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退役并加入山东鲁能教练组，成为鲁能球迷近日关注的舆论热点之一。人们回顾周海滨颇为出彩的职业球员生涯之时，会对他当年不到20岁便在鲁能和国青国足出人头地的经历感慨万千，同时不禁发问：为什么当下的中国足坛，像周海滨这样的青年才俊越来越少，以至于足协不得不强制使用U23和U21政策才能给年轻球员争取到超越他们自身能力的出场时间？
（球员时期的周海滨）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进行过很多次了，中国足球后继乏人的各种主观的客观的宏观的微观的成因也被探讨过无数回，但是，有一点是评论家们涉及不多的，那就是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的过程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出现误区，使这个转型实际上没有完成，导致旧的体系打破之后，新的体系未能建立起来，两者之间的空白，是造成人才断层的一大原因。
2005何以成为国青绝唱？因为时代在这里划分了边界
说起中国足球，2005年是个不能不提的节点。这个节点之前，尽管中国足球在国足层面有失作为、口碑欠佳，不过，多届国青、国少都还是蛮争气的，当时人们提的最多的疑问是，“为啥国青、国少能拿亚洲冠军、能进世界大赛，到了成年队就不行了？”
国青国少在国际大赛上扬威，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差不多延续了长达20年之久。巅峰是1985年3月名帅张志诚带领的国青夺得亚青赛冠军，高洪波包揽5球；当年8月在世青赛上跻身8强，最终名列第7名。90年代初，张志诚又率队拿下亚少赛冠军。当时山东青年队主帅殷铁生是他的助教，队内有李霄鹏、李明、刘越、于远伟、李斌和张篷生等6名殷家军弟子。
（当年山东泰山队主帅殷铁生）国青国少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巅峰，就到了2005年。那年U20国青和U17国少都在世界大赛上打进八强，给人的印象是中国足球后继有人，要迎来一轮爆发。岂料这两个年龄段的队伍却从此每况愈下，至今再也没有在亚青赛和亚少赛上出线，长达15年与世青赛、世少赛无缘。
2005年之前，各级国青、国少虽然成绩有起伏，但基本处于亚洲一线位置。青年和少年国脚们留下过许多经典记忆：81年出生的曲波亚青赛绝杀韩国，2001世青赛攻破阿根廷城门；85年龄段国青，陈涛、郜林、冯潇霆、赵旭日、董方卓，还有效力过鲁能的周海滨、崔鹏、蒿俊闵、杨程等希望之星，在克劳琛带领下打出了中国足球在世青赛上最高光时刻，险些创造历史；2004年亚少赛，88年龄段的王大雷、杨旭、于大宝、郑龙等勇夺冠军。此外，还有87年龄段的王永珀、毛剑卿、姜宁等。这批80后球员可谓人才济济。谁也不会想到，直至今日，从中超到国足，还要靠这批年过30岁的80后球员勉力支撑。他们身后的90后球员找不出几个拔尖的，根本形不成整体接班的态势。而00后有潜质的新人更是凤毛麟角。何以至此？
应该说，这是中国足球乃至中国社会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其中表层的和深层的原因都非常复杂。其中有一条，以往是上不得台面的，那就是改年龄，以小打大。这在早年中国足球圈和体育圈里是个近乎公开的秘密，足球圈是重灾区之一。80后以前的球员，改年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90后、00后球员改年龄的就比较少了。这一点确实有说服力，可是并不能完全解释2005年之后中国足球后备人才链条的突然断裂。显然，一定还有更具系统性的体制层面的症结。
（好的球员，也是好的教练）这种体制层面的症结，我个人观点，主要是没有完成人才培养体系从专业化到职业化的转型。专业化时代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官办的事业单位——体校到体工队。上述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国青的第一个巅峰期，直到2005年之前的第二个巅峰期，从高洪波、宫垒、李华筠，到李霄鹏、李明、刘越、于远伟、张篷生，再到沈祥福执教时曲波等“白金一代”，最后是85、88年龄段这两批“绝唱”球员，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这种体系培养出的人才。70后和80初的球员是进过体工队的，85后崛起时体工队没了，可他们也都进过体校。
职业化之后，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必不可少，体校到体工队模式不可延续。问题在于，当时的职业化改革产生了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职业化的青训不能官办了，要交给市场。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即使是高度职业化的欧洲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也是从社会到市场的，上游和中游都是社会，下游也就是职业俱乐部才是市场。我们因为有这个误区，在官办的体校不再承担球员输送任务之后，没有经过社会这个层面，直接跳到市场上去了。结果想踢球的孩子进不了体校，市场化的足校他又进不起。后果，就是70后和80后这两代老体系的青训红利吃完了，新体系从90后开始出现断层，导致青黄不接。
在新的体系里面，鲁能足校是个另类，梯队建设很有成效。目前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有上百名鲁能青训球员效力。然而，鲁能足校只是新体系的中游，不是上游，上游来水不足，它这个中游给下游供应优良产品的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说到后备人才培养，我们都会强调俱乐部要有自己的青训体系，但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每家俱乐部都像鲁能一样拥有自己的足校和健全的梯队，也依然是治标不治本——足校的生源从哪里来？
