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文[微博]怎么也没有想到，会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退役，尽管她和妹妹蒋婷婷[微博]一年前就向媒体公开表示要退役，并开始设想退役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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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晚，在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蒋文文、蒋婷婷组合最终只拿到了第三名。冠军花落东道主——辽宁队的黄雪辰[微博]、吴怡文[微博]组合。在前一天的预赛中，他们的成绩则刚好相反。

　　次日，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役。姐妹俩泪洒现场，称“对这个结果很失望，遭不公判罚退役很遗憾，心都寒了”。

　　9月8日，蒋文文、蒋婷婷在成都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复盘了赛前赛后的点点滴滴，并谈了她们所理解的集体和个人，以及他们依靠了将近二十年的体制。

　　赛前

　　蒋文文、蒋婷婷在做完热身活动回到休息室时，正好看到了队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写申诉书。

　　此时，离她们决赛出场的时间仅仅只有半个小时。其实在这之前，她们的教练郑嘉[微博]还写好了另外一份申诉书。“在决赛的前天晚上就写好了，我们就是预料到他们(主队)可能会操控比赛，因为他们很早就说一定要拿一块金牌。”郑嘉说，“早点把申诉书写好，就是为了通过正式渠道去申诉。”

　　蒋文文走过去想看看申诉书，可工作人员拿起转身就装进了口袋，并鼓励她们好好比赛。

　　蒋文文和蒋婷婷心知肚明，但在上场之前，谁也没有跟对方说起这事，怕的就是心理压力太大。“我就是想申诉书不要用到，用自己的表现去打动裁判。”蒋婷婷说。

　　其实在没有看到申诉书之前，蒋文文、蒋婷婷就已经懂得这个行业的“规则”。“参加国际比赛，不用考虑裁判的压力，但在国内，却要面对很多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

　　她们所指的“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是对裁判的游说。郑嘉说，对裁判的游说，在打分体育项目非常普遍。“但也不能太离谱，也只是在指定的动作完成得差不多的情况下，裁判跟自己关系好的队多打一些印象分、人情分。”

　　在多哈亚运会夺金一战成名的蒋文文说，从来没有一场比赛会像此次的全运会一样让她压力巨大。“比赛前一整晚都没睡着。”

　　这一晚，郑嘉到蒋文文的房间，跟她们单独谈了一次话。“辽宁队一定要拿一块金牌，我们想拿到这块金牌会很艰苦，会面临很多人为的困难。”

　　出房间后，郑嘉又觉得“自己的担心过头了”。“不管是她们的实力，还是状态，文文和婷婷都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总不可能把所有的裁判都收买。”

　　但到了决赛前不久，郑嘉说在过道里遇到其中一位裁判，她主动打了招呼，却发现裁判根本不敢直视她的眼睛，脸色也极其不自然。郑嘉和这位裁判早就相识，此前在国内其他的比赛中遇见，这位裁判都会鼓励她们加油。

　　“为什么会慌张？”郑嘉心里想了各种可能性。

　　在当日下午4点钟，在辽宁队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失利后，郑嘉就想到了各种人为的困难。“他们本来是保集体项目这一金的，没有拿到，他们就只能在接下来的双人自由自选打主意了。”

　　郑嘉把文文和婷婷叫到一边，告诉她们各种应对困难的办法。“设备上搞问题，各个环节都做了预备，如果水下音乐听不到怎么办？”郑嘉说，“就是想让文文和婷婷做好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准备。”

　　这个比赛的顺序也是在全运会正式开幕前一个月临时调整的。在此前发给各队的比赛项目表上，双人自由自选放在集体项目之前进行。当时，四川队对这种临时改动提出了疑问，但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

　　看到辽宁队在集体项目失利后，文文心里想，“完了，我们(双人自由自选)的冠军肯定没了。”

　　赛后

　　在熬过赛前的半个小时后，蒋文文、蒋婷婷走到赛场边，在教练的掌握中，一跃跳进了水里，完成了那套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动作。

　　上岸后，蒋婷婷一抬头，就看到了大屏幕上显示的她们比赛的成绩，她一下子蒙了。当时还有一个上台后的动作没有完成，以至于文文在喊动作口令时，婷婷都没听清楚，“完全没心情了。”

　　“我们现在肯定是第三名了。”

　　回休息室的过道上，文文抱着教练郑嘉说。婷婷则抱着郑嘉不停地掉眼泪。“心都凉了，体现的不是竞赛的水平，而是裁判控制比赛。”

