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圈过得有滋有味，家庭和睦且身家过亿的田亮(微博)，如果不是网上谣传其因超生被“双开”，恐怕绝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位昔日的跳水王子，在陕西省体育局还有一份公职。尽管“公职人员”田亮压根儿就没在陕西省体育局上过班。

　　这种经历和另一位因“副处级事件”，重新跃入公众视野的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黄穗的处境很像。

　　其实，不管是艺人田亮还是澳籍华人黄穗，早就用自己明确的选择表明了他们对待公职的态度。既然如此，还硬要自作多情地给人家“保留公职”，非但不是人性化的体现，反倒暴露出体育系统“干部奖励制度”的随意性。

　　在不少中国优秀运动员的眼中，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训练比赛及后勤保障上，还有对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上。只要运动员的成绩够好够突出，想自谋出路的可以申请一次性买断，想上学的甭管文化底子如何，都可以安排念大学，想就业的则可以给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地方省市担任某项目中心副主任一职，应该是对世界冠军级运动员较为普遍的安排。

　　和最开始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邓亚萍，靠苦读照样拿到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一样，被奖励当上干部并就此开始仕途的前世界冠军里，也有当官当得很称职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拳脚。

　　但也与不是每位进学堂的退役运动员都能学业有成相似，不少“被当官”的前冠军，不过是挂个虚职，既不用朝九晚五，也不做相应工作，有的干脆远走他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有公职，既是对“干部奖励制度”无情的嘲讽，更是对那些为谋公职四处赶考的公民的伤害。

　　一个萝卜为啥要占两个坑？这是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举国体制庇护下的中国体育现行“干部奖励制度”，早已过时的有力佐证。曹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