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报：谁撩拨了国足的心弦

　　林剑

　　在吉隆坡淅沥的雨滴中，在乌兹别克斯坦人生猛的反扑中，国家队的心理堤坝俨然幻化为一根任人撩拨的琴弦——嘶哑、单调地流淌出有关失败的音符断点。

　　再去复盘国足的耻辱性出局似乎已在朱广沪一句“主要责任在我”之后显得无甚意义：诡异的阵容安排，混乱的换人思路以及令人发指的定位球防守技术，已令本就处于风口浪尖的朱广沪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但诚如谢亚龙在赛后接受采访强调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足协有足协的责任，主帅有主帅的责任，球员也有球员的责任。”单将朱广沪一人“剿杀”其实才是对事实的最大亵渎。

　　在中国对垒乌兹别克斯坦的生死战前，无论是舆论还是队内均无一例外地指向“对攻”、“全力争胜”。一次次教训中，“打平即出线”似乎已经等同为“保守”、“龟缩”。当如意算盘一次次被无情打破，“反其道而用之”便成了惟一的选择。但无论死守也好，冒进也罢，无不是对既有战术思路的扭曲，过多追求结果势必导致结果的不尽如人意。

　　郑智、李玮峰、李蕾蕾的停赛对国家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先发阵容上仅仅因为三人缺阵便做出4人次5位置的更迭却是值得商榷的。事实证明，作为朱广沪“强攻”思路的重要标志，董方卓全场并无多少亮点，反而被视为“中庸”的王栋在上场后丰富了中国的进攻套路。

　　球员同样在比赛中彰显了心态的失衡：下半场前半段的相对有效的进攻组织便从反面印证了国足上半场的低迷至少不是基于能力层面，比赛最后时刻以韩鹏为代表的国足大面积受伤大抵也来自心态改变后的技术动作走形。

　　单就竞技体育而言，“以成败论英雄”应该算不得稀奇，但对于朱广沪、中国足协而言，“亚洲杯”却在相对紧张的外部环境中被杂糅了更多其他意义。即便现今杜伊已消除了初到中国时“谈必2010年

世界杯”的激越口吻，但在国奥成绩、水平水涨船高的大背景下，朱广沪实在输不起；而足协方面，作为朱广沪“力挺者”的他们也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时候，亚洲杯已不再单纯是一项赛事，而更像是一个砝码，称量着之前决定的正确性。

　　或许如此的考量不会在显性层面出现，但势必对球队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米卢仍旧不解“

中国足球为何没有快乐”，对一次并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杯赛的过分重视或许才是导致赛场上球员心态失衡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