　　在文文跟郑嘉说“肯定是第三名”时，广东队和辽宁队还未上场。决赛之后，排名果然如蒋文文所猜测的。前一天的预赛上，这3个队的成绩刚好相反。

　　“就只是隔了一天，成绩相差这么大，这是不可能的，显然是有人操纵了结果。”郑嘉认为，“这对运动员是一种摧残，对向往这个运动员的年轻人也是一种打击。”

　　决赛之前，蒋文文、蒋婷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央视问她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比赛了，有什么感想。“当时流下了不舍的眼泪，我们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以运动员的身份回来。”

　　决赛之后，蒋文文说，她再也不想回到运动场上了。

　　当蒋文文、蒋婷婷看到决赛打分单时，她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总共4个裁判，每个裁判要给我们打3个技术分和3个艺术分，合起来就是24个分，每个裁判打的分数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是之前说好的，不会有这种默契。”蒋文文说。

　　同样，给广东队和辽宁队打的分数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蒋文文、蒋婷婷9.4分的基础上，逐个提高了0.2分。

　　她们的申诉结果最终被以“没有直接的证据”为由压回来。“就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上哪去找证据？”郑嘉说。

　　蒋文文、蒋婷婷不承认这个比赛成绩——拒绝出席颁奖。她们决定站出来，把事情的原委向媒体道出来，“给自己近二十年的艰苦训练一个交代。”

　　当蒋文文不再准备代表国家，而是做回自我的时候，遭到了一群本是个体、此时站在国家角度考虑问题的人的指责——责怪她们没有出席颁奖，缺乏起码的体育精神。

　　蒋文文觉得这个指责太可笑。“我抵抗的就是一个不正义的过程，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不正义的结果？”

　　郑嘉觉得这样的体制太不健康了。“如果国家不正视这次申诉，不能还社会一个公正的结果，那怎么向后来者交代？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觉得这个行业不干净了，谁还有信心来从事这个行业？”

　　“毕竟在水里奋斗了将近二十年，而且我们还专门为这个项目(奋斗)，最后在这个项目上却没有得到公正的成绩。我们不是非要把金牌挂在脖子上，全运会冠军我们也拿过，不是要证明一个成绩，只是作为最后的一个谢幕，我们想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也是为了给后来者一个干净和公正的平台。”蒋文文说。

　　只要是公正结果，没有名次也接受

　　人物周刊：你们对这个结果很意外？

　　蒋文文、蒋婷婷(以下简称文婷)：是的，挺意外的，在意外之余还感到震惊。操纵比赛的目的太明显了。裁判工作要去完成的，作为队员，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没有这一次这么明显，完全出乎意外，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分数出现，这个格是完全失控了。

　　人物周刊：比赛前你就听说他们在这个项目上一定要拿一块金牌，会不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导致你觉得是黑箱操作造成的？

　　文婷：听说只会让我们更加提高警惕，而不是暗示成绩。作为运动员，最主要的是心理素质，这个信息，我们心里知道，但上场前，不会对接下去要去完成的动作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运动场上，是要表现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

　　人物周刊：就算赛前没有听到他们要拿冠军的消息，你们也不会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

　　文婷：不会接受，也会觉得很诧异。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如果没有心理准备，那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了。他们操纵比赛的目的太明显了。

　　人物周刊：如果受益的是你们，你们会选择站出来说吗？

　　文婷：如果是给我们打超出我们水平太高的分数的话，我们也会说，是裁判给了我们面子。

　　人物周刊：所以，就有很多声音说，你们这次是受害者，但此前在国内的一些比赛中，或许就是获益者。

　　文婷：对，是受益者。但我们更多的是用实力在证明自己。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代表了国家。代表着国家队去参加这个项目，我们的国家就会全力来保障我们。

　　人物周刊：那伦敦奥运会预选赛你们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不站出来？

　　文婷：当时我们有这种想法，大不了不干了，大不了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四川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整个四川。想多为四川做一点贡献，带着很痛苦的心情留下来了。如果那时候选择离开，不仅伤害了四川，更让别人觉得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我们两个是懂得感恩的人。该为自己权利说的时候，我们会坚决地站出来。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说，反正你们都要退役了，成绩拿第三名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所以要站出来说？

　　文婷：就算这是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也只是一个成绩而已，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就想要一个公道。

　　人物周刊：只要它是公正的结果，哪怕没有名次也接受？

　　文婷：对，就算我们拿了最后一名，只要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是公正的，我们都接受。作为运动员，我们是在竞技比赛，如果结果体现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竞技水平，我们肯定不接受。更接受不了让裁判成了比赛的主角，结果跟运动员的表现完全没有关系，这太讽刺。

