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刚到申花足球俱乐部不久，曾接到过一封素不相识的球迷的来信。那时球队成绩不甚理想，这位仁兄开头指责了几句，便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像宋襄公这样？”

　　宋襄公何许人也？历史上把他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但是，论才智，宋襄公资质平平，文治武功皆在其余诸公之下。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均称霸一时，而宋襄公从未称霸中原，《史记》中司马迁将他列为五霸之一，更多的是在仁义上的一种褒奖。

　　宋襄公的仁义，有着具体的内容，他严守商周以来形成的“治兵以礼”的军事思想，努力保持着君子的风范，他反对“兵以诈立”，深信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因此在战场上，他沿袭了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杀害尚未成年的童子军、不抓获头发花白的老兵、“重偏战而贱诈战”的作战方式。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因为“不击半渡”(不攻击正在渡河的敌军)和“不鼓不成列”(不攻击还没有列好队的敌人)，反而被楚军杀得大败。    

　　仁义道德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历来为兵法家所重视，但这都是宏观战略。“治兵以礼”也好，“以仁治国”也罢，都必须以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强大的基础，弱小者在强敌面前，或在具体战术层面上空谈仁义道德，只会落得失败下场。所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调侃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仁义道德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成为强大的精神武器。诸葛亮渡泸水，七擒孟获，最终攻心为上，以德服人，取得南征的胜利；而楚霸王项羽却所谓“仁义”而不够“厚、黑”，一再放过刘邦，最终被刘邦围在垓下，战死乌江。他的所谓仁义被讥之为“妇人之仁”。二千多年后，毛泽东在闻讯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激动地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

　　当年这位球迷的来信，他的指责功利性极强，无非是说，不论球队内部管理，还是球场上的胜负之争，都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所谓的“仁义道德”。但足球毕竟是游戏，游戏毕竟有游戏的规则，不认真，不好玩；太认真，就会伤心。凡此种种，似与仁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