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全中国为玉树哀悼的日子，远在西班牙的萨马兰奇也溘然离世。

　　这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引发了集体性的深情悼念。在他21年的任期里他和他率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起遭遇了世界激烈变动的21年。中国，也恰逢其时地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与这个盛会和这位西班牙老人，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唏嘘的传奇。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我国对友好的外籍人士的通称，但一般说是“中国人民”好朋友的人，其知名度并没有普及到“人民”这个层面。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便是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在中国，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十数亿中国人都对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印象深刻，并给了他一个比“好朋友”更显尊重的称谓——“萨翁”，他可以说是真正“中国人民”这个层面上的“好朋友”。

　　4月21日，中国玉树震灾死难同胞的哀悼日，远在西班牙的萨马兰奇归隐道山。这悲戚的巧合，给这个日子再添了一份沉重。

　　萨马兰奇与中国“患难之交”

　　2008年9月，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萨马兰奇撰写的《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萨马兰奇在参加中国第29届奥运会返回不久就写下这篇文章，含义可作多重解释，巧妙的是，他用“患难之交”一词来表达与中国的交往。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萨马兰奇正是这样一个形象：多年来，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并执著地要把奥运会带到中国；他对中国的偏爱是出自对中国的深深热爱。

　　事实不仅于此，国际奥委会一直致力于奥运会非政治化的愿望，其实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奥运的魅力基于颁奖时要升国旗，奏国歌，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作为。因此，在奥运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体育往往笼罩在政治阴影下，以政治原因对奥运会进行抵制，比比皆是。而对于奥委会主席来说，化解这种抵制是第一要务。

　　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奥运会主席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予以抵制，而刚刚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中国，也采取了与美国同样的立场。

　　莫斯科奥运会结束后，刚就任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受政治上抵制的可能减至最低。冷战阴影下的美苏对抗在奥运会的延续，中国与美国也因台湾问题纷争时起，中国是否参加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奥运会，萨马兰奇尚心中无数。

　　1982年3月，萨马兰奇中国之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国不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承诺。3月31日，邓小平会见他，就他所发问的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回答说：中美关系处在微妙的时刻，如果搞不好，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那不是一件好事，但对奥林匹克运动不会有大影响，除非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接待。只要不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参加没有问题。

　　对中国明确的支持态度，萨马兰奇欣然。

　　作为他对一个世界大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支持，也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许诺，他将为中国运动员获得的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亲自颁奖——他明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零的突破”具有可以让中国人记住的意义。

　　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了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第一枚金牌，萨马兰奇亲自为其颁发了奖牌，而那枚金牌也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所颁发的首枚夏季奥运会金牌。萨马兰奇说：“对我来说，那一刻意味着欣慰，也意味着一种荣誉。这已经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一刻，……我借此代表国际奥委会感谢中国能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萨马兰奇成为“中国人民”层面上的“好朋友”由此奠基。

　　接下来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冷战时中国一直支持朝鲜，中韩一直没有外交关系。朝鲜已明确宣布抵制在韩国举办奥运会，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中国会如何？依然是萨马兰奇最关注的问题。

　　洛杉矶奥运会后，萨马兰奇应邀来到中国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他对何振梁说：从国庆观礼的天安门城楼下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完全有能力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中国应该开始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可以想到的是，在给中国提出这个建议的同时，他也会为4年后将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与中国磋商。

　　1985年11月25日～27日，邓小平接待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奥运会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准备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就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准备，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旅游事业。邓小平以中国申奥巧妙地挡住了是否与朝鲜共同抵制这个问题。

　　到了1987年6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是否参加汉城奥运会问题时明确表态：中国历来主张完全按照奥运会的章程行事。中国政府再一次支持了萨马兰奇的努力。

