994年的两届世界杯赛明显出现了下滑，表现为保守主义的战术指导思想再次抬头，法国、荷兰等欧洲拉丁踢法和讲究整体配合踢法的队伍接连在外围赛中落马。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沉闷乏味，令国际足联一再考虑修改规则，以促进各队摒弃功利，回归进攻、进球和进取的足球精神。以1998年法国队夺取冠军为标志，世界杯赛的质量曲线经过8年的低落，重现上升势头。
足球比赛，特别是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从来就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争辩，谁也不可能说服谁，惟一能做的就是针对不同的对手，决定自己采取何种作战方略。1982年和1986年的两届世界杯赛，荷兰人首创的全攻全守踢法依然盛行。尽管荷兰队从来没有获得人们期望的辉煌成就，但是全攻全守的打法有着良好的声誉。报端的球评对意大利队在西班牙大赛上夺得冠军并无特别赞美。由于制定了防守反击的战术，烟斗教头恩佐·贝阿尔佐特并不像一位功勋主帅，还不如善于门前捡漏的前锋保罗·罗西让人喜欢。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极言一种追求完美的态度。拿到足球场上，是不惜名次，坚持踢全攻全守的完美足球，还是以采取手段为目的的现实态度，这绝对不是球评家纸上谈兵那么轻松惬意的。1990年和1994年两场世界杯的决赛，人们对参赛球队的体育精神十分不满，比赛踢得一无是处，岂止是沉闷，已经近乎无聊。全世界亿万球迷看着谨慎有余而勇气不足的比赛，那些最具想像力的大牌球星似乎只要做到滴水不漏，就是世界冠军了。
或许潮流从来就是只能顺应而不能抗拒的东西。普拉蒂尼的评论显得多少有些无奈：“有时你可以靠11个后卫赢得一场比赛，有时又会因为有11个前锋而输球。我不知道这是来自足球的演变，还是教练的原因。从前，进攻型中场发挥很大作用，而现在中场不时回缩，进行防守，这就改变了一切。我觉得10～15年前，场上的11名队员还都有完成最后一传的能力，现在真正善于助攻的队员少多了。从前，边后卫也能作精妙的传球，现在连中锋都会铲球了。这虽然带点讽刺，但代表了我的一些看法。人们改变了比赛的特点，从前的比赛是建立在进球的基础之上，而近十年以来的比赛却是以不失球为目标。要是你一球不失的话，那么就确保能够拿到1分；相反，你若进了两球，这1分倒不能保证拿得到。这就是足球的一点荒诞之处，其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推理之上。”
惯性的力量是不能小看的。当一次酝酿和渴望已久的世界足球大战以保守和毫无冒险精神的胜利而告结束的时候，效仿者也就不该受到指责。1985年，首先尝试3-5-2阵型的法国队经过两代球员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赛上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更为有意义的是主帅雅凯指挥着一群身穿“大公鸡”球衣的队员，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将世界足球重新拉回到整体作战、攻防均衡的理念中来。像是走过了一个轮回，负责制定战术和监督实施的教练员们也重弹老调，承认足球战术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确保自己不犯错误，而在于利用对手的错误。
其实，正是由于世界杯赛给球队造成无可比拟的巨大压力，引出了许多战术误区，难以承担领导世界足球战术发展新潮流的重任。倒是在英格兰、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足球强国职业联赛的赛场中，许多实力雄厚的俱乐部球队从不放弃自己的固有风格，甚至像欧洲锦标赛和美洲杯赛这样的洲际比赛赛场上，也不至于给实用主义足球留下那样宽阔的空间。没有进取精神的足球必然缺乏观赏性，而观赏性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充分展现出足球运动的魅力，这正是世界杯赛可能物极必反之所在。
无论是球星的个人魅力，还是俱乐部球队的整体形象，都需要不断充实和改造，其条件是各路豪杰打破国家界限，在俱乐部的旗帜下按照战术设计和要求重新组合。同时，有潜质的年轻球员首先在职业联赛当中接受洗礼，也比在世界杯赛上被寄予创造奇迹的厚望更有可能显露头角。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英格兰足坛新秀迈克尔·欧文，这位来自利物浦俱乐部的前锋一改老式的英国锋将那种强打硬冲的球风，靠灵巧的脚下技术屡建功勋，一下子掩盖了希勒的光芒，在1998年的世界杯赛上红极一时。没有欧文的表现，人们不会迅速得出英国足球传统的长传冲吊打法正在嬗变的结论。
格局无改
