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体育专电

　　新华社记者张寒、周欣[微博]、夏亮

　　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职业生涯陷入“三停”(停训、停赛、停商业活动)的奥运冠军孙杨[微博]，在12月1日22岁生日这天发微博表悔意，期待“崭新的开始”；浙江女篮“罢训风波”的几位核心人物则于11月底重返WCBA[微博]赛场，以期“戴罪立功”；而早于去年回归国家队的奥运冠军王濛，则在一年的蛰伏期内7次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憧憬着自己2月份的索契冬奥会。

　　中国的问题明星们似乎在2014年即将迎来新的篇章。随着新年成绩的刷新，人们或将健忘曾经的问题和背后深层次原因，甚至再度进行一轮又一轮英雄式讴歌。

　　然而，运动员也好，管理层也罢，新的时代，如何寻找双方关系的正确契合点，也许更为重要。

　　孙杨事件，看似是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引发的连锁反应，背后却是他多次违纪违规行为的惊人现实。当时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已经一个半月无法和他取得联系，缺席的不仅仅是训练，还有随时抽查的兴奋剂飞行检查。事实上，自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孙杨便因“代言门”、大运会上耍大牌、母亲打人、和队友交恶甚至逼走队友、“女友门”、师徒纠纷等一系列负面新闻，一次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驾照门”后被“三停”，已是孙杨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被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处罚。

　　两年前发生在短道队的内讧事件也是50天内连续发生两起：先是丽江的打人事件，后是青岛的打架事件，表现形式不同，内核却是核心队员的王濛和身为管理者的王春露之间的冲突。

　　那么发生在篮球队的罢训事件呢？无论是2011年国青男篮集体抗议主教练范斌打骂的“血书兵谏门”和北京女篮的罢训风波，还是2013年的浙江女篮罢训，除了因篮管中心的一纸决定(《关于对浙江稠州女篮处罚罢训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复函》)而创造出一个“贵族少爷小姐群体”的名词外，从球员不满现状的起因，到外力介入处理的结果，笼统说来并没什么不同。

　　这些冲突事件发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行为逻辑：运动员要求更多权利－冷处理－矛盾累积－冲突－动用行政手段－运动员认错－取得好成绩既往不咎。运动队的管理模式，却很少能够触及。

　　当运动员或运动队出现问题，人们最常听到的词句便是“加强教育与管理”，然而教育不应该是教而不育，管理也不能管不循理。客观上，目前对明星运动员的管理方法、手段比较单一，与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中国体育圈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还需要继续摸索个性与规则之间的平衡点。

　　在运动员管理上，中国的管理体系曾带有浓烈的“家长制”色彩：管理者制定一刀切的制度条令，对于那些取得特殊贡献的选手则采取唯成绩论的管理模式——即便平常表现不佳，但只要成绩好，一切将既往不咎；而一旦成绩不好，等待他的则将是严厉的惩罚。在对运动员的处理时间上也很有弹性——如果面临重大比赛，一切的事件将会被容忍；而一旦没有比赛任务，就会秋后算账。

　　其实，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们社会意识的增强，管理模式在新时代需要新的调整，从条令和成绩的追逐逐步进化到人性化的诉求。尤其是随着运动队80、90后运动员的成长，个性鲜明的选手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观念有了普遍的觉醒，指望运动员在封闭的环境中接受管理已经不现实。多元化的个性发展更需要方法得当的适度引导，而从经济意义上讲，转变运动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对提高运动成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运动员作为人的个体的发展负责。

　　与此同时，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则需提高个人修养和文化素质。以孙杨为例，他屡教不改、不断挑战管理底线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一直以来他自恃功高、肆意妄为，稍不如意就“越级告状”，或者利用部分媒体，让自己的直接管理者“腹背受敌”、久而久之只能放弃对他的思想教育和管理。

　　随着时间之手翻动日历，有些因年少或无知而导致的错误、因沟通不畅或理念不同所引发的误解大可以就此翻篇，但在反思与纠正中不断探索运动员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是明年、乃至更远的未来，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长久课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