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著名搜索引擎中输入“国足”，立即就会跳出与之匹配的关键词“红领巾”；微博的热门话题中，“国足出场将戴红领巾”最近两天也位列其中。电影有贺岁档，电视有开年大戏，中国足球当然也不甘寂寞。1月5日，中国足协规定，从今年起，国足比赛(非国际正式比赛)要佩戴红领巾出场。11个大男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绿茵场，想来也颇为“壮观”。

　　原本，旁观者认为这不过是中国足球遭遇恶搞的又一段子，但消息的真实性很快就得到确认，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猛烈的吐槽。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红领巾将在国家队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被摆放在国家队的休息室，随时提醒国家队要为青少年而战。今年只要不是国际足联举办的正式比赛，国家队都会佩戴红领巾参加出场仪式。足协称：“以红领巾作为警示之物，既可以提醒国足球员勿忘青少年，又可以使青少年以国足球员为榜样。”

　　相对而言，这一届足协对于青少年足球的重视程度，比起阎世铎、谢亚龙时代，的确有了明显进步。从每年4000万元的校园足球计划到去年底刚刚推行的足球试点城市等相关实质性举措的出台，无不传递出“狠抓青少年足球”的积极信号。此番佩戴红领巾提醒球员为青少年而战的规定，大抵也是想延续足协管理层重视青少年足球的思路而已。但思路如果最终的执行都变成了诸如“带红领巾”这样的笑话，那思路离死路也就不远了。

　　“他们的确是少年足球的水平。”“以后，队长可以戴三道杠上场。”……红领巾事件这两天引来的关注度，已经超过国足即将开始的西班牙拉练，对于网友五花八门的吐槽，不知出于“一番好意”的足协又会做何感想。

　　其实，形式主义的毒瘤在中国足球的土壤从来不是什么新鲜货。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足协身上发生过太多形式大于内容的雷人故事。头球得分算两球已经属于“往祖坟那刨”的旧事了；职业化后的体测3200米及格线，事实早已证明它的失败；执行多年的联赛限薪令，在俱乐部的阴阳合同面前，沦为睁只眼、闭只眼的空头文件；两年前的1月5日，国足还曾凌晨5点抵达多哈后换西装，只为配合赞助商的要求，以一袭锦衣在各国媒体镜头前展现国足新风貌。

　　前阵子和圈内人闲聊中得知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某城暑期一项有几十年历史的足球传统赛事，有关方面突然对比赛的报名球队数量和比赛场次有了要求。可在报名过程中，主办方并没有凑齐足够多的人员。不得已，主办方在传统七人制和五人制的比赛外，开天下风气之先，效仿篮球增加了三人制比赛，这样一来很多报名七人制的球队就能变成两支三人制球队，这才满足了要求的报名球队人数和比赛数量。

　　“投入少，见效快”无疑是形式主义风行的主要原因。但这个“效”显然不是最终工作落实的效果，而是在领导眼中的虚假繁荣。形式主义滋长的核心问题还是职能部门评价体系的不健全，而这样的弊病又岂止存在于中国足球行业。

　　就在今天，足协领导和国足主教练卡马乔、国足全体成员会参加与清华大学、清华附小的联谊公益活动。尽管事小，却比“挂红领巾”来的务实得多。对于中国足球青少年工作的重视，需要更多的是掌权者抛开“政绩思维”，从长远出发的奉献精神，相关部门对于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的再建设，以及出台真正能够带动青少年足球从业者积极性的政策。

　　眼下，校园足球计划和城市足球试点正在全国铺开，这是一项好工程，但同时也是一项任务艰巨、周期超长的工程，球迷和媒体要有耐心，作为足协更要耐得住寂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足协不能以为“割个双眼皮”改变点形象，就把自己多年的“老寒腿”给治了。 宋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