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全国两会落下了帷幕，作为新闻从业者，今年两会记者发现一个现象：有媒体把一些同题采访或是饭后闲谈也当成“两会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就包括体育话题，比如《代表委员还看中国足球吗？》。如果你不能像许家印一样把对中国足球的有关建议形成议案或提案，喊破嗓子也和两会无关。那么，谁在两会上真正关注了体育？
政协委员体育界别中，周继红提出了《竞技体育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全民健身要解决基础的问题》；韩爱萍则拿出《建议加强全民健身活动站点管理》；在人大代表中，山西代表团蹦床大满贯得主董栋关注的是“竞技体育要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相结合”；而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今年则提交了《关于选拔制度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维护奥林匹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保障运动员权益的建议》。
今年两会前，已经有代表委员提出“推选代表须防界别‘变异’”。于是，有体育迷就看不明白了，为什么尤其是地方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的议案和提案与体育无关？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男子举重队总教练陈文斌今年依旧提出的是关于海洋事务发展的建议；而一直为保障残疾人权益大声疾呼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残奥乒乓球队教练衡新，今年提出了关于规范废旧电池回收再利用行业的建议。有的代表委员确实不仅仅带着一份去，比如我百度了半天，发现陈文斌还带来了关于推动“青少年昂首挺胸工程”的建议，但报道只言片语，而衡新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议案我就没能找到。
姚明带了几份？2013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时提出《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今年两会，新闻媒体只剩下“标题党”：“姚明说提案是我自己写的，你信吗？”可究竟是什么提案呢？在采访中，姚明谈了改革举国体制和简政放权：“可以动用行政力量的那些领导，会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和简政放权之间的关系，你们懂的。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就是条条框框太多，需要简政放权。一个超过40人的象棋比赛都要报批，这种繁琐的程序使体育没有办法向大众开放，宁愿买张电影票到电影院看电影。”讲的特别好。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网站上也看到有关姚明在本届两会上的讨论：“政协委员姚明表示，举国体制其实也是职业体育的一种。”但姚明递交的却是《关于出台象牙及象牙制品贸易禁令》。有报道说：“姚明之前曾表示，由于去年的提案尚未得到回应，因此今年将继续提。”是记者没关注到？还是真就这一份？而政协委员刘翔表示：“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开门办体育，能够让体育回归生活化，让田径运动能为全民健身所服务。”他倒是没让记者猜，表示提案是亲手撰写的。最实在的要数黄玉斌了，去年两会他曾说实话：“如果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提议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还不如不提。”去年两会，他空手来的，今年黄玉斌在被问及此次参会将有什么提案时，黄玉斌说，自己还没想好，但他随即话锋一转：“现在雾霾比较多，怎么给学生上体育课确实值得我们探讨。”
两会期间，媒体和记者很少关注体育专业本身的内容，他们大多追的是体育明星。但顶层设计是很关注体育的，从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的“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沿用“全民健身”是主旨，增加“体育产业”是改变，面对变化，倒是一些靠体育产业发财的代表委员关注更多。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卞志良带来的提案中有两份都与全民健身有关，一份是《关於大力推动科学健身的建议》，一份是《关於完善新农村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议》。卞志良还表示：“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体育产业在美国占GDP的6%至7%，在中国却只有0.6%。”对于这种差距，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也举了一个例子：“拿运动鞋来说，中国人均不到0.5双，而美国达到了4双。”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副主席马继龙则不认为体育产业的主体是体育用品：“体育用品为主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应该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中国去年体育产业产值的80%由体育用品业提供，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0%，体育服务所占比重较小，很难单独作为一个产业存在。”
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在本职工作方面一定是专业的，但是当选代表委员也不能甘做“业余的”，更切忌种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参加两会可不是“业余爱好”，代表、委员不论是否专职，是不是都得先有专业思想、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呢？代表委员务必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找准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落实不落实是后话，先把问题真正带到会上，才是正途。
(《体坛报•体育大周末》约稿，欢迎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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