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婷姐妹:体制里反抗没用 追求公正只为做最后贡献

2013年09月17日17:08  南方人物周刊 微博

  蒋文文[微博]怎么也没有想到,会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退役,尽管她和妹妹蒋婷婷[微博]一年前就向媒体公开表示要退役,并开始设想退役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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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晚,在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蒋文文、蒋婷婷组合最终只拿到了第三名。冠军花落东道主——辽宁队的黄雪辰[微博]、吴怡文[微博]组合。在前一天的预赛中,他们的成绩则刚好相反。

  次日,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役。姐妹俩泪洒现场,称“对这个结果很失望,遭不公判罚退役很遗憾,心都寒了”。

  9月8日,蒋文文、蒋婷婷在成都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复盘了赛前赛后的点点滴滴,并谈了她们所理解的集体和个人,以及他们依靠了将近二十年的体制。

  赛前

  蒋文文、蒋婷婷在做完热身活动回到休息室时,正好看到了队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写申诉书。

  此时,离她们决赛出场的时间仅仅只有半个小时。其实在这之前,她们的教练郑嘉[微博]还写好了另外一份申诉书。“在决赛的前天晚上就写好了,我们就是预料到他们(主队)可能会操控比赛,因为他们很早就说一定要拿一块金牌。”郑嘉说,“早点把申诉书写好,就是为了通过正式渠道去申诉。”

  蒋文文走过去想看看申诉书,可工作人员拿起转身就装进了口袋,并鼓励她们好好比赛。

  蒋文文和蒋婷婷心知肚明,但在上场之前,谁也没有跟对方说起这事,怕的就是心理压力太大。“我就是想申诉书不要用到,用自己的表现去打动裁判。”蒋婷婷说。

  其实在没有看到申诉书之前,蒋文文、蒋婷婷就已经懂得这个行业的“规则”。“参加国际比赛,不用考虑裁判的压力,但在国内,却要面对很多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

  她们所指的“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是对裁判的游说。郑嘉说,对裁判的游说,在打分体育项目非常普遍。“但也不能太离谱,也只是在指定的动作完成得差不多的情况下,裁判跟自己关系好的队多打一些印象分、人情分。”

  在多哈亚运会夺金一战成名的蒋文文说,从来没有一场比赛会像此次的全运会一样让她压力巨大。“比赛前一整晚都没睡着。”

  这一晚,郑嘉到蒋文文的房间,跟她们单独谈了一次话。“辽宁队一定要拿一块金牌,我们想拿到这块金牌会很艰苦,会面临很多人为的困难。”

  出房间后,郑嘉又觉得“自己的担心过头了”。“不管是她们的实力,还是状态,文文和婷婷都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总不可能把所有的裁判都收买。”

  但到了决赛前不久,郑嘉说在过道里遇到其中一位裁判,她主动打了招呼,却发现裁判根本不敢直视她的眼睛,脸色也极其不自然。郑嘉和这位裁判早就相识,此前在国内其他的比赛中遇见,这位裁判都会鼓励她们加油。

  “为什么会慌张?”郑嘉心里想了各种可能性。

  在当日下午4点钟,在辽宁队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失利后,郑嘉就想到了各种人为的困难。“他们本来是保集体项目这一金的,没有拿到,他们就只能在接下来的双人自由自选打主意了。”

  郑嘉把文文和婷婷叫到一边,告诉她们各种应对困难的办法。“设备上搞问题,各个环节都做了预备,如果水下音乐听不到怎么办?”郑嘉说,“就是想让文文和婷婷做好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准备。”

  这个比赛的顺序也是在全运会正式开幕前一个月临时调整的。在此前发给各队的比赛项目表上,双人自由自选放在集体项目之前进行。当时,四川队对这种临时改动提出了疑问,但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

  看到辽宁队在集体项目失利后,文文心里想,“完了,我们(双人自由自选)的冠军肯定没了。”

  赛后

  在熬过赛前的半个小时后,蒋文文、蒋婷婷走到赛场边,在教练的掌握中,一跃跳进了水里,完成了那套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动作。

  上岸后,蒋婷婷一抬头,就看到了大屏幕上显示的她们比赛的成绩,她一下子蒙了。当时还有一个上台后的动作没有完成,以至于文文在喊动作口令时,婷婷都没听清楚,“完全没心情了。”

  “我们现在肯定是第三名了。”

  回休息室的过道上,文文抱着教练郑嘉说。婷婷则抱着郑嘉不停地掉眼泪。“心都凉了,体现的不是竞赛的水平,而是裁判控制比赛。”

