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护照就是对运动员的血样事先进行留底，之后定期不定期抽血进行比对，如有异常就可判定违规。

　　2008年，国际自盟开始对自行车运动员的血液指标进行长期监控，这就是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的雏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09年底公布了《运动员生物护照操作指南》。中国的运动员生物护照计划从2012年4月18日开始实施，检查人数从最初四个项目的30人增加到目前包括田径、游泳、自行车、铁人三项、赛艇和皮划艇在内的六个项目的100人，形成相对较大的检查库。目前大约有30多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开展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

　　北京马拉松冠军王佳丽

　　首位被判定生物护照违规的中国运动员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对外公布，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兴奋剂检查中总共出现7例阳性，其中，河北籍女子马拉松高手王佳丽，成为首位被判定生物护照违规的中国运动员，这也是新型反兴奋剂手段在国内首现威力。

　　除传统兴奋剂检查(血检、尿检)发现的违规案例，从去年4月起，国内开始实施的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也发挥威力，并判定了第一例违规者王佳丽。

　　王佳丽是2010年北京国际马拉松和2012年重庆国际马拉松暨全国冠军赛冠军，但她在伦敦奥运会上发挥不佳，仅获得第58名。另外，她曾获得2011年大邱田径世锦赛第八名。据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中心公示称：“27岁的王佳丽在2012年6月到2013年1月期间的血液样品指标出现异常波动，运动员无法给出合理而有效的解释，被判定兴奋剂违规成立。”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介绍说，中心对首例生物护照兴奋剂违规的判定非常谨慎，从开始收集样本到最终判定违规成立一共用了一年多时间，经过相应软件分析、生物护照评估专家组审核，初步判定为违规，之后专家组听取了运动员的解释，召开了听证会，最终认定违规成立。□

　　上半年涉药人数超去年

　　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中心近日也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的兴奋剂检查数据。在第二季度中，反兴奋剂中心共实施4768例检查，在总局计划和单项协会委托检查中出现7例阳性(不包括生物护照)。去年同期的阳性数仅为1例。从上半年总计6400例检查来看，阳性数已达到12例，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总量。

　　反兴奋剂中心主任何珍文说，只要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兴奋剂问题也是一样。多年反兴奋剂斗争的实践与经验表明，全运年是兴奋剂的易发年、高发年。“从去年11月份进入冬训期，中心全面加强针对有可能参加十二运会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查、检测。目前形势不容乐观。”

　　本届全运会兴奋剂检查数量将达到2575例，再创历史新高。这其中包括2300例尿检和275例血检，比上届全运会增加约12%，并将首次进行运动员生物护照检查。反兴奋剂中心在全运会提前进行的竞走、马拉松、网球、现代五项、女排[微博]等5个项目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工作中进行了184例尿检，42例血检，并进行了24例运动员生物护照的检查检测。□

　　国内生物护照定向100人

　　其实，运动员生物护照实施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对选定的运动员进行长期纵向血液指标监控，通过多次检查建立一个运动员自己血液指标变化的模型，每次检测的数据都会进行计算和分析并与自身的指标变化的模型进行比对，出现异常即运动员可能被怀疑使用禁用物质。与传统的直接检测(血检、尿检)需要认定某种兴奋剂物质不同，生物护照通过对运动员血液指标的长期监控发现异常来间接判定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当然，生物护照指标尚不能直接判定违规的成立，但“高度可疑”，那么反兴奋剂机构就能够“锁定嫌疑人”，选择更好的时机，进一步实施尿检和血检，进行更加有针对性、更有威慑力的传统兴奋剂检查。

　　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最先由饱受兴奋剂困扰的国际自盟提出，2009年12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运动员生物护照操作指南》，鼓励各反兴奋剂机构开展此项目。

　　运动员生物护照就曾揪出兴奋剂运动员，前自行车环意大利赛冠军迪卢卡由于运动员生物护照指标异常而成为重点检查目标，结果他的血样中发现了CERA(促红细胞生成素三代产品)，最终被判定禁赛两年。

