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心理学的邂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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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月明围棋理念中有“道法自然”一说，而巴门尼德也有《论自然》一书，虽然两者都论及“自然”，但含义却不尽相同。中国围棋中的棋道法“自然”理念源于《老子》。这里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万物，一层是自然之理。巴门尼德所谓的“自然”，突际上讲的是“存在”，就是他所说的真理。棋道中的道法“自然”中的“自然”，选择的是形上与形下相结合的路径，巴门尼德的“自然”，选择的则是形而上学的路径。
欧洲人真正知道和了解围棋，始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碰撞，卷入这一交集的主要是传教士，宫廷官员，科学家，数学家，汉学家以及旅行家，时间大约从16世纪起到19世纪中后期。最初把围棋带到欧洲的，是三个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的金尼阁，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耶稣会士，都受罗马教廷派遣，来到中国，后来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作为正式解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奠基人，在中国渡过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同时他自己也系统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后来日本学者认为，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诸种学艺，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罗马教皇评价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上”。利玛窦在中国期间，与利玛窦结交很深又精通围棋的有两位历史名人，一是晚明三朝元老，官至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一是任职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中，他对围棋作了如下描述：中国人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玩一种在三百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三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用这种方法多占空格，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官员们都非常喜欢这种棋，常常一玩就是大半天”。这段话不长，距今近400年。
在经过仔细的阅读理解和研究，当发现了，孔子和荀子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与弘扬者的思想并不一致时。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我个人还是困惑的。打个比喻吧！虽然也不知道恰不恰当，如同一个孩子，明明可以确定的知道，自己的父母肯定都是很爱自己的，但是他们的教育和指导思想方向又不一样，那么对于孩子本身来讲，那么因该何去何从呢！而且各有各的道理，并且道理又貌似都可以讲的很对，很通透，而且还可以各自层出不穷的举例说明。
思考虽从未停止，但生活，日子总还是要一天一天的过的。那一段时间，不知不觉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棋友，对于各种棋风的对手，或者统称各种各样的人吧！
人的一生目前大家人类的共识是无法重来的，最终的结果，都是走向肉体的消亡，主体意识将去往何方，目前都尚未得知。
那么在有限的生命中，如何去发挥生命的最大价值和意义，让生命最大程度的精彩，这个问题，看来是逃不掉的了。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我个人觉得太有意义和价值，因为它确定了方向与座标，让人类不至于在广阔的海洋里再也不会迷路。那么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指南针在那里呢？
得与失，阴与阳。当得到一些什么时，也肯定将意味着会失去一些什么。围棋十诀里的第一诀，“不得贪胜”。是呀！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就是败在了一个贪字上呀！贪财的聚集了万贯家财，贪名的为了功名利禄而奋不顾身，贪权的近乎断绝了人伦，无情最是帝王家，这一样的一生有意义吗？真的就快乐吗？虽然我并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我能明确的知道那些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生命的平衡点究竟在何方？当思考和思维理不出一个头绪时，自己觉得，再去西方的哲学思想去找一找看吧！一味的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带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心，关注研究起了一些西方的哲学思想。