  在文文跟郑嘉说“肯定是第三名”时,广东队和辽宁队还未上场。决赛之后,排名果然如蒋文文所猜测的。前一天的预赛上,这3个队的成绩刚好相反。

  “就只是隔了一天,成绩相差这么大,这是不可能的,显然是有人操纵了结果。”郑嘉认为,“这对运动员是一种摧残,对向往这个运动员的年轻人也是一种打击。”

  决赛之前,蒋文文、蒋婷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央视问她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比赛了,有什么感想。“当时流下了不舍的眼泪,我们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以运动员的身份回来。”

  决赛之后,蒋文文说,她再也不想回到运动场上了。

  当蒋文文、蒋婷婷看到决赛打分单时,她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总共4个裁判,每个裁判要给我们打3个技术分和3个艺术分,合起来就是24个分,每个裁判打的分数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是之前说好的,不会有这种默契。”蒋文文说。

  同样,给广东队和辽宁队打的分数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蒋文文、蒋婷婷9.4分的基础上,逐个提高了0.2分。

  她们的申诉结果最终被以“没有直接的证据”为由压回来。“就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上哪去找证据?”郑嘉说。

  蒋文文、蒋婷婷不承认这个比赛成绩——拒绝出席颁奖。她们决定站出来,把事情的原委向媒体道出来,“给自己近二十年的艰苦训练一个交代。”

  当蒋文文不再准备代表国家,而是做回自我的时候,遭到了一群本是个体、此时站在国家角度考虑问题的人的指责——责怪她们没有出席颁奖,缺乏起码的体育精神。

  蒋文文觉得这个指责太可笑。“我抵抗的就是一个不正义的过程,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不正义的结果?”

  郑嘉觉得这样的体制太不健康了。“如果国家不正视这次申诉,不能还社会一个公正的结果,那怎么向后来者交代?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觉得这个行业不干净了,谁还有信心来从事这个行业?”

  “毕竟在水里奋斗了将近二十年,而且我们还专门为这个项目(奋斗),最后在这个项目上却没有得到公正的成绩。我们不是非要把金牌挂在脖子上,全运会冠军我们也拿过,不是要证明一个成绩,只是作为最后的一个谢幕,我们想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也是为了给后来者一个干净和公正的平台。”蒋文文说。

  只要是公正结果,没有名次也接受

  人物周刊:你们对这个结果很意外?

  蒋文文、蒋婷婷(以下简称文婷):是的,挺意外的,在意外之余还感到震惊。操纵比赛的目的太明显了。裁判工作要去完成的,作为队员,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没有这一次这么明显,完全出乎意外,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分数出现,这个格是完全失控了。

  人物周刊:比赛前你就听说他们在这个项目上一定要拿一块金牌,会不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导致你觉得是黑箱操作造成的?

  文婷:听说只会让我们更加提高警惕,而不是暗示成绩。作为运动员,最主要的是心理素质,这个信息,我们心里知道,但上场前,不会对接下去要去完成的动作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运动场上,是要表现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

  人物周刊:就算赛前没有听到他们要拿冠军的消息,你们也不会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

  文婷:不会接受,也会觉得很诧异。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如果没有心理准备,那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了。他们操纵比赛的目的太明显了。

  人物周刊:如果受益的是你们,你们会选择站出来说吗?

  文婷:如果是给我们打超出我们水平太高的分数的话,我们也会说,是裁判给了我们面子。

  人物周刊:所以,就有很多声音说,你们这次是受害者,但此前在国内的一些比赛中,或许就是获益者。

  文婷:对,是受益者。但我们更多的是用实力在证明自己。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代表了国家。代表着国家队去参加这个项目,我们的国家就会全力来保障我们。

  人物周刊:那伦敦奥运会预选赛你们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不站出来?

  文婷:当时我们有这种想法,大不了不干了,大不了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四川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整个四川。想多为四川做一点贡献,带着很痛苦的心情留下来了。如果那时候选择离开,不仅伤害了四川,更让别人觉得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我们两个是懂得感恩的人。该为自己权利说的时候,我们会坚决地站出来。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说,反正你们都要退役了,成绩拿第三名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所以要站出来说?

  文婷:就算这是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也只是一个成绩而已,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就想要一个公道。

  人物周刊:只要它是公正的结果,哪怕没有名次也接受?

  文婷:对,就算我们拿了最后一名,只要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是公正的,我们都接受。作为运动员,我们是在竞技比赛,如果结果体现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竞技水平,我们肯定不接受。更接受不了让裁判成了比赛的主角,结果跟运动员的表现完全没有关系,这太讽刺。

  这种体制,没法代表自己

  人物周刊:就这样退役了,不觉得非常遗憾吗?

