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想象，你的新的一天，就是从一些人注视着你去洗手间开始的。”纳达尔更是认为现在的飞行药检有些“变态”，“这些做法让我们觉得像是囚犯一般。”

　　曾经的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微博]服用禁药的丑闻不仅让这位美国英雄光环尽退，同时也让自行车运动又一次陷入兴奋剂的泥淖。禁药不仅仅事关一项运动的成绩，甚至关系到了这项运动的生存。对于商业开发程度极高的职业网球而言，禁药似乎很遥远，但事实上，这22年来职业网坛也曾有过65例兴奋剂事件。

　　美网冠军穆雷[微博]昨天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坦言自己开始重新审视网坛反兴奋剂的规定，在他和很多球员看来，阿姆斯特朗事件提醒网坛需要进一步加强药检力度。

　　“职业网坛并非一块净土”

　　相比备受禁药困扰的自行车、田径和游泳运动，职业网球在费德勒、纳达尔和小威[微博]等巨星眼中都是“相对干净的”。

　　不过即便是这些顶尖球员也无法否认有人为了提高成绩、赚取奖金铤而走险。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提供的数据称，从1990年至今有65位球员药检呈阳性，“其中10人是服用大麻这样的毒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创始人迪克·庞德直言职业网坛并不是一块净土。

　　“我想要强调的是，像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完全要依靠身体和体能优势，技术含量并不高。在我看来，网球与大多数运动比已经相当干净，但是不能说百分百没有问题。”庞德的观点也得到了美网新科冠军、英国人穆雷的支持。

　　网球是一项身体和头脑结合的运动，随着如今比赛对抗的激烈，体能成为球员竞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而巨额的赛事奖金也将令一些球员铤而走险。“我敢肯定，有球员想方设法躲过药检。”美国黑人球星布雷克承认职业网坛无法与禁药完全撇清关系，“现在赛事奖金的一步步攀升，像美网冠军的奖金就高达190万美元，这些都会刺激一些人为提高成绩铤而走险。”

　　因禁药被禁赛的知名球员并不在少数，阿根廷球员切拉曾被禁赛3个月，科里亚则遭受过7个月的禁赛处罚，而费德勒克星卡纳斯和法网亚军普尔塔也都曾因兴奋剂禁赛。即便是辛吉斯，也因为药检呈阳性宣布退役。

　　传闻中也有不少顶尖球星被人怀疑与禁药有染。海宁和小威都曾被人怀疑服用类固醇等禁药，而去年年底，前法网冠军雅尼克·诺阿更是指责纳达尔以及西班牙体育的崛起依靠禁药。

　　这个月在阿姆斯特朗丑闻曝光后，诺阿再一次把矛头指向职业网坛，“看看阿姆斯特朗，他们花了十年才证明了人们早就知道的结果，这真令人伤感。而网坛服用禁药现象恐怕比我此前预想的更为泛滥。”与此同时，法网亚军、意大利女球员埃拉尼也结束了自己与医生德尔·莫拉尔的合作，因为后者曾经是阿姆斯特朗效力美国邮政车队时的队医(已被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终身禁赛)。

　　纳达尔斥药检“太变态”

　　当普尔塔、卡纳斯、切拉等球员因服药被禁赛后，一度有不少网球运动员公开指责兴奋剂丑闻。

　　2007年，荷兰球员罗斯特姆就公开称网坛禁药泛滥，“假设世界前100的选手中有50%的人服用禁药，你被查出来的机会很小，只要你自己足够聪明。”当时的南非球员胡斯也透露，当时球员服用禁药的传闻不绝于耳。

　　为了打击禁药，2009年起，ITF(国际网联)、ATP和WTA与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合作制定了严苛的药检规定：世界排名前60位的球员需要每天报告自己的行踪，并提前3个月报备自己的行程，如果在18个月内3次错过药检，球员将受到2年禁赛的重罚。

　　这个规定一度遭到不少球员的反对。在清晨6点，小威把药检人员当做劫匪，还拨打了911报警。而穆雷也透露自己曾经在一个假日的早上7点15分，被药检人员喊醒进行尿检。当时他抱怨道，“你无法想象，你的新的一天，就是从一些人注视着你去洗手间开始的。”纳达尔更是认为现在的飞行药检有些“变态”，“这些做法让我们觉得像是囚犯一般。”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禁药在世界体坛中的泛滥，越来越多的球员开始认识到打击禁药的重要性。

　　“上周六晚，我就碰到了血检。药检人员深夜来到了酒店，这完全是随机的。”相比曾经的愤怒，现在的穆雷已经可以理解严苛的药检规定，“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做法，我们不能让网球像自行车一般蒙羞。”

　　去年2250名球员接受药检

　　即便职业网坛的药检程序比一般运动更严苛，但这依然无法阻挡规则的漏洞和那些挖空心思的球员处心积虑地寻找对策。

　　两年前，美国球员奥德斯尼克前往澳大利亚参赛时，被查出携带了8小瓶兴奋剂(生长激素)。由于ITF在禁药规则上存在漏洞(ITF只有在检测到球员提供的样本中含有禁药成分时才能对其采取禁赛处罚)，使得奥德斯尼克得以逃脱禁赛处罚，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球员才选择自愿接受处罚。

　　ITF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斯图尔特·米勒承认不能对禁药放松警惕，“认为网坛不存在服用禁药现象，那就太天真了。不过指责球员服用禁药在网坛很普遍，难道就是合理的吗？我们没有掌握任何的证据。”

　　在穆雷看来，药检人员几乎只盯着高排位球员，“我今年接受了四五次血液检查，同时还有很多次尿检，相比而言低排名选手似乎没有如此的药检频率。”

　　事实上，在一些反兴奋剂人士看来，职业网坛的飞行药检也存在“厚此薄彼”的行为。过去两个赛季，大威没有接受过一次飞行药检。但米勒的解释却有些苍白，“除了赛外的检测，其他赛事期间的检测不会提供在数据库里。”在米勒看来，即便大威没有赛外检测，但她依然要根据规定报告自己每天的行踪。

　　事实上，世界网坛在反兴奋剂方面的年投入甚至比不上一站巡回赛的奖金。ITF每年的反兴奋剂项目预算在160万美元左右，这笔钱来自于四大满贯赛的组委会、ATP及WTA，还有ITF自身。相比如今越来越高的赛事奖金，这样的预算略显寒酸。

　　根据ITF公开数据，去年有1206名男选手以及944名女选手接受了赛内和赛外的尿检和血检，但赛外检查次数依然屈指可数(去年仅有195起赛外尿检和21起赛外血检)。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设备，我们当然愿意进行更多检测。”米勒表示ITF正在增加对人体生长激素和其他人造激素的检测，“但经费和人员依然是一个难题。”

　　在反兴奋剂之父庞德眼里，职业网坛的反兴奋剂之路没有想象中简单，他举例称，使用类似红细胞生成素(EPO)这样的禁药，6到8小时内就能排出体外——就如同阿姆斯特朗那样，“药检能否取得效果，一方面是球员的自律，还有一方面是ITF方面的决心，我们永远不能把那些弄虚作假的人想象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