　　当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为少数几个判定运动员生物护照兴奋剂违规的反兴奋剂机构之一。中国的运动员生物护照计划从去年4月18日开始实施，检查人数从最初的四个项目的30人增加到目前包括田径、游泳、自行车、铁人三项、赛艇和皮划艇在内六个项目的100人，形成相对较大的检查库。□

　　生物护照争议多

　　多半申请仲裁案件

　　至今仍没结果

　　生物护照的颠覆性查处方式，听上去是对禁药链条的重大打击，但相关人士坦言，新武器存在软、硬件需求高，价格昂贵等高门槛，此外它的认定方法并未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同。不过据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介绍，目前确实有国外运动员在被认定违禁后，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但目前涉及生物护照的仲裁都被驳回了。”赵健说。

　　赵健还谈到了生物护照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一些障碍。他表示，全世界的规则，都是血样检测必须在本国进行，“像尿样可以寄出国检测没问题，血样，尤其是运动员的全血样就涉及基因保密，必须在国内完成。”此外，生物护照最重要的认定方式，也未被普遍得到认可。由于生物护照无法指出运动员使用的兴奋剂药名，与传统兴奋剂检查阳性判定相比，判罚依据显得“不够有说服力”。“所以有的运动员就说了，你抓贼得人赃俱获啊，为此他就去上诉了。”据悉，生物护照违规的判定在诞生之初曾受到法律和科学的双重挑战。

　　“从目前看，国际仲裁法院有关生物护照的上诉都被驳回了。生物护照已经从科学和法律条文上经受了考验。”赵健说。目前在国际上，运动员生物护照提供线索已有成功案例，比如前自行车环意大利赛冠军迪卢卡由于运动员生物护照指标异常而成为重点检查目标，结果他的血样中发现了CERA(促红细胞生成素三代产品)，这名自行车手最终被判定禁赛两年。但根据资料，目前运动员因生物护照被判禁赛而起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案件有30余起，仍有17起左右未有结果。□

　　推广生物护照 还体坛一片净土

　　2008年，深受兴奋剂困扰的国际自盟开始对自行车运动员的血液指标进行监控，这就是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的雏形。经过各方专家的慎重讨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09年底公布了《运动员生物护照操作指南》。

　　但是，“生物护照”违规的判定在诞生之初曾受到法律和科学的双重挑战。直到2011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接连几起运动员“生物护照”违规诉讼中，均判定阳性成立，认定运动员有违规行为，终于为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目前，国际泳联和国际田联等单项赛事组织已先后开始使用“生物护照”。国际田联自启动运动员“生物护照”以来，共有38例兴奋剂案件，其中半数左右已经被禁赛，还有17例正在诉讼程序之中。对此，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坚定地表示：“那些试图进行欺骗的人应该被警告，‘生物护照’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正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判断目标，并可以抓出那些相信兴奋剂是通向成功的唯一路径的欺骗者。欺骗者要知道一旦被抓住就会被禁赛！”不过这项新武器的推广却并不容易，因为检测费用过高曾让“生物护照”不受欢迎。一直以来，关注度和商业开发极高的职业网坛就是人们眼中禁药的多发地。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数据称，从1990年至今有65位网球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其中10人是服用大麻这样的毒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创始人庞德曾直言职业网坛并不是一块净土。

　　最初，一年只有160万美元反兴奋剂预算的国际网联曾一度拒绝使用“生物护照”。但在费德勒、纳达尔、穆雷[微博]等球星和四大满贯组织者的推动下，今年国际网联终于把反兴奋剂预算提高到200万美元，并开始引入“生物护照”。穆雷就对这项反兴奋剂措施表示了赞同，“让这项运动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就是确保它干净，‘生物护照’能够让更多球员难以‘作弊’。”在禁药多发的职业足坛，反兴奋剂措施也一直遭到专业人士的诟病。如今国际足联也宣布将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始引入“生物护照”。放眼国际，目前大约有30多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开展运动员“生物护照”项目。虽然“生物护照”使兴奋剂检查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提高了兴奋剂检查的威慑性，但它不会取代现行的以尿检为主的检查手段，而是对现行手段的一种补充。不过必须承认，即使措施再完善、缜密，也难保体坛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就像庞德说的那样，“‘生物护照’终究只是手段，真正能够杜绝兴奋剂的只有依靠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自律。”□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周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