已经举办过的16届世界杯赛，有7届的冠亚军决战双方同为欧洲球队或同为南美球队，但大多数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20年当中进行的5届世界杯赛，这种情况只在1982年出现过一次，由西德队对意大利队。这5届大赛中，西德队总共参加了三次决赛，巴西队、阿根廷队和意大利队分别参加了两次决赛，法国队参加了一次。很容易看出，有10个队次可以分享这5届世界杯的决赛权，实际上却被5支强队包揽，而且，冠军由这5支强队各得一次，不要说蝉联，就是在前后20年里要重夺一届世界杯赛冠军，都只能是做梦。欧洲与南美的较量成了世界杯赛永恒的主题，其他地区要么是重在参与，要么是充当陪衬。欧洲足球与南美足球已经习惯你一届我一届地轮流捧杯，近四十年来，这像是条不成文法，严格地制约着一方，保护着另一方。因为形成了周期轮换，倒也公平。
构成这一态势的主要力量，欧洲是意大利队和德国队，南美是巴西队和阿根廷队。无论从队伍的实力、结构、风格和战绩等几方面来看，这4支队伍都是相当稳定的。物换星移，1982年带队征战的主帅当中，意大利队的贝阿尔佐特、西德队的德瓦尔等人都已将教鞭高悬，取而代之的佐夫、沃勒尔等，正是当年他们麾下的战将。前赴后继是稳定格局所必须的，即使德国队和巴西队从1998年世界杯赛开始锋芒已钝，队伍老化，在世界足坛依然具有震慑力量。
在两大洲内部，巴西和阿根廷轮流承担南美足球领头羊的责任，巴西队在最近两届世界杯赛上留下了一金一银的辉煌，阿根廷队则留下了一册又一册令人乐道的足球活教材。法国队的复苏足以接替德国队而维持欧洲足球的地位，肩负起与南美抗衡的使命。不过，欧洲足坛的情况远比南美复杂。8年前，瑞典队获得美国世界杯赛第三名，保加利亚队第四，紧随其后的是罗马尼亚队，挪威和丹麦也在晋升，东欧和北欧足球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队反复向世界证明，西欧国家是世界足坛最具强势的群体，长盛不衰。
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上，喀麦隆队踢了两个0∶0和一个1∶1，同组的意大利队踢了两个1∶1和一个0∶0，结果，喀麦隆队被淘汰出局。在另外一个小组，西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队同为二胜一负，阿尔及利亚队因为净胜球数少而未能出线。非洲足球的代表在一片同情声中告别了世界杯赛场，但是侥幸的意大利队和西德队居然径直走进了争夺冠军的决赛，分别摘走了金牌和银牌。
非洲足球真正站稳脚跟，让世人刮目相看，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其标志是非洲足球的先进代表从北非逐渐移向了西非。阿尔及利亚队已经接连几次被埋没在非洲区的外围赛中。
而喀麦隆队保持了连续4次入围决赛圈的纪录。特别是尼日利亚队闯进世界杯赛八强，这只“绿鹰”的成长使国际足坛必须认真考虑非洲足球对明日世界足球的影响了。最直接的改变是世界杯赛上非洲球队的名额得以增加，超过了过去同属于足球运动第三世界的亚洲。
1996年年初，中北美洲足联主席渥纳在巴黎说，未来的法国世界杯赛上，中北美洲没有迹象表明两年后能够击败巴西和阿根廷队。从质量上赶超欧洲球队，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在同亚洲和非洲球队的抗衡中取得领先地位，至少不会败给亚洲球队。
除墨西哥队外，中北美足球水平一般，充其量是世界三流水平。或许正是出于相同的判断，首次参加世界杯赛的中国队才把得分的目标确定在哥斯达黎加队身上。亚洲是不是足球运动最落后的地区，这是一个不纯粹属于足球范畴的争论。最近20年的世界杯赛，始终伴随着“亚洲足球正在崛起”的命题和对这一命题的否定。人们从亚洲足球管理层官员那里很少听到直面落后的检讨，好像说到足球水平，不进则退的道理也可以有例外。
1982年是西亚石油美元作用于足球的起步时期，科威特拿去了亚洲惟一的世界杯赛“入场券”。经过20年的角逐，经过东风吹、西风烈的跌荡，2002年世界杯赛上，沙特阿拉伯队成了西亚仅存的代表，而中国、韩国和日本实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东亚大会师。如果加进韩国和日本不参加外围赛的因素，在东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五大区域的竞争中，沙特阿拉伯队和中国队的出线意味着东亚和西亚在抗衡中仍然势均力敌。世界足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迹运动，在欧美争霸的主旋律之下，人们努力试图有所发现，而整个亚洲依然没有摘掉“最落后地区”的帽子，所谓格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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