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与悲哀

　　陈镜开在举重运动上的成功，将石龙的陈氏家族与这项运动紧密关联起来。大哥陈枝参加了全国举重教练学习班，返回家乡办了一家业余体校，任举重教练。体校就在镇广场边上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晚上点上煤气灯，带着孩子们与杠铃较劲。后来，从这间小房子里走出了叶浩波、叶焕明、赖润明等一批冠军与纪录创造者。

　　当陈镜开在上海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时，他的四弟陈满林还在广州34中学读书。受三哥的鼓舞，陈满林的志向也是当一名举重运动员，业余时间就在谭文彪侄子开的“新青年健身院”锻炼。

　　1958年广东省举重队组建，备战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时陈满林17岁，读了半年初三，由于良好的身体条件就被选入省队，第二年便入选国家队。两兄弟在北京相聚，他和三哥陈镜开一起住在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大楼里。兄弟俩身材相仿，主要参加56公斤级的比赛。

　　1964年，陈镜开创造了自己运动生涯中最后一项世界纪录，随后破纪录的接力棒就传到了陈满林的手里。1965年2月，陈满林在北京举办的十单位优秀运动员表演赛上打破56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1966年3月，他又在八单位优秀运动员表演赛上再破60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一切似乎顺风顺水，这个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进入他的运动生命的黄金时期。

　　但“文化大革命”却打断了兄弟二人的运动生涯。1966年11月，举重队要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已经受到了冲击，我们去体委请愿，‘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后来周总理来安抚我们，要我们先去比赛，多想想为国争光。”陈满林说。

　　在柬埔寨的比赛中，陈满林再次打破56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但他没想到，这是他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世界纪录，再次比赛要等到7年后。“我们坐飞机回国，形势已经变了。机场不再有领导接机。我们戴上了‘锦标主义’帽子，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不能革命，只能靠边站。”

　　已经成为教练的陈镜开和冉冉升起的陈满林于是在北京无所事事。1970年，国家举重队解散，同遭此命运的还有铁饼和铅球两个项目，统称“三铁”。“解散的理由是：这项运动过于残酷，对人体是摧残。”陈满林说。

　　兄弟二人只得返回广州。陈镜开被分配到广州建设机器厂，成为年龄最大的学徒；陈满林到广州动力机器厂当钳工。两个人都远离了杠铃，唯一的机会就是到各工厂表演。就像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面的老艺人，在苦闷中自娱自乐。

　　1972年底，工厂领导告诉兄弟俩有首长要见他们，这位首长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送外宾到广州，问起我们兄弟在哪里、做什么。知道情况后，总理说，不管怎样，先回体育系统。”陈满林说。

　　1973年举重运动项目得以恢复，陈镜开被安排到广州体委当举重教练和领队，陈满林重新回到举重队当运动员，然而这时的陈满林已经错过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他最擅长的推举项目，也被国际举联取消了。

　　当时，中国已重返联合国，中国运动员开始逐渐回归国际赛场。32岁的陈满林领到任务就是参加1974年的德黑兰第七届亚运会，而当时他已经有7 年没进行系统训练了。“我只能拼命去练，练到腰椎错位了1厘米，肿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陈满林说，“医生说我不休息就有瘫痪的危险，但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就用中药敷在腰上，勒上腰带继续练，把鸡蛋大的包又练了下去。”

　　在1973年国内测试赛上，陈满林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这也是当年陈镜开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在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陈满林摘取了两枚银牌、一枚铜牌。比赛后，陈满林又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两项赛事之间只有不到半个月。有意思的是，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还未表决是否接纳中国运动员参加比赛。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陈满林和另一名广东运动员必须克服疲劳马上出发。

　　为了赶时间，他们只能搭乘一班从巴黎经德黑兰到北京的货机，陈满林还躺在货舱里睡了一觉，到北京后再转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出发经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从香港搭飞机去马尼拉。“那天中午，我们到了罗湖口岸，但是没有过境，就坐在武警的岗亭边上等消息，大太阳晒着脑袋，一直等到天黑。”陈满林说。因为国际举联正在做最后的表决，决定中国大陆能否取代台湾地区参加比赛。大概19点多钟，表决结束，消息传来，中国参赛的权利被恢复。陈满林和队友马上过关，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吃了盒饭，连夜前往马尼拉。由于缺乏休息和训练，那一次陈满林只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1977年，陈满林已经是36岁的老将了，举重台上，他的老对手们都已退役，台下的裁判则都是老熟人。

　　这一年，他随国家举重队前往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举重锦标赛。同行一共10名队员，只有陈满林获得了一银、一铜两块奖牌。对这名老队员来说，是骄傲也是悲哀。“因为‘文革’，整整一代运动员都被耽误了，我36岁了还要在场上拼。”陈满林说。