从社会到市场：没有社会，就没有市场
专业足球人才的培养体系是体校到体工队，从官办的事业单位到更高级别的官办事业单位。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职业足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不能官办，要回归社会，回归市场。这里所说的社会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学校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职业足球最发达的欧洲，各国都不设官办的基层体校，他们足球人才的“原料”来自社会。在欧洲人的家庭里，体育的地位很高。每个小孩都有体育爱好，首先所有孩子都会游泳，这是必修课，不光为了体育，更是为了求生能力。除游泳之外，每个孩子从小还要学一个体育项目，具体学什么要看孩子的兴趣，家长和学校都不会越俎代庖。选择足球的孩子，就是对足球有兴趣，未必是将来想干足球这一行。足球是第一运动，是不是学足球的孩子最多呢？还真不是。查一下德国各体育单项协会的统计，德国这个世界前三位的足球强国，最普及和最欢迎的体育项目并不是足球，而是自行车！
（运动是欧洲孩子的必修课）在我们这儿，干体育的人经常被认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学习不好才去干体育”，德国没这说法。每个孩子至少会学一个体育项目，所以不存在孩子学习好了就专心学业，学习不好才去学体育这种现象。绝大部分孩子学体育不是为了专门干体育，就是要强壮体魄、锻炼意志，从小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极少数有天赋的孩子练出来了，最终成了运动员甚至体育明星，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也不会差。
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基数，等于遍地是体校，不仅是足球，所有的体育项目培养人才都不会缺“原料”。还是以足球为例，选择学踢球的孩子，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级别的培训机构和竞赛体系，他可以慢慢的，一级一级朝上走，加入社区球队或职业俱乐部麾下的基层俱乐部，从业余到半职业再到职业，能踢出来就踢出来了；踢不出来的，就一辈子当个爱好，业余联赛踢着玩儿。到了就业的年龄，该干什么干什么。
重点是学体育、学足球并不贵！学校、社区各种初级和中级培训机构大多是公益或半公益的，政府有补贴，收费很低，一般家庭都承受得起。场地由政府或社会公益基金组织出资建设和维护，市民免费或低价使用。为节约成本，这些场地基本都建在居民区周边的开放式公园和树林里，场地本身质量很好，其他可有可无的附属建筑和设施，能省则省。就连进出场地的道路都是沙土铺的，不硬化。而且几乎所有场地都没有专人看管，门不锁，训练时进门刷卡，练完了关门走人。初级竞赛全由民间群体和业余俱乐部组织，参赛者不挣钱也不花钱。真练出些名堂了，将来有可能踢职业队了，球探就会盯上你，一旦盯上了，你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他们反而会给你发钱。
（踢球，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这儿，让孩子学踢球的动机不一样，很多是冲着当球星赚大钱去的，参加校园足球首先关心的是将来和职业球员之间的这个通道是什么。孩子可能有踢球的兴趣，但家长会考虑，学踢球成本很高，财务成本、时间成本，如果将来干不了这行，学它干什么？家长的担心可以理解，孩子在中国进足校、学踢球的代价的确是比较大的。德国小孩踢球，每周放学后训练几次，师资水平、场地条件非常好，一年才交十几欧、几十欧，既不影响正常学业，也不脱离社会。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当然，就物质条件、消费能力和观念，特别是社会功能的发育和健全而言，我们跟欧洲、跟德国差距还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经济发展和文化启蒙是基础。据北师大中国居民收入研究项目组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家庭仅占人口总数的5%，不过，即使这5%，也多达7200万人，这部分家庭若能够做到每个孩子都有一门体育爱好，30%的孩子选择足球，便是一个数百万人的庞大塔基。他们是在中国建立这种符合职业足球和现代体育人才培养规律模式的基本的、先发的力量。只有建立起这样的模式并逐渐使之具有可持续性，我们才能算是完成了从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专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型，才能逐步打通“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堰塞湖”。作为第一步的校园足球，就是要低成本地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有兴趣的孩子多了，分母大了，足球后备人才的储备和发掘，才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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