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跟张斌老师聊天的功夫，终于下决心来凑凑足球的热闹。足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青春的祭奠，意味着肆意的荷尔蒙，意味着为了为了观看比赛而翘课，而翻越校门，意味着一根永远的刺。我想说，在四川，西安等金牌球市狂飙的时节，也就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好机遇，可惜，它永远回不去了。从联赛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足球败给日本，不是因为人员，传播，投入，或者高层政策，而是败给了现代化。而所谓的现代化，往往存在于细碎的细节，存在于某个更衣室的采访，存在于某种A4的合同纸片中。。。。
“无论你投入几百个亿，无论司法领域如何介入‘打假’‘扫黑’，我们都不得不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足球，已经败给了现代化。”
张斌发出这番感慨时，距6月15日中国男足1比5惨败于泰国国奥已过去5天，距日本队在联合会杯3比4惜败意大利刚刚过去12小时。差不多同时开展足球职业化的两个国家，高下如此泾渭分明地再次在世人面前：日本初见职业化成果，从联赛到国家队都可圈可点；中国则日渐伪职业化，黑哨假球层出，国际赛场败绩累累，成为国人吐槽和情绪宣泄的爆发点。
而在张斌看来，中日的分野其实从20年前，也就是1994年就已经注定。作为伴随甲A成长的中国第一代体育工作者，张斌说自己对于细节异常重视，因为那句最熟悉不过的话——“魔鬼在细节中”。他甚至认为，所谓的中国足球职业化其实就是那些“细枝末节”——比如，球场更衣室的开放程度，甲A球内外球员数据库的及时建立等。相对于甲A元年的足协对央视没有任何具体要求的态度，日本联赛与转播商的合同上厚达几十页——包括赛场的颜色，转播的机位，新闻发布会甚至赞助商的权益回报等。
那么，其时中国足协的大员们在忙什么呢？他们忙着制定所谓决定甲A未来发展的“大计方针”——《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等，他们忙于为各个俱乐部闭门赶制出来洋洋洒洒22份纲领性政策条文。在这些文件中，从球员的薪水、引资、俱乐部运作机制甚至包括体能测试——是的，就是那饱受争议的12分钟跑——都有涉及。当然，青少年培训甚至“草根足球”这样的“小问题”是不足以纳入这些宏大叙事型文件的。在足协看来，届时，只要能实现“国家队世界杯出线”的目标，一切都不在话下。
作为官方机构，足协是幸运的。1994年，在一年前遭遇冲击世界杯失利的足球在被初尝市场化后，迸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在城乡一体化以及文化消费尚显寡淡等社会背景下，主客场制的甲A联赛，在前两年获得空前成功。球员收入水涨船高，各商家和俱乐部的影响日渐增大。同时在球迷上座率、球票销售率等指标方面，中国足球正在趋近国际足球发达国家。
这样的甜蜜却很短暂。随着以城市为重心的城市格局形成，一批“足球市长”“足球省长”和“足球书记”的诞生，一批不计成本急功近利的国企甚至集团开始出现，而只追求成绩并不择手段的功利足球开始大行其道。甚至，当年让国人牵肠挂肚的成都保卫战，竟然只是四川和八一队的一次默契而已。等到赌博集团开始渗透，从裁判、球员甚至教练都开始下注，中国甲A联赛，开始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反观同期的日本，尽管他们同样走过弯路，尽管他们同样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冷暖，但已然保留了一份运行良好的市场运营和管理机制。他们也曾大兴过城市足球，但其结果是让校园足球得到普遍推广；他们也曾片面追求过外援高光度，但结果是本队队员的进步和稳定风格的形成。
于是，经过20年的演进，两国的足球水平拉开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当我们在联赛中有千万欧元的球员和世界级名帅博取眼球，靠百万奖金才能平一场进一球晋级亚冠一轮时，日本已经不动声色地拿到了几个亚冠冠军；当我们还在怀念邵佳一在德乙的美好时光的时候，香川寿司们已经横行于德甲和西甲；当我们还在被文莱泰国缅甸等对手不时搅得张皇失措、阵脚大乱时，日本男足一次次用华丽的盘带，撕开了包括意大利、巴西等强队的防线；当铿锵玫瑰因为战绩不佳而“策略性地”销声匿迹时，日本女足已经登上了世界之巅。
这样的对比还可以延展到国家队层面。当我们还在为足协和主教练的沟通、体能、营养、情报等争吵不休，当我们还在揣测足协为何神秘地搞定一个430万欧元的主帅合同(税后)，当我们还在疑惑替补上场的刘健不知道自己没有报名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运行了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关于国家队选帅，足协、教练及工作者组成的技术部门会出具一份考察名单，这份名单将上报给足协的上层领导和国家队管理部门，待研讨后再开展选帅工作。而在后勤方面，体能、康复、情报等环节各司其责，高效运转。
当我们的足球一次次如屌丝般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自怨自艾，一次次忙于总结，又一次次无奈“轮回”的时候，我们曾那么熟悉的近邻已经将我们远远抛在身后，一步步接近国际足坛的第一阵营，成为只可远观的“高富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