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年的风雨路

　　伴随最近20年世界杯赛的历程，中国足球在蹒跚学步中踉踉跄跄，一路艰辛，直到2001年金秋取得了首次打进决赛圈的成就。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机遇使得中国足球经过6次冲击终于圆梦，这就是两个字——改革!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足球可能至今打不进世界杯赛。

　　如果没有世界杯赛，中国足球很可能至今不思改革。

　　今天，很多人都感悟到，停留在重复失败的老路上寻找跌倒的原因，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足球改革加快了进军世界杯赛的步伐，但是，反过来问一句，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足球加快改革的步伐呢？答案应当是世界杯!

　　足球改革与冲击世界杯形成了相互作用。如果自身的发展没有产生对改革的迫切需求，如果不是在甘愿奉献一切之后，依然无法实现追求的目标，中国足球或许像那些难以冲出亚洲的落后项目一样，终日在徘徊和抱怨中混事。社会改革固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促使人们萌生改变现状的种种憧憬，但是，必须拿出行动，才能将美好前景融入改革的大潮。否则，永远难以受益。

　　1.世界杯推动中国足球改革

　　1982年的西班牙大赛，中国足球界第一次借助荧屏，直观接触到世界杯赛，看到了那座原本很可能有中国队一席之地的足球殿堂是何等辉煌夺目。第二年初春，笔者来到位于云南昆明南郊的海埂体育训练基地。

　　当时，从北京到昆明的特快列车要行驶三天两夜，从昆明火车站换乘24路公共汽车，沿着一条蜿蜒的乡间窄路而行，遇到迎面有车，还需靠边相让。开到滇池之畔，再走上20分钟，才能到达基地。每年春训，全国的甲级足球队和“国”字号队伍都要踏着这样的路，来到海埂准备一年的“功课”。没有人抱怨这里的条件和设备简陋，也没有人强调高原训练的困难和艰苦，只有年复一年认真地闭门造车。练就了多少本事，自己心里有数。

　　海拔接近两千米的高原上，阳光刺目，暖洋洋的。午后的基地静悄悄，三座宿舍楼里，运动员都在睡午觉。第一个见到的是国家体委球类司足球处的马克坚。出乎意料，老马并未介绍足球界通过观看世界杯赛如何找差距，也没有提及各队的集训情况。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足球必须走俱乐部和职业化这条路，才有可能跟人家比试比试。否则，永远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竞争。因为人家踢的是职业足球，中国踢的是专业足球，不是一回事。”

　　十多年后，马克坚在中央党校函授学习作毕业论文，重新梳理了当初的想法。他有理有据地提出，足球运动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空白点，加入国际足联的会员共190个，注册的运动员有5273万余人，裁判员50万人。足球是普遍职业化的运动项目，职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正是当今世界足球水平最高的国家。所有取得过世界杯赛冠军的国家，也正是足球职业化历史最长的国家。例如巴西，职业足球运动员有一万五千余人。世界足球职业化经过几次高潮，连东欧、东亚、西亚、北非、北美地区都得到较大发展。这就难怪中国足球会越来越面临严重的挑战，因为职业与非职业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老马的结论是：中国足球如果还停留在原有的低水平专业队层次上，差距将越拉越大。

