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体育11月28日讯(岳嘉/文)“消失”的邓亚萍正活跃在中国媒体的体育、财经甚至科技版面上，人们声讨着这位奥运冠军花了纳税人的20亿元却搞垮了官方互联网公司。但大家忘了，她是唯一一名有着中国举国体育制度背景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2008年11月，邓亚萍身着博士服参加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她5年经济学深造的里程碑。她的论文题目是《全球竞争中的奥运品牌》——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作案例分析，从市场和商业价值的角度研究奥运品牌。这样的经济学视角加上举国体制的切身经历，让邓亚萍成为了中国体育市场化发展中的稀缺人才。

　　导师评价邓亚萍的论文角度非常独特，“在学术上，还是首次有人从这个视角去对奥林匹克品牌进行严谨的研究。”后奥运时代，邓亚萍对于中国体育产业化也有话语权。

　　2010年体育产业高峰论坛上，邓亚萍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了举国体制的改革：“中国目前的举国体育体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过来的，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势必我们的体育体制应该进一步迎合社会的发展。”

　　“举国体制”被称为中国体育的“计划经济”，它并未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同步。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足球、篮球职业化起步，市场化开始在这两大球领域萌芽，中超和CBA[微博]在运营模式、赞助包装、市场细分等方面日益趋同于欧洲足球联赛和NBA。但中国体育的其他领域还在举国体制的“计划时代”，排球球员还难以转会到国外效力，“国球”乒乓球[微博]联赛只有国家媒体在转播，年轻的游泳冠军孙杨[微博]在“车祸门”后的舆论批判中缺少职业公关团队支持。

　　成长于举国体制的邓亚萍呼吁更多的力量进入中国体育市场，而非官方主导：“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我们现有的体制中来，让更多的人为我们运动员出成绩做努力，而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她欢迎西方体育模式，但不赞成照搬：“我们目前的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完全是政府行为，但是国外的体制是以社区、大学、企业、俱乐部等为基础的，双方有根本的不同。”

　　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体育产业的年产值达到两千多亿美元，是汽车制造业总收入的两倍，占GDP的2%。而2009年，中国体育产业仅占GDP的0.52%，这还主要归功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

　　十二五规划对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保持乐观，其预测到201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将占到国民经济增长份额的1.5%。邓亚萍则表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于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在中国一直以来都被大家誉为是朝阳产业，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从事体育工作的核心，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体育人口，体育人群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无疑就会发展我们的体育产业。最简单的肯定需要一双很合适的鞋，一些舒适的服装和适合这个项目的服装。”

　　中国体育市场化已经有了突破口。宏观层面，地产商人正在足球市场上崛起。与中超球队及联赛相关的26位主要投资人中有9位地产商人，年投入超过3亿元的许家印让恒大[微博]俱乐部从升班马变为了亚冠冠军，仅仅用时三年。微观层面，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微博]正在职业拳坛激战，年过三十的他依旧选择从贵州省山区的训练馆移师澳门金光综艺馆，此前他公开表示：伦敦奥运的金牌是为职业拳击的备战。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流行，中国体坛也出现类似的呼声，时评作者李承鹏[微博]就表示恒大足球的胜利是市场的胜利：“足球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按规律办事，以市场原则而非政府指令为准绳，以球员为核心价值而非领导一拍脑门的冲动，以球迷利益而非书记们打造城市名片为最终追求，尊重专业和潮流，终会得到善果和荣耀。”

　　然而，在中国体育高层里，邓亚萍这样的“市场派”还有对手，举国思想仍在盛行。2009年足坛打黑时，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调任中国足协，他曾试图恢复中国足球举国体制，让国字号球队纳入联赛体系、只打客场比赛。这样的“返璞归真”并未实现，而中国男足也早早从巴西世界杯出局。

　　中国奥运冠军们大多拿到了大学文凭，但更多选手只像是多了一个荣誉称号。顶着奥运乒乓冠军、政协委员、奥组委高官光环的邓亚萍仍能潜心求学，退役后11年间获得了清华大学学士、诺丁汉大学硕士以及剑桥大学博士。网友曾调侃邓亚萍说：“她是经济学界最好的乒乓球手，也是乒乓球界最好的经济学家。” 

　　告别了“代表人民”的互联网搜索公司，邓亚萍或许正在考虑回到市场化大趋势下的中国体育圈。

　　(文章来自香港《大公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