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铃人生：陈镜开与陈氏家族

　　2010年12月6日，传奇运动员陈镜开溘然而逝，享年75岁。

　　1956年，21岁的陈镜开在上海打破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此后，在他的运动生涯中共打破10次世界纪录(其中一次未宣布)，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打破世界纪录次数最多的男子举重选手。

　　他的弟弟陈满林、侄子陈伟强同是举重名将。20多年间，陈氏家族3人共打破15次世界纪录，占当时中国举重纪录的一半。

　　“开叔”走了

　　“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死而无悔。”陈镜开的弟弟陈满林对本刊记者说，这是陈镜开最后的一句话。

　　“他是第一个把我国竞技体育推上世界水平的人。”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如此评价这个身高只有1.5米的广东小个子。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陈镜开没有参加过一次国际大赛——无论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还是亚运会，也没有得过举世瞩目的冠军，但这都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

　　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授予陈镜开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此殊荣。1997年，他入选国际举重联合会名人馆，后任亚洲举重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陈镜开离开一线运动队，担任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分管群众体育和外事活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1年。1979年初，在陈镜开与霍英东的共同努力下，“省港杯”足球赛经邓小平拍板后得以举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涉外体育竞赛。

　　陈镜开生性淡泊名利，为官期间不喜欢被称为“主任”，同事后辈多投其所好叫他“开叔”。侄子陈伟强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陈镜开因心肌梗死，病情危急：心脏的2/3前壁缺血坏死。那一次，他心脏停跳两分钟，在电击4次后才恢复心跳，医生们说：“开叔活过来，是他为自己创造的‘第11次世界纪录’！”“我三哥有顽强的生存意志，靠着1/3的心肌支撑了这十几年。”陈满林说。

　　大病之后，陈镜开退休，侍花弄草，养鸟喂鱼。天气好时，广东体委大院里常见到他笑眯眯地和人打招呼，有时他手里会拿着一两棵花儿……“买一把花开不了多久，就这样一盆盆地买，养不活的，只当是买了插花。”

　　这位功勋运动员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陈满林回忆说，陈镜开上一次接受采访还是2008年，当时中央文史馆与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主要内容是对周恩来总理的回忆。

　　“我三叔喜欢热闹。他退休后，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开车带他出去吃饭，每次都找不一样的地方。”陈伟强说，陈镜开并没有离开奋斗一生的举重运动，他与四弟陈满林分别担任广州健美举重协会的正、副名誉主席，还时常返回家乡指导小运动员的训练。

　　今年9月，陈镜开因双腿肿胀住院。中秋节期间由家人接回休养，但节后又在家中晕倒而被送到医院。“开始以为是心脏病，后来检查发现肺部恶性肿瘤。”陈满林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他的心肌坏死较多，无法承受化疗和手术；同时血管钙化比较严重，也没办法进行支架手术。”

　　12月初，陈镜开的病情开始恶化，体重下降到不到40公斤。“三哥没喊过一声疼，医生觉得他是特殊材料做的。”陈满林说。6日凌晨，陈镜开陷入昏迷，15时16分，“开叔”走了。

　　“海珠桥墩”

　　陈镜开生于1935年11月，陈家祖籍在东莞石碣镇水南村。他父亲陈兆为家中独子，10岁时爷爷去世，由奶奶独力拉扯长大，生活非常艰苦。

　　陈满林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奶奶干力气活养家，每天挑着一担未脱壳的稻谷到石龙镇上，单程要走十几公里，路过日军的关卡时，还要把猪血涂在脸上扮丑。后来陈家从水南村迁到石龙镇。父亲陈兆成年后与几个朋友合股开了一个粮食加工的小作坊，同时兼卖粮油。日子渐渐宽裕起来，后来又开了一家布店由母亲打理。

　　石龙位于广州以东，地处东江的北干流、南支流交汇处，自古以来即是重要的码头，有800多年的历史，与广州、佛山、陈村并列为四大名镇。解放前，东江经常泛滥，淹没两岸大量的农田。每到灾年，陈家都会施粥赈济乡亲。“我奶奶用一个1米多高的大桶，每天熬粥给灾民喝。”陈满林说，“石龙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她，管她叫‘米姨’。”

　　陈镜开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小商人家庭，陈兆一共有5个儿子1个女儿，陈镜开是第三个儿子。