　　1980年7月7日国际足联代表大会批准执委会决议，重新接纳中国足协为国际足联会员。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搞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也搞了三十多年的专业足球。除了1957年参加过第六届世界杯足球赛外围赛以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中国足球有了新的明确的进取目标，即向世界杯冲击。尽管在此之前，足球界许多权威和有识之士已经从有限的对外交往中领教过职业足球与专业足球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低水平的亚洲足坛较量中，这还不足以引起改革管理体制的强烈要求。几十年的世界杯赛历史当中，亚洲球队的最佳战绩是朝鲜队曾经在1966年闯进过八强，而朝鲜足球的体制与中国足球完全相同，都是国家投资的专业队模式。职业足球的概念在整个亚洲还是一片空白。略有一点点职业足球味道的香港，倒成了在体制上领先的示范。依托于扎实的职业联赛，稳步提高足球运动技术实力，向世界杯决赛圈发起不懈冲击，这样的理念不是一次冲击失利的刺激所能产生的。从1981年到1989年，中国队先后三次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受挫，眼看着韩国足球已经明显跑在前头，西亚足球迅速崛起，紧迫感与进取欲望都在加剧。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摸索了10年，足球实施职业化管理体制的外部条件越来越有利。1992年的春训中，徐根宝执教的中国奥林匹克队在吉隆坡进行的奥运会外围赛上失利，造成了又一次刺激。此时接替年维泗主持中国足协的王俊生将推行职业足球作为首要工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足球发展的内在因素，而冲击世界杯与实施职业化这两件大事也找到了结合点。

　　中国足球终于可以公开并充分地研讨自身体制的种种弊端，终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开展职业足球的通行证，终于发现倘若没有改革开放，足球是难以在瘠薄的经济基础上腾飞的。世界职业足球运动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中国却还没有落笔一撇。起步晚，说不定倒是幸运的，可以不再蹈袭别人走过的弯路。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海淀区红山口召开会议。这是王俊生出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以后，第一次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面对全国足球界代表，王俊生提出自己中长期的工作设想。与会代表的发言和社会上谈得最多的话题一样，都是如何使“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会议期间，国务委员李铁映与代表们见面。北京市体委主任马贵田在发言中表示，将分阶段分步骤完成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李铁映打断老马的话说：“不要总想分步走，一步到位行不行？”这种积极的态度让与会者大吃一惊，谁也想不到事情会有这么大、这么急的变化。随后的会议分组讨论，代表们一下子将话题转向了怎样完成这一重大过渡。

　　李铁映一度在国务院分管体育工作，担任中国足协顾问，视察过海埂训练基地和大连足球特区，题写过中国足球学校校名。1991年夏天，笔者曾参加李铁映召集的首届世界杯女足比赛筹备工作碰头会，切身感受到他对体育，特别是对足球的关注。后来，经过多次接触，逐渐了解也逐渐习惯了他说话直入主题、态度鲜明的作风和性格。他几次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令人振奋。尤其是1997年年初中国游泳队参加世界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珀斯被当地海关查出携带禁药。李铁映当着出席全国体委主任会议的国家体委和全国各地体委负责人的面，撇开事先准备的讲稿，大声疾呼使用兴奋剂不仅是体育界的腐败现象，简直是奇耻大辱，要勇敢地与之作不懈的斗争。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座谈会上，李铁映听到天津市体委主任仇涌汇报天津的体育场馆多数已向群众开放，便插话问道：“多数是什么意思，究竟有百分之几？场馆要先开门，后规范，让老百姓有地方锻炼，再研究管理和收费问题。”笔者以为，这也正是足球改革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知难而进的精神。红山口会议被传媒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这种借喻其实是想表明会议的历史作用。中国当代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已经形成了非要以一次会议为标志的习惯。后来，任何项目的改革都没有这种标志性的会议，也许正是从这点可以说明，足球确实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设计职业联赛

　　中国足球改革选择了从赛制入手，至少具有两个意图：第一，使地方队参加的国内联赛与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决赛圈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联赛是基础，冲击是目标；第二，赛制最容易也最直接地显示出改革带来的变化。

　　专业足球强调的训练不如职业联赛引导和督促下的训练更能够体现和检验针对性。与欧洲高水平职业联赛相一致，周末主客场赛制首先从形式上接轨，练习赛有助于改进训练与实战脱节的状况。同时，中国球员以往在国际大赛中适应环境和气氛的能力不强，也可以有所提高。

