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彩云：纸船明烛照天烧--对中国足球的公祭

　　朋友给我邮寄来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十年疑似》，这本书的执行总编是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老总戴大洪先生，书的编写是由《足球之夜》栏目组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很有厚度的一本书。所以寄给我是因为这其中有我的一篇东西。

　　坦率地说，我对中国足球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印象和感觉。甚至连基本的厌恶的感觉都没有了。或许这就是那种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有一天和朋友吃饭，不知怎么就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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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足球的话题上，我一直默默无语，朋友问我：你曾经为中国足球喋喋不休，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我哑然。朋友的一个朋友借着酒兴，非让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我只说了四个字：“穷途末路”。

　　我无意去玷污足球，也无意去玷污那些曾经为中国足球真心实意的奉献的人们，但是，这就是中国足球给我的真实感受。

　　偶尔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们所谓的中超联赛那稀疏的看台，听着球迷的喝倒彩，怒骂谴责裁判的声音，我才会想起这就是中国足球，这就是阎世铎政绩中最自鸣得意的“中超蛋糕”。为了烘烤这个“蛋糕”，阎世铎和他的幕僚们，疯狂地把玩着中国足球的每一个脆弱的神经，他们可以一次次的修改着赛制赛程，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不惜花费一切手段和伎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局：满怀希望种下了龙钟，收获了一地地跳蚤。

　　即使是生于中超元年的足球，也未必能挺住它苟延残喘的命运。

　　口号家阎世铎可以高喊着“杀无赦，斩立决”把一场本来应当净化中国足坛黑假丑的风暴化于无形，我们唯一的收获是看到了龚建平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宋卫平式的“犹大”，李书福的退出，还有当年王健林的拍案而起，陈亦明的意犹未尽，都成为见证中国足球深深黑幕的无声证言。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官僚体制的淫威和桎梏下。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无耻政客的政绩砝码之上。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自上而下的浮躁和臆想和狂妄。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那一次次胆大妄为的黑哨声中。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它畸形的投入和产出让所有投资人胆战心惊的每一天。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那些和地下盘口勾肩搭背的球员们的手里。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媒体不怀好意的口水和唯恐不乱的煽情上。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死在它一次次让球迷们愤怒和失望的每一个日子里。

　　唯一不变的是阎世铎们还“活着”，让这些近乎于无耻的政客把持着本来应当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茵，我不知道希望何在，明天何在？

　　数年以前的某一天，阎世铎在龙潭路足协掌门人的位置上，看着自己写字台上的那个用来占卜的水晶球，象《哈里.伯特》女法师一样喊出了警世的咒语：“中国足球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时至今日，我们不知道是应当感谢阎专职那张乌鸦嘴呢，还是应当由衷地钦佩其料事如神。

　　数年过去了，能预料到中国足球出大事的阎半仙依然官运亨通，亦不知道为了预防出大事他和他的幕僚们做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所以今天当北京国安“石破天惊”的玩出了“罢赛”游戏的时候，阎专职又想说出什么豪言壮语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感谢北京国安，因为他们捅破了一张其实很无耻的纸，他们用这种“舍生取义”的做法，直接的拷问了中国足球的底线道德和良心。

　　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么？多象一幕闹剧。在中超的元年，棋入中局的时候，一名奕者扔下棋子，扬长而去，剩下的只有那些目瞪口呆的看客和主持赛事的人。在北京国安这种近乎于疯狂和极端的行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最为直接的表白：那就是这种肮脏的足球环境，让在这个肮脏环下肮脏的人都到了极限而已。就算有北京国安的冲天一怒，也不能表明他们是独慎其身的莲荷。

　　现在的焦点不在于对北京国安的行动如何处罚上，毕竟还有联赛的章程和规则，而在于这种极端行为会给已经死亡了的中国足球带来什么，是垂死前的挣扎，还是回光返照后的平静，让我们应当更多考虑的是中国足球还要怎样玩下去。

　　在这个落叶飘零的日子里，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如果这是一次非常规的死亡，那么就让我们点燃纸船明烛送其上路：

　　走好！死亡的中国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