  文婷:有一点遗憾,但是还好。我们两个现在除了花样游泳,更多的考虑是以后,以后我们可能会转(向)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不光花样游泳,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以前在接受杨澜访谈时说过,伦敦奥运会预选赛那一次,说领导决定了,还是尊重他们,支持这个队伍的决定,愿意服从集体。你们是一个很愿意服从集体的人吗?

  文婷:我们绝对是一个愿意服从集体的人。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服从集体?它可能也是集体作出的决定。

  文婷:这个是伤害运动员本身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牺牲自己,但是如果伤害到我们整个集体,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公正的评判。我们也是全国时间最长的运动员,很多运动员都是以我们为一个榜样吧。如果这个事情不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那么她们肯定心里就有很多想法。我觉得这是我们俩作为花游的运动员,最后能为这个花游事业做一点事情吧。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理解个人与集体?

  文婷:我们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我觉得就是集体的责任。我们俩就是集体培养的,从小受到教育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队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大,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站在世界一流水平线上面。

  人物周刊:国家的强大和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有关系吗?

  文婷: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体制。在国外,别人都是俱乐部,都是代表自己。我想练,我交钱去练,那也是我自己的。那现在是国家培养了我们,那我们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光代表我们自己,还代表我们身后的人。

  人物周刊:那你们是愿意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国家?

  文婷:当然,这种体制下我们没法代表自己。如果我们在国外训练或者其他,那就可以代表自己了。但是我们这个国家体制上是这样的。我们想代表自己,但没法做到。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理解“代表”?

  文婷:代表啊。其实我觉得“代表”现在好像是一种光荣的感觉。是很有一种肯定的意味在。因为我这个个体,我都可以代表国家、国家队这个形象出去,那我肯定是因为各个方面都很优秀。选择了你这个个体去代表国家队去参加比赛,我觉得也是一种很骄傲的事情。

  人物周刊:那会有冲突吗?就可能一开始选你是对你自我的一个肯定,但是你成为代表以后,就要完全去掉自我。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文婷:就没有自我,完全没有自我。

  人物周刊:这是很矛盾的东西。

  文婷:在集体里,是完全没有自我,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自我的事情,也没有这种欲望去强调:这就是我自己的。好像很少有这种想法。

  人物周刊:你们是觉得个人重要还是集体重要?

  文婷:集体重要。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集体给我们的。

  人物周刊:现在,你们对个人跟集体的理解会有变化吗?

  文婷:退役了我觉得可能更多代表自己了。然后,我们俩就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想开个俱乐部,能够约朋友一起,不一定是花样游泳,就是从游泳开始吧,喜欢游泳的小朋友,不一定是专业,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

  运动员的忍受导致集体强大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了委屈不能说?

  文婷:可能跟这个大环境有关吧,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要服从集体。如果你突然提出个反对的声音出来,枪打出头鸟,所有的压力就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就会把我们打下去。我们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背负了在后面支持我们的人的责任。只能顾全大局。

  人物周刊:如果你个人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你也会尊重集体的决定吗?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文婷:尊重是会尊重的。如果真的是受到一种很强烈的伤害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为自己勇敢地说出来,就是至少是有一个反驳的举动吧,会站出来说。我个人来说,是有点很自我的。

  人物周刊:那你会很痛苦吗?你是一个自我的人,但你说在集体里是不需要自我的。

  文婷:是,很痛苦。但在这种大环境里,我们长期被压制,或者说,我们也是习惯了,真的是习惯了。可能以前没有这种大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逆来顺受的感觉。就是反正都这样了,就跟着走吧,跟着这个大流走吧。

  人物周刊:没有想过反抗?

  文婷:有想过反抗。可我们面临的压力就是,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话,会被压制回去,会被一种有形的东西给埋没。

  人物周刊:是不是大部分运动员都这样?

  文婷:都是这样。大部分运动员都会选择有委屈往肚子里吞。因为你只要反抗,这个体制就会把你踢出去,就很难在这个集体里生存。

  我觉得这个体制就是,让人有点难受。因为这个体制确实不是很完整。没有更多的,考虑到本身的自我。因为毕竟我们以前也受到这样的委屈,但是没有说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呆下去。所以,这是很多运动员的运动生涯里面会碰到的问题。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导致中国体育功利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们运动员受到了委屈也不说,那体制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反正你们都逆来顺受。

  文婷:也有可能是。我只说我自己的项目,我觉得花游的项目,孩子们都是比较听话的。这个听话就代表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内部所推崇的就是什么都要服从,什么都要去听安排,如果你不服从,那你就很难在这个里面生存,扎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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