　　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位关键性人物是许放。国家体委对足球改革的实质性支持正是从抽调许放到足协担任专职副主席一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92年，45岁的许放在足球界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而国家体委内部对他议论颇多的情况下，来到足协任职。当时，连王俊生也对这位由领导选配的搭档少有接触。后来的发展不但表明王俊生与许放成了中国足球决策层难得的组合，而且，许放迅速完成了角色转换，发挥了特殊的历史性作用。许放曾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任运动员村副村长，其后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工作。1993年，他完成了两件对中国足球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一件是与国际管理集团(IMG)谈判，赞助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为期5年的合同使中国足球获得了重要的启动资金，职业联赛从此带着“万宝路”的广告登场。另一件是代表中国足协竞选，当选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球在亚洲足球界上层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后来张吉龙继任亚足联副主席，兼任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在2001年世界杯外围赛分组抽签中维护了中国足球的利益，都与许放当年开创性的工作分不开。

　　1996年9月30日，许放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49岁。许放病故后，国际足联、亚足联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泰国、尼泊尔、孟加拉国、香港、中国台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黎巴嫩、哈萨克等足球协会纷纷发来唁电。10月8日，专程赶到北京参加吊唁的亚足联秘书长彼得·维拉潘先生说：“许放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使人感到震惊。这是国际足球界的一大损失。希望中国足协尽快推出合适人选，接替许放未竟的工作。”随后进行的一轮甲A联赛，各赛区在开球前举行仪式，为他举哀。许放走了。他调到中国足球协会担任专职副主席只有四年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足球圈里的人刚刚认识他，了解他，便没了精诚合作的机会，真是天不助我！回过头来说，职业联赛的创立为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赛奠定了实力基础。到2001年第十七届世界杯外围赛十强战实现了中国足球几十年的宿愿，职业化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历史的脚步。参加这次十强赛的28名球员当中，大部分主力球员是在职业联赛之前初出茅庐，并在职业联赛过程当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李铁、李玮峰、孙继海、邵佳一、杨璞、安琦、曲波、杜威等人则完全是赶上了好时候，成为足球改革浪潮中的幸运儿。杨晨、范志毅等人得以到欧洲职业联赛中再磨炼，更是由于中国足球改革和职业联赛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推行职业联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联赛为本的思路也引起过争议。1996年春天，中国奥林匹克队在吉隆坡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外围赛，这支由戚务生执教的队伍重蹈了4年前徐根宝带队的覆辙，在同一地点再度饮恨。中国足协有位官员在报刊上撰文指出，归根结底还是国内联赛没有搞好，应当到职业联赛中寻找冲击失利的原因。其实，奥林匹克年龄段的球员质量如何，只能说明后备力量的状况，真正检验职业联赛的只能是世界杯赛，而不是限制参赛球员年龄的奥运会足球赛。不过，这至少可以看出强化联赛意识已成大势所趋。

　　世界杯外围赛的赛程与联赛冲突，这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始终存在的实际问题。于是，出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年年改规矩、变赛期的情况。亚足联本来就是办事缺乏原则的机构，经常为迁就某种势力而得罪另一种势力。对于正在努力建设职业化体制和完善职业联赛赛制的东亚三强来说，受到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最重要的莫过于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比赛，时常不得不暂停国内联赛，以保证国家队有必要的集训和热身时间。为此，俱乐部要付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损失，也常常跟足协主管联赛的部门发生争执。不能牺牲联赛的呼声多次在中国足坛响起，如何避免将联赛切割得断断续续，始终找不到理想的方案。中国足协甚至冒俱乐部之大不韪，将联赛日程延至寒冬，出现了过去不敢想像的雪地大战。八年联赛以及与联赛相关的多项改革举措，包括争议甚多的体能测试制度，使中国球员的观念从“要我练”转变到“我要练”，并且提高了客场比赛对天时、地利等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些都在世界杯外围赛上显示出效果。在首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之后，中国足球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完善职业联赛制度和提高联赛质量上，才不致于使辉煌成为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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