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 张佳婧 郭子介 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男子足球队受邀登上北京大学毕业晚会的舞台，与全校师生分享了“快乐足球”和“直面失败”的经历。在这支球队，多数球员从来没有踢进一球，四年来的大小比赛也鲜有胜绩。但是，和其他球队不同，在中文男足，踢得差完全没有关系，只要足够快乐就可以了——这在竞争文化占主导的北大是少有的心态。每次赛后，他们都会在“中文男足”公众号（现已更名为“丨Just Lose It丨”，为方便指代，本文统一使用“中文男足”）上发表一篇幽默的战报，记录和调侃自己的“失败”，逐渐在校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年轻人反抗“以成败定英雄”的社会氛围的某种象征。
这支总在“输”的男足队伍，是如何出圈的？我们和北京大学中文系2016届毕业生、“中文男足”主创之一胡珉瑞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自述。
给“loser”安慰的球队
我在201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大学四年踢了15场足球比赛，一场都没有赢过，平局都没有平过。“压上！压上！输六个和输八个没有区别，但进一个我们能吹一辈子！”我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师兄这么在场边鼓励我们。现在回看，我四年15场比赛都是守门员，一共丢了116个球，场均输掉7个，刚好在6到8个之间，师兄所言不虚。
胡珉瑞和他养的两只柴犬（张佳婧 摄）
“中文男足”是一支自带各种反差的球队。我们是北大的学生，考试很厉害，但是踢球很差；虽然踢得很差，但写作能力又非常好。和其他走类似路线的公众号相比，“中文男足”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化的存在，我们所有的素材和幽默都建立在一个真实的背景之上：中文男足输了这么长时间，但是还是很乐观地在踢球。
实话说，“中文男足”公众号的出圈，其实在我的预期之内。我研究过“中文男足”的粉丝画像，我们的读者基本都居住在大城市，高校或者高校毕业生比较多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绝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这和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当代年轻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有密切的关系。
2012年，我高考成绩是云南省前十，而且拥有自主招生的选专业加分。但因为想在大学过得自由一些，选择了相对冷门的中文专业。但是在大学前两年，我过得非常挫败，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loser。我在中文系的专业成绩非常不好，大学四年就三门课是优秀（北大绝大多数课程都有40%的优秀率限制），其他全在84及以下，绩点低基本上就什么都干不了，奖学金也评不了，交换也去不了好的学校。
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拿了雨果奖，我用那个架构写了一篇《北大折叠》，谈的是在北大校园内其实存在严重的阶层划分，表面上大家都在相同的地方学习，但有的人来北大学习是轻松无忧的，只是来给自己镀一层金；有的人可能是抱着改变命运的态度来这里的，但是考上北大是否真的能够改变命运呢？还是说北大只是让他看见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毕业以后却仍旧一无所得，甚至徒增烦恼？
在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师兄师姐告诉我当时有一个7：1：1：1定理，意思是70%的人可以在本校保研，10%的人出国，10%的人工作，10%的保研到外校，但我入学以后，中文系保研名额一缩再缩，我毕业的时候只有50%左右的同学可以保研本校，现在的比例就更低了。当时北大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去中央部委、央企都是比较容易的，北京户口也没有现在这么难拿，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曾经司空见惯的东西都不再理所当然了。
大三的时候，我去到台湾一所中游的学校交换，因为我绩点不高，英语也很差，这是我为数不多能够申请到的学校。和学校里其他学生相比，我的优势又体现出来了，随便怎么学我都是第一名，分数也特别高，都是98、99。当时我就开始反思，其实人生很广阔，我未必一定要在北大从绩点的层面来证明自己。
交换回来以后，我逐步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物，经球队的师兄介绍，我进入了一个头部官媒实习，而且和其他实习生不同，独立发表了很多深度稿件，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可以吃文字这碗饭；因为绩点低，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保研，但是我后来找的工作也很不错。
本科期间，每当我感到很失败也很抑郁的时候，中文男足给了我很多力量。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球队就一直输，但是输又怎么样，你还是要一场一场地踢，反正日子就这么过。这个集体是你即使失败了也会接纳你的，因为人不够踢得再差也得上，踢得不好的也没人怪你，并且还很需要你，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
早在2014年，我就在人人网上面写战报，最早的战报只有一句话：“3月15日，中文男足队员吉云飞打入赛季首球，中文0：6不敌工学院。”转发非常火爆。到了2018年春季，我和队友们商量建立了“中文男足”的公众号，希望它能够搭载我们球队的经历和想法，把中文男足的精神延续下去。
2018年3月25日，中文男足北大杯小组赛0：1不敌工学院，创造6年来最佳战绩。赛后合影，球员虽然输球，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天晚上，“中文男足”公众号正式创立。