　　陈镜开的身材矮墩，四肢硕大、匀称，从小贪玩好动。他在家里自己搞了一个“体操道具”，用一根粗绳捆住一截短木，吊在卧房的房梁上，然后骑在木头上玩“旋转木马”。或者叫伙伴们在一起玩儿叠罗汉。“如果三哥没有进举重队，我们也会被中南军区杂技团挑走的。”陈满林说。

　　陈镜开最初在石龙中学读书，喜欢打篮球，是校队里最矮的队员。他打起球来横冲直撞，身材虽然不高，却非常结实，常把对手撞翻。同学们管他叫“无制火车头”。

　　陈家重视子女教育。大哥陈枝把陈镜开转到条件更好的广东师范学院附中读书。陈镜开13岁到了省城广州。学习之余，他迷上了健身。当时，广州市五仙观边上有一家“谭氏健身院”，老板是归国华侨谭文彪。陈镜开就到健身院打杂，1953年中学毕业后，他就留在健身院做杂工。

　　1954年底，中南军区体工队举重教练李启龙物色举重运动员，到老朋友谭文彪的健身院里寻访，当时19岁的陈镜开身高仅1.49米，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美中不足是足踝内翻。那时粮食供应比较紧张，陈镜开饭量大，常常吃不饱。谭文彪希望李启龙收下陈镜开，给他找碗饭吃。

　　陈镜开的双腿强壮有力，尤其是大腿呈四方形，就像桥墩子。这样的身体条件，是陈氏家族的遗传特征，陈满林、陈伟强也有相似的“方形大腿”，后来被外界比喻为珠江上的“海珠桥墩”。

　　“举重运动非常强调腰腿力量，尤其看重腿部力量，天赋很重要。腰部力量则可以后天练出来。”陈伟强说。

　　即使在今天，陈苏媚依然认为“开叔”具有天才举重选手的身体条件。她是石龙镇举重训练基地主任，也是我国第一批女子举重运动员。她告诉本刊记者：“选材上一般以臂短、腿短、腰长，身体灵活、协调性好为上。开叔的肘关节很直，肩部的柔韧性非常好，看他破世界纪录的录像，提铃、下蹲、翻腕、上肩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协调。”

　　李启龙也看中了陈镜开的身体条件，想把他带到体工队。陈镜开心里十分乐意，当时却遭到了父亲陈兆的反对。陈兆不希望儿子搞体育，想让他回家帮忙打理生意。“而另一方面，三哥加入华南军区体工队就要参军，我父亲反对他参军。”陈满林回忆，“父亲脑子里还是旧观念，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仔不唱戏’。他从旧社会过来，看到当兵的都是欺压老百姓的‘烂仔’，陈家几代人都清清白白的，怎么能当兵呢？”

　　最后还是大哥陈枝说服了父亲，于是，陈镜开拉着一辆板车，驮着行李跟着李启龙来到中南军区体工队。

　　经过短期训练，陈镜开参加了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由于个子矮，没有适合他穿的服装，只得用别针将举重服别起上场。在这次比赛中他取得了56公斤级的第三名，随后入选了第一届国家举重队。队员一共有8人，还包括当今举重元老薛德明、赵庆奎等。

　　这支年轻的队伍立刻接到6月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可是赛前集训却出了问题。国内不具备赛前集训的条件，国家体委立刻决定把这8个人派往苏联。

　　解放前，中国只在1947年举办过一次举重比赛，共有29人参加，冠军也才仅仅达到现在一级运动员的水平。“与硬件相比，我们当时最缺的是教练。国内竞技体育怎么搞，都还在摸索。陈镜开的启蒙教练李启龙，还是搞武术出身。”陈满林说。

　　苏联在当时代表了世界举重的最高水平。中国举重集训队被安排在著名的“迪纳摩”体育场看台底下进行训练，与举重队同赴苏联学习的，还有中国体操队。

　　“极端”的纪录

　　当陈镜开等人前往苏联时，最初并未意识到自身之于中国体育的特殊价值。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虽历经坎坷获得邀请，却只赶上了奥运会的尾巴，成绩不如意在预料中，中国政府更多把它当成一个外交场所，以求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体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国力的体现。当时新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在体育上取得突破，但不可能在所有项目上百花齐放。突破的重点就在一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陈满林说。尤其是轻量级举重，我国的选材面非常广，“西方人普通身高也在1.7米以上，体重就要60多公斤了，而我们有很多小个子，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很好，体重可以维持在50多公斤”。