　　参加完比赛，陈满林已极度疲惫。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双腿抽筋，倒在大厅里疼得打滚，最后被一名健壮的警察扛在肩上送回宾馆休息。

　　斯图加特的世锦赛成为陈满林的告别赛。回国后他随即退役，成为广东省队的教练。此后为国家队输送了1984年奥运会举重冠军——曾国强。

　　新的起点

　　1977年陈满林退役，他的侄子陈伟强开始走上前台。两年后，他不仅打破了四叔陈满林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全国纪录，同时还创造了第一个自己的世界纪录。

　　陈伟强是陈镜开二哥陈耀宗的儿子。陈耀宗早年移居广州，开了一家修自行车的小铺子。陈伟强出生于1958年6月7日，两年前的这一天陈镜开恰好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1972年陈伟强初中毕业，面临人生选择。“当时的出路只有上山下乡去农村。”坐在广东体院的训练场边，陈伟强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决定。当时他身高只有1.32米，体重32公斤，又矮又瘦。父亲陈耀宗怕他吃不了农村的苦，想把他留在广州。

　　大伯陈枝建议说，国家很多体育项目正在恢复，广州体校也开始重建招生，不如去搞体育。在大伯帮助下，陈伟强进入广州体校开始练举重。

　　直到半年后，三叔陈镜开才知道侄子的事。陈镜开送给陈伟强一条腰带和一双举重鞋，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要练就好好练，练出名堂。”“我明白三叔的意思，什么是‘名堂’？不是全国冠军、亚洲冠军，而是破世界纪录。”陈伟强说。

　　两年后，凭借家族的身体天赋和不断努力，陈伟强进入广东举重队。陈镜开此时已经升任广东体委副主任，虽然不直接分管竞技体育，但还是尽可能给予举重队更多的关照。“‘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被保护得很好，很少参加各种运动，能够专心训练。”陈伟强说。另一方面，在物质上，举重队的待遇更好，或者说比别的队吃得更好，“正餐能多分到一块鱼，早餐还能吃到一块肉，别的项目每人每个月发1斤白糖，我们发3斤”。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广东举重成绩提升得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年轻运动员，如陈伟强、蔡俊成、刘航远、吴胜、高明赐、郑刚等都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

　　1979年6月6日，陈伟强在上海卢湾体育馆参加中法对抗赛。“当时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是151公斤，我在训练中最高已经能举起157.5公斤的重量了，所以我那次是冲着破纪录去的。”陈伟强说。

　　他第一次尝试就要了142.5公斤的重量，并取得成功，打破由他四叔陈满林保持的141.5公斤的全国纪录，这个纪录已经维持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在冲击151.5公斤世界纪录的时候，他失败了。

　　比赛的第二天就是全国选拔赛，三叔陈镜开和陈伟强的教练商量，决定再冲击一次。“我当时年轻，根本不知道累。”陈伟强说。6月6日比赛后，陈伟强称体重是57公斤。晚上回驻地，没有吃东西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拿了一根棍子练习动作，仍旧一天禁食。晚上比赛前再称体重，已经下降到了56公斤。

　　陈伟强说，当时挺举，第一把要到了143公斤，将全国纪录又提高了0.5公斤。第二把直接要到151.5公斤。“我把杠铃提起来的时候觉得很重，然后上翻，感到腰有些松。我告诉自己，不想别的，只想动作要领，然后预蹲、上挺、开腿，成功了。”

　　杠铃落下，四叔陈满林第一个从后台冲出来把他抱住。“在场所有人都很激动，因为从1966年到1979年，整整13年，中国举重都没有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这个僵局被我打破了。”陈伟强说。这天正好是他21岁的生日，裁判们凑钱给他买了一个大蛋糕。

　　有趣的是，23年前的这一天，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23年后，在同一个日子、同一块场地、同一个级别的比赛中，侄子陈伟强延续了辉煌，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同年底的举重世锦赛上，陈伟强再破纪录，将重量提高到了153公斤。

　　1984年，陈伟强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获得了60公斤级的金牌。同样来自石龙的曾国强和赖润明也在其他级别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陈镜开和陈满林都曾接近过奥运会，但始终无法踏进这块场地。这个梦想最终还是由侄子和弟子们完成了。

　　奥运会后，由于伤病的影响，陈伟强逐渐退出了比赛，担任了教练；现在则离开了一线竞技体育，在体院从事行政工作。时代在变，选择在多元化，陈家的第三代人也有了更多的方向，虽然仍和健身、体育有关系，但已不再走运动员这条路了。

　　“三叔陈镜开是第一代举重运动员，四叔陈满林是第二代，我则属于第四代。最惨的是第三代，是‘文革’期间的运动员，全被耽误了。”陈伟强说，“三叔、四叔站在艰苦的起点，而我这一代则站在了幸福的起点。”

　　主笔◎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