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

　　国足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娱乐新闻，当然，制造娱乐新闻本就是足球运动员的“天职”，足球本质上是一项娱乐，只是我们的国足只负责制造与足球无关的娱乐。这次，他们制造出的娱乐事件是戴红领巾。

　　不是作为时尚元素出现的red scarf，而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国足拟在今年的所有比赛中，除了国际足联举办的，一律佩戴红领巾出场，即便是国际足联的正式比赛，也会在休息室内摆放红领巾。

　　评论大多是从调侃的角度切入，比如，“就踢球而言，国足的确就是少先队水平”；批评性的言论，认为这是国足的一场无聊作秀，不如来点实质性的。

　　我却认为，“无聊”倒也无关痛痒，甚至有人欣赏，比如新浪微博用户@古城钟楼，从2011年10月26日起，坚持每天都按干支计时的每个时辰发送“铛”声，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暴涨了14万余“粉丝”，在地球的另一端@big_ben_clock，每天“BONG BONG BONG ”已两年多。国足变身“红巾军”的行为艺术，无知性远大于无聊性，危险性远大于娱乐性，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道具有点特殊。

　　红领巾不是一块单纯的装饰物，而与意识形态相勾连，官方既定的释义是：红领巾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无数英雄的心血。

　　意义是有可被实际感知的重量的，当红领巾与球员一起出现在绿茵场上的时候，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绩已是国足不可承受之重，红领巾将成为牛脾气上来的激进球迷冲撞的另一目标。

　　戴红领巾在国际舞台出现还与国家形象建构方略相左，我们的宣传策略是尽量在国际场合避免意识形态符号出现，以显示融入世界的共性、显得合群，“求同”面向外宣，“存异”面向内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歌《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前者仍在国际场合以大合唱的形式出现，后者已很少能听到。

　　当红领巾被“供”(显然，这么神圣之物不能随便一丢)在客队休息室中，会激发对方对“输出革命”的联想。请记住这不是一块纯粹的红布，它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主要使用国是原苏联、原东德、朝鲜、中国，至多算国际区域性语言，而不是国际性语言。

　　红领巾是迄今未被降格化的意识形态符号，“红歌”被摇滚歌手以“后现代”的方式演绎，其神圣性消解了一部分，尤以崔健为例；“五道杠”被武汉的一名优秀少先队员和网友共同污名化；难道国足这次是要扮演“毁”了红领巾的角色吗？

　　在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红歌在沉寂了将近三十年后再次风靡，仍引起了不安。我相信国足这帮人达不到“唱红”者的思想高度，他们“戴红”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诉求，完全是打酱油的心态，觉得是次够炫的行为艺术而已，既有把避孕套当气球玩的无知，又意识不到后果或许很严重。他们真的是想用自己的鲜血把红领巾再染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