如果给西方的哲学家做一个排名，排第一的大概率是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排第二名的是“启蒙时代”，康德。排第三名的则是非二十世纪的维特根斯坦莫数了。然而这只是接照时间，时代的排名。如果对现代人的生活与思维，重要性而言。维特根斯坦估计可以排名第一。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哲学家。也不仅在于他开启了哲学史上继本体论传向，认识论之后的第三次转向，语言学转向，更在于他对语言的反思，澄清了人类四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而这四种思维误区，直指我们的生活核心，一，大部分争论是语言的争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无穷的争论，从“俄乌冲突谁更正义”，到“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其激烈程度可以达到“割席断交”，甚至是“敌我矛盾”，然而正如胡适所言，世间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的争论，剩下的十分之一，也还都是名词的争论。大家表面上都是争论事情，实际上争论的却是描述事情的概念和定义。维特根斯坦在其代表作《哲学研究》中道出了争论的根源，人们的思维有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认为语词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分岐在于每个人都认为洞察了诸如，“正义、自由”这类概念的本质。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事物根本没有根本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性。概念就像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有的眼睛相似，有的脸形相似，但绝对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可以规定这个家族。最典形的代表就是“美”。人类可以把所有鉴赏所有艺术品的各种感觉，全部笼统的称之为“美”这一概念下，但事实上这一感觉并无法统一，只是相似。如果认识到人们的很多争论，几乎全部都是语言的争论，或许我们会变的更平和。二，滥用大词是一种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滥用大词的人，从“自由、平等、正义”，等抽像概念。到“存在、本质、本体”，等形而上学的词汇，还有一种主义和一种主义的斗争。维特根斯坦称这些抽像，理论话的语词为“超级概念”，随意使用这些概念的人，则是患了“哲学病”。哲学家常常犯这种思维疾病，使用这些含义模糊的“超级概念”是极度危险的，使用者自己并不理解这一些词汇，而这一些词汇本因该像“门”、“灯”、“床”一样日常，与活泼的生活体验相关，而不是某种教条化的口头禅。《天才之责任、维特根斯坦》一书记载了维特根斯坦对一位滥用“民族性”朋友的严厉批评，如果研究哲学只能使你似是而非的谈论一些深奥问题，如果他不能改善你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如果不能使你比任何记者都更谨慎的使用词句，那么它有什么用处？
维特根斯坦对大词的审慎，至少可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两个最重要的警示，慎用超级概念，远离宏大叙事。三，思想的狭隘源自视野的狭隘、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误解，你跟他讲人道，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他跟你讲人性。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误解不是源自愚蠢，而是源自狭隘。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足够聪明，但由于缺乏视野宽度，从而很难理解他人。维特根斯坦用一个“兔鸭图”作比喻，理解的秘诀在于“面相”的转换，或者是“视角”的转换，一个视角是免子，另一个视角变成了鸭子。当我们尝视着改变视角，对事物和人心的理解，很快就可以改善。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认为，相互理解不能达成，还因为我们缺乏综观，即没有学会站在更高的视角，试着用足够多的例子，鸟瞰语词的全貌，滋养自己的灵魂。比如很多人对“自由”的想像，就是无拘无束，对“法律”的想像，就是严刑峻法，对“教育”的想像，就是课本学习，当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到更多的事情，会发现世界全然不同了。很多人感叹，我们生活在一个“三观不合”的大撕裂时代，但其实只要多转换视角，站在思想的高墙上，看清差异和联系。理解就会成为可能。四、人生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践行着“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很多人更是对生死，生命价值终极问题漠不关心，于是哲学对他们只剩下了实用价值，比如阅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人，最喜欢把《逻辑哲学论》中的那一句，“凡是可说的就要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就要保持沉默”，挂在嘴边，为自己的价值虚无背书，但其实无论在前期还是晚年，维特根斯坦始终把那些不可说的事情，如“善”、“美”、“上帝”，“死亡”，视为人生最重大的问题。同样是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就曾反复强调，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达，人生问题也完全没有被触及，在八九岁的时候，他就曾倚门思考伦理问题，如果撒谎对自己有利，那为什么要说实话？