　　这种体制，没法代表自己

　　人物周刊：就这样退役了，不觉得非常遗憾吗？

　　文婷：有一点遗憾，但是还好。我们两个现在除了花样游泳，更多的考虑是以后，以后我们可能会转(向)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不光花样游泳，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以前在接受杨澜访谈时说过，伦敦奥运会预选赛那一次，说领导决定了，还是尊重他们，支持这个队伍的决定，愿意服从集体。你们是一个很愿意服从集体的人吗？

　　文婷：我们绝对是一个愿意服从集体的人。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服从集体？它可能也是集体作出的决定。

　　文婷：这个是伤害运动员本身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牺牲自己，但是如果伤害到我们整个集体，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公正的评判。我们也是全国时间最长的运动员，很多运动员都是以我们为一个榜样吧。如果这个事情不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么她们肯定心里就有很多想法。我觉得这是我们俩作为花游的运动员，最后能为这个花游事业做一点事情吧。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理解个人与集体？

　　文婷：我们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我觉得就是集体的责任。我们俩就是集体培养的，从小受到教育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队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大，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站在世界一流水平线上面。

　　人物周刊：国家的强大和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有关系吗？

　　文婷：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体制。在国外，别人都是俱乐部，都是代表自己。我想练，我交钱去练，那也是我自己的。那现在是国家培养了我们，那我们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光代表我们自己，还代表我们身后的人。

　　人物周刊：那你们是愿意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国家？

　　文婷：当然，这种体制下我们没法代表自己。如果我们在国外训练或者其他，那就可以代表自己了。但是我们这个国家体制上是这样的。我们想代表自己，但没法做到。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理解“代表”？

　　文婷：代表啊。其实我觉得“代表”现在好像是一种光荣的感觉。是很有一种肯定的意味在。因为我这个个体，我都可以代表国家、国家队这个形象出去，那我肯定是因为各个方面都很优秀。选择了你这个个体去代表国家队去参加比赛，我觉得也是一种很骄傲的事情。

　　人物周刊：那会有冲突吗？就可能一开始选你是对你自我的一个肯定，但是你成为代表以后，就要完全去掉自我。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文婷：就没有自我，完全没有自我。

　　人物周刊：这是很矛盾的东西。

　　文婷：在集体里，是完全没有自我，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自我的事情，也没有这种欲望去强调：这就是我自己的。好像很少有这种想法。

　　人物周刊：你们是觉得个人重要还是集体重要？

　　文婷：集体重要。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集体给我们的。

　　人物周刊：现在，你们对个人跟集体的理解会有变化吗？

　　文婷：退役了我觉得可能更多代表自己了。然后，我们俩就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想开个俱乐部，能够约朋友一起，不一定是花样游泳，就是从游泳开始吧，喜欢游泳的小朋友，不一定是专业，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

　　运动员的忍受导致集体强大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了委屈不能说？

　　文婷：可能跟这个大环境有关吧，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要服从集体。如果你突然提出个反对的声音出来，枪打出头鸟，所有的压力就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就会把我们打下去。我们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背负了在后面支持我们的人的责任。只能顾全大局。

　　人物周刊：如果你个人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你也会尊重集体的决定吗？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文婷：尊重是会尊重的。如果真的是受到一种很强烈的伤害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为自己勇敢地说出来，就是至少是有一个反驳的举动吧，会站出来说。我个人来说，是有点很自我的。

　　人物周刊：那你会很痛苦吗？你是一个自我的人，但你说在集体里是不需要自我的。

　　文婷：是，很痛苦。但在这种大环境里，我们长期被压制，或者说，我们也是习惯了，真的是习惯了。可能以前没有这种大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逆来顺受的感觉。就是反正都这样了，就跟着走吧，跟着这个大流走吧。

　　人物周刊：没有想过反抗？

　　文婷：有想过反抗。可我们面临的压力就是，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话，会被压制回去，会被一种有形的东西给埋没。

　　人物周刊：是不是大部分运动员都这样？

　　文婷：都是这样。大部分运动员都会选择有委屈往肚子里吞。因为你只要反抗，这个体制就会把你踢出去，就很难在这个集体里生存。

　　我觉得这个体制就是，让人有点难受。因为这个体制确实不是很完整。没有更多的，考虑到本身的自我。因为毕竟我们以前也受到这样的委屈，但是没有说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呆下去。所以，这是很多运动员的运动生涯里面会碰到的问题。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导致中国体育功利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们运动员受到了委屈也不说，那体制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反正你们都逆来顺受。

　　文婷：也有可能是。我只说我自己的项目，我觉得花游的项目，孩子们都是比较听话的。这个听话就代表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内部所推崇的就是什么都要服从，什么都要去听安排，如果你不服从，那你就很难在这个里面生存，扎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