我们第一篇出圈的文章是我们和光华管理学院踢球的战报。虽然说是战报，但我们并没有围绕足球谈任何专业的东西，而更多是在揶揄这两个院系的学生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比赛前瞻中，我们戏称这是全北大基尼系数最大（即贫富差距大）的一场比赛。而在赛场上，光华的球员更是将他们social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在战报中这样总结：“光华管理学院，作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同学们都拥有极高的情商。本着‘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处事原则，光华为了避免被战报黑得太惨，在保住胜利果实的前提下，于下半场换上多名替补队员，向我们发出了友善的信号。同时，他们也深知，中文男足的真正实力，不在球场之上，而在于舆论空间。为了避免被黑，得到更多正面曝光率，他们甚至在赛前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文队员表示，愿意在场上为调和北大阶级矛盾尽一份力。”
这篇战报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作品之一，我们从来讨论的不仅仅是足球，读者更多的是通过中文男足的故事与创作的“笑话”在看北大的校园文化，看社会热点。
我们更为出圈的作品是曹直在2018届毕业晚会上的演讲，那是一个团队策划，曹直的演讲稿是我写的。和其他走诙谐风格的推送不同，那一次演讲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在幽默以外的价值观输出。演讲稿的结尾我是这么写的：“中文男足的意义大抵如此，它教会我们失败，教会我们平庸，教会我们面对现实。但管他呢，谁说十八岁的成功就不是成功？既然站上过巅峰，还怕什么深渊无穷——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
那一篇推送是我们的第一篇10w+，全国各地的高校师生都在讨论我们，盛况空前。不少院系的老师、学生代表做毕业发言的时候，都会谈到我们，角度也很不一样。北大师生以外，各个地区的年轻人，从高中生到已经工作了的，都开始关注我们，我想是因为我们说出了大家普遍的心声。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2016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北大校园内其实已经展开过很多当代年轻人竞争困境的讨论。当时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卢南峰写作了一篇《985、211学生为何愤懑焦虑：预备中产之殇》。“预备中产阶层”是卢南峰发明的一个概念，“其特征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985、211毕业生），在大众媒体时代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产）的青年群体，他们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进行模仿，对大资本控制展现批判精神，对底层表达仪式性同情。而今天弥漫在这批青年中的不满，是因为预备中产‘转正’为中产阶层的渠道被凝滞了。”我认为，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父辈和当下的年轻人上升道路的区别，我们像父母考学毕业之后只是获得了一个“预备中产阶级”的资格，从就业到买房，到甚至说婚恋，怎么走入中产阶级，中间还隔着很多沟壑要去跨越。
这种讨论在近年来也变得越发频繁，比如“小镇做题家”，比如“内卷”这些热门的概念。一些“内卷”是无效内卷，比如大学为了GPA疯狂努力，但很有可能走向社会之后会发现当时的付出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另一些“内卷”是现在完全无法避免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出路越来越紧俏，但是参与竞争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北大从1998年到2020年从来没有大幅扩招，但这20多年的时间里参加高考的人却大幅增加了。不仅仅教育资源如此，社会资源也是如此，参与竞争的人变多了，但是最核心的资源始终没有变多，所以年轻人们不得不卷。除此以外，当一个人有机会见证了不同圈层的人的生活，看见了更高的上限，他很可能就不由自主地盯住最高的看，反而把原本正常的东西视为失败。这便是我们主张的“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想要同当代年轻人的焦虑与竞争所进行的对话。
运营“中文男足”公众号的过程中，我们并非只是插科打诨、自我解构，其实也在很严肃地思考，但是很多时候读者对严肃的表达形式并不感冒，所以我们选择以一种带有娱乐性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想法。换一种角度，其实也可以说，幽默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毕竟喜剧的本质是悲剧，肯定得要有苦涩的东西，你才幽默得起来。而我们频繁调侃的“输”，并不只是球场上的输赢，更是这个时代青年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我们提倡“Just lose it”，并不是在质疑奋斗的意义，也不是一味纵容甚至宣扬失败，只是希望开辟出另外一条道路，与主流的观念对话，给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希望大家有选择回到舒适圈的权利，不要被外在的社会标签限制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起码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押在某一条赛道上。还是那句话，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