讲到说谎，我从记忆的开始，清清楚楚的记的我自己是怎么开说谎的。那时候是小学二年级上午学期，我不知道跟同龄人相比是晚了，还是早了。刚开学那一会，语文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查“新华字典”。那种喜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仿佛一下子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还有叔叔，姑姑他们。家里有一个单独的客厅的，现在想起来也不算是客厅，更像是一个大的书房。因为正常待人接客都是在堂屋。而这个单独的客厅，是爷爷和私密朋友说悄悄话聊天用的，里面有几个大的书柜，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书，爷爷有时候，早起会看，午饭后会看，晚上睡觉前也会看。我是随时出入的，可能是父亲，叔叔，姑姑他们工作比较忙，又或者是不太喜欢看书，对这些书兴趣不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书对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总是忍不住的去看，但遗憾的是很多的字，实在是不认识，大多数的书名都认不全，有的书名，就是繁体字，而有的书从右向在翻开，有的书又是从左向右在翻开。现在终于学会了查字典，那一些我终于可以随便去看了。从此以后，我除了正常上学，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中午放学回家看，晚上放学回家看。周未休息看。而且看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刚开始看书时遇见不认识的字，还要去查一查字典，后来被我发现总结出了一个方法，遇到不认识的字，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就去理解这个词，不理解这个词，就去理解这个章节，或者去理解整个这本书所讲的所有故事情节，与内容。 越看越多，越看越上瘾，越看越觉得欲罢不能。慢慢看着，也学会了挑选着看，不太喜欢的翻两章，直接就扔一边了。当时记得最不喜欢的是“红楼梦”叽叽歪歪，那林黛玉是脑子是有病吧！没事就生气，还喜欢哭。讲的个啥呀！当时看了几次，都没有看完，那书看了就让人觉得心烦，后来三十几岁又读了几遍，真心还是觉得喜欢不起来那本书和书里的人。“三国”，“水浒”，“西游记”，那可有意思多了，看的是很痛快，但无一例外结尾都不太喜欢，我当时总在想，写这三本书的人，真没有意思。为什么就不可以让刘备统一了天下，打败了曹操，干了孙权。晁盖当了宋朝的皇帝，天下再也没有了贪官污吏。孙悟空成了佛以后，为什么不能跟如来佛再认真的打一架，赢了坐上灵宵宝殿，输了那怕压个伍仟年，再来个8佰一十难，到时候取啥都认了，这多爽，多痛快。“孙子兵法”，看了几个版本，还有“孙吴兵法”，当时觉得吴起更牛，更神气，遗憾的是从头到尾总是依附或受制于那一些国家，感觉要是让他自己真正的独掌一军，就论军事打仗这一块，谁配做他的对手？战国早统一了，肯定没有秦国啥事情了。《资治通鉴》，《史记》，还挺好玩的，故事多，人物也多，起伏点也够，故事也挺折曲，篇幅短，可以让人有很多的想像空间，思维可以尽情的去放飞。由于书看的多了，那时候上学时，一下课，就喜欢跟同学们讲故事，大多数同学都是听我一个人演讲，毕竟他们啥也不懂，我记得只有一个绰号“书呆子”的同学，可以偶尔发表意见，因为有时候当我讲到书中一些人物的时候，他也能插一句嘴，他据然知道宋江的外号，除了“及时雨”还有“呼保义”。 再后来发展到，在家里吃饭时也讲。那时候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吃饭，正常在十个人左右，爷爷坐中间，吃饭时，爷爷也会引经据典的讲一些故事，因为我也看了一点书，就总开始插嘴了，叽叽喳喳的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妈妈有时也会过来吃饭，发现了问题，叔叔姑姑他们也都统一了战线，开始特别反对我看这一些课外书了。就这样，在大家的统一反对声音中，无情的给书柜上了锁。书柜的门是玻璃拉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有对着玻璃书柜门，抓耳挠腮，苦不堪言。但过了几天，我发现有时候爷爷在中午午休看书时，会忘记了把书锁进柜子里，放在一个沙发的角落，或者是茶几的上面，有时候甚至是桌子上。我试着翻过，但总会被老叔抓住现形（因为一不小心就看入谜了，忘了注意动静）。后来知道这样肯定不行，于是就只要发现外面有书，立刻藏在衣服里，挟在腋窝中，尽量卷着身体，一边去拿卫生纸，一面堂而皇之的走到堂屋中，对他们说，着急，着急，肚子疼了，赶紧去上厕所（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都是公厕）。带着书偷偷的去厕所看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还不能太长，时间长了，比较危险。爷爷叔叔他们要是也去上厕所，发现了，说两句事小，爷爷再也不会丢三落四的把书放在外面，可就不妙了。我也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说谎。
道不弘人，唯人弘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