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格”、“跨界”，每次提到这几个词的时候，田同生那双小眼睛都会在镜片后闪闪发亮，“颠覆手机的不是做手机出身的，颠覆汽车的也不是从汽车起家的，颠覆体育的当然可以不是做体育的，跨出界，才能做出格。”

　　61岁、当了半辈子“体育差生”的田同生，在体坛玩儿起了“跨界”，还因此成为2014体坛风云人物年度未名人士体育精神奖提名奖获得者。而“跨界”背后，他的身份却有些复杂：既是国内知名客户关系与品牌管理咨询专家，又是被称为“百马大叔”的马拉松推广者。田同生现在的生活，被5岁半的女儿收进了镜头，有些模糊的半张脸“躲”在角落，身上蓝色马拉松纪念T恤的字母“WE RUN”占据了主要位置，“我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在马拉松上”，田同生说。

　　“不务正业”从田同生55岁开始。2008年，他参加了企业家王石发起的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在海拔8012米的雪山上，7450米的高度让田同生体会到了“极限”，体力不支的他成为10名队员中唯一没能登顶的人，“我意识到，耐力不足是我攀登雪山的最大障碍。”两个月后，田同生站到跑步机上，“我要重返西藏”。

　　可6年过去了，田同生没有返回西藏，反而满世界跑马拉松，迄今，他已经完成了45个马拉松，1个50公里越野和1个100公里越野，成为60岁以上完成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中国第一人。他曾为自己设定了完成100个马拉松的目标，但亲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他“要升级为‘百马推手’，从证明自己很牛到推动100个有影响力的人跑马拉松。”田同生先从企业入手，于是，万科、联想、中国建筑、协信和红豆等数十家企业，在企业高管的带领下，成为田同生第一批“传教”对象。

　　“活到现在，最怕被边缘化，没人需要你。”好在中国马拉松市场日渐繁荣，让年过花甲的田同生越来越“被需要”，甚至应接不暇。出书、写博客、奔走各地演讲，不厌其烦地回答“跑步时该注意什么？”“没有时间怎么办？”等反映人们对跑步感到“恐惧”的问题，“其实，大家要的就是一个鼓励，很多人关注我，不是因为我跑得快，而是能从我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甚至因为我比他们都弱。”

　　工作忙，年纪大，体能差，一开始，跑步机上的田同生总感到羞怯，“怕别人说跑得不好”，要是遇上高手“点评”一下，就更没了心气儿。“2008年那会儿，跑步的人还很少，大家停留在围观阶段，我跑得十分孤独、无助和迷茫。”渐渐的，田同生的大肚腩变成了6块腹肌，身边更多人有了跑步的意愿，只是当年自己感受到的孤独和迷茫却随着跑步人群的扩大而有增无减，“很多人想跑又觉得枯燥，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教人如何跑得更快，而是告诉想跑的人如何迈开第一步。”

　　“让‘私奔’变成约跑。”田同生的朋友圈里晒马拉松奖牌和公里数的人越来越多，微博中请他答疑解惑的网友也不断增加，他发现，通过跑步建立社交，会让更多的人不再犹豫，“找到合适的人，一起打消跑步时的孤独感，原本的枯燥就会变得有趣，而且和不同的群体一起奔跑，还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跑步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防伤、技术动作、赛前热身、赛后拉伸都很重要。”田同生的“跑步之道”，大多是自己摸索的结果——小区里冷漠的邻里关系、出差时陌生的巷尾街头，都让田同生在回望当年作为初级跑者的自己时，不禁感叹“像我们这样体育不好的人，周围也很难有热衷运动的人，我55年的人脉关系中，竟没有一个能带我跑步的。”

　　但6年过去，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让田同生处在“近墨者可赤，近朱者可黑”的时代，“有了微博、微信、APP，时间、空间的阻碍在跑步社交面前正在弱化。”他以6628跑团举例，“每周六6点28分，分散在各地的跑团成员一起出发，完成公里数后天南地北地晒自己训练的照片，然后在网上继续讨论、分享跑步的故事和经验。”若恰巧在同一个城市，相约在某个地点的跑团甚至能担当东道主的角色，“现在很多跑者都是城市白领，避免不了经常出差，通过网络，或许在陌生城市里也能延续跑步的习惯。”

　　当约跑慢慢成了气候，跑者的层次也逐渐明晰起来。相近的配速、喜欢的线路和跑步习惯，在约跑过程中成了相互吸引的基础，“如果初跑者遇到‘达人’，后者很难体会前者遇到的问题，交流往往像和富二代聊你在北京租房子的苦楚，无法形成共鸣。”而当每个跑步圈子的人共同成长之后，到国内甚至国外组团参赛的氛围也能形成，“马拉松旅游定制的规模化便指日可待”。

　　“这一切，都是科技和观念对体育的作用。”田同生将自己视为穿梭在金牌体育和群众体育天空下的跑者，“2008年我开始跑步，从金牌体育的高点跑进全民健身的起点，目睹了全民健身放晴的过程。”但在他看来，期盼长久的光亮，只有阳光是不够的，“还不能解决灯下黑”，只有从自己做起，约上朋友，在科技力量的促动下，“点亮身边的小台灯，才能把马拉松真正‘做出格’”。

　　本报北京2月1日电 本报记者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