　　在苏联，我国的第一批小个子运动员超负荷训练着。在某种意义上，举重是一种类似于搬运工的运动，累计下来，每天陈镜开都要扛起1万公斤的重量。 4个月里，他将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40公斤，当时在这个级别世界上能举起110公斤的人可能不到5个。陈镜开用尽全力提高自己，从115公斤又挤进了 120公斤。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体委决定取消参加在华沙的比赛。

　　陈镜开回国后继续苦练。当时国内的条件非常简陋，训练器材要从苏联进口，四五个人共用一个举重台和一副杠铃，只有顶级运动员才能享用到巧克力和葡萄糖这样的“奢侈品”。而帮助恢复的营养品只有维生素药片。“杠铃质量和现在没法比，经常中间的杆子就震弯了，我们就用杠铃片去砸直。训练时要‘重举轻放’，不能像现在运动员那样把动作做完就把杠铃扔下来，而要轻轻放下来，所以特别累。”陈满林回忆说。

　　历史终于定格到了1956年6月7日，解放军和上海组成联队与苏联队举行举重对抗赛，地点在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举重台上标明当时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运动员温奇两年前创造的132.5公斤。陈镜开上台，在举起125公斤后，第二次试举就冲击133公斤，但没有成功。但他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一气呵成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

　　虽然只有0.5公斤的差距，但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而更重要的是，他打破的是美国人创造的纪录。这是一个极具政治价值的世界纪录，因为“中国人战胜美国人了”。“我们当时参加不了什么国际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我们可以破纪录，可以创造人类在那个时期的竞技极限。”陈满林说。

　　那一年，陈镜开名噪大江南北。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记录了当时广东孩子们是怎样向英雄学习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劲学陈镜开。”

　　1956年11月，陈镜开又连续打破两项世界纪录，《人民日报》立刻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由于这几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国内创下的，一些西方国家拒绝承认。

　　一年后，陈镜开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具传奇性的一举，赢得了国际认可。

　　56公斤级的比赛在陈镜开和苏联选手哈尔芬之间展开。最后时刻，场上形势对陈镜开极为不利。推举、抓举总成绩哈尔芬领先了15公斤，尽管在挺举上陈镜开领先了7.5公斤，但哈尔芬的总成绩还有7.5公斤的优势。陈镜开最后一把要了140公斤，一次增加了10公斤。“这是一个他在训练中都没有举起过的重量。”陈满林说。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赛前降体重消耗过大，他当时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每次出场都是一次折磨，两条小腿不停抽筋，甚至无法自己退场，不得不由师兄赵庆奎把他抱回休息室。

　　举重选手之间的竞争其实在比赛前一个月就展开了，比的就是降体重。“我们当时没有现在那么科学的方法去降体重。”陈满林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极端地控制饮食，甚至会一个月不喝水，不碰杯子，只靠食物补充水分。“渴急了，教练给我们买一个柠檬，在嘴里挤一点酸汁，我们都曾想把柠檬皮吃下去。”陈满林说。正餐的分量也逐渐减少到一点主食和水果。有时候运动员起床后会眩晕，不得不扶着床走路。

　　举重运动员拼到最后，身体都会抽筋。而当时，陈镜开已经筋疲力尽，小腿肌肉硬得像石头，这是全身抽筋的前兆。最后，他重新走上举重台，双手握牢杠铃，猛一个提拉，再一个箭步，他不可思议地举起了140公斤的重量。“当时场面就乱了，升旗时中国的国歌都没找到，最后还是中国大使馆送上去的。”陈满林说。

　　由于陈镜开的腿部力量特别大，他把原来的箭步式提铃技术改为下蹲式，以便更好地利用腿部肌肉。他的大小腿都很粗大，下蹲时，大小腿肌肉互相挤压，不能蹲得很低，因而影响连贯性，造成提铃位置不准确。他每天反复练习这个动作，锁骨和胸部被压得乌青肿胀，才找到了解决办法。从1956年到1964 年，他先后10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当时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1964年12月30日，陈镜开在《中国体育报》第四版发表了《战胜伤痛 献身祖国》的文章。长期的超负荷训练，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损伤。他的第二、第三节腰椎骨骨裂，躯干神经线几乎暴露在碎骨外面，随时可能因损伤神经线而导致半身不遂，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休息3年治疗，但他只治疗了3个月。他的后6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忍受伤病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三叔属于第一代举重运动员，他们始终在摸索如何发力、如何避免伤害，一切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所以他们的伤病也特别多。”陈伟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