　　在萨马兰奇主政国际奥委会的历程中，他所遭遇的最大麻烦是，媒体曝出，盐湖城当年在获得2002年冬奥会举办权的过程中，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存在着受贿问题。奥运申办贿选丑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萨马兰奇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而丑闻发生时，正是中国第一次申奥败给悉尼之际。若中国进而对申奥过程中是否其他申办国存在着同一问题提出审查要求，再合理不过，那样，萨马兰奇的处境将雪上加霜。

　　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予以深究。中国奥委会发言人在对盐湖城贿选事件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说，中国奥委会认为，悉尼和盐湖城已经为承办奥运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做了积极准备，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良行为使这两个城市受到损失，使市民受到伤害。

　　中国以这样深明大义的态度，帮助萨马兰奇渡过了最尴尬的一关。

　　难怪，萨马兰奇曾说：“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中国入奥的政治背景

　　事实上，萨马兰奇与中国的情谊，早在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前，就开始了。

　　1978年4月21日，萨马兰奇以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和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特使的身份首访中国。不过，关于这次访问，在媒体上只有他的一张登长城的照片，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方面又是由哪一级官员接待？诸如此类的实质性的内容，至今也讳莫如深。

　　萨马兰奇1978年中国之行，中国在次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萨翁为中国人所感念，多半自此开始。对于此事，也不应忘记时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基拉宁勋爵。基拉宁在197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与他的前任美国人布伦戴奇相比，他对中国一直友好。

　　美国人布伦戴奇掌握国际奥委会的领导权时，极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就是在此时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2年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即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他说：“从当主席时起，我就觉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参加奥运会是出奇的反常”，并为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付出努力。

　　1970年，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基拉宁反对布伦戴奇将台湾的徐亨塞进国际奥委会当委员。1973年初，上任不久的基拉宁就与中国体育领导人进行了初步接触。此后，他又在1974年和1976年与中国体育领导人进一步商议恢复中国在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问题。1977年10月他亲自率团来中国访问。

　　1979年3月和4月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基拉宁用向中国代表提问的方式巧妙地向与会者揭示，在国际奥委会档案中查不到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以此来说明当年台湾进入国际奥委会是布伦戴奇一手操纵。这个带有倾向性的暗示，为中国的努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同年6月下旬在波多黎各执委会和11月25日的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了确立中国奥委会作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决议草案。台湾被定名为“中国台北”，不得使用“国旗”“国歌”；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2年5月5日上午，邓小平亲切会见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在基拉宁谈到1937年他所目睹的旧中国的情况时，邓小平称赞他是一位既了解旧中国又了解新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在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第二年，在萨马兰奇接替主席后，他对中国的立场也是非常坚定的。这从他遭遇的第一个官司就可以看出。

　　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台湾委员徐亨状告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传》中写道：萨翁对台湾没有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内部协商、而是告上法庭这个做法极为愤怒。他前往洛桑法院，得到了法官的“驳回上诉、不予受理”的亲口允诺后，即对台湾委员徐亨表示：我劝你不要再幻想了，国际奥委会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不久，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使得中国大陆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从更高的历史层面看，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中国政府政策的调整也同样需要提及。

　　奥委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与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处理牵涉政治的体育问题时，他们也时常面临考验。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德和西德互不相让，都要派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对其以国家名义奥委会的承认，实际上是对该国家主权的认同。

　　从1922年到1975年，中国国家奥运会的归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77年基拉宁、1978年萨马兰奇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在酝酿之中，而对与台湾关系的新政策也在酝酿之中。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申请重返国际奥林匹克时，也改变了1975年提出的“只有台湾被驱逐才会重新参加奥运会”的方针，这给基拉宁和萨马兰奇等为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的努力，提供了更多的运作空间。

　　萨马兰奇与中国2次申奥

　　中国起意申办奥运会，来自萨马兰奇在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的提议。1989年，萨马兰奇再次造访中国，实质性地商谈了把奥运会交给中国主办的可能性。他当时表态：“从把中国请回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到亲眼看到中国举办一届伟大的奥运会，更重要的是，看到奥运会真正起到了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并将在未来世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觉得中国是我在奥林匹克运动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受到萨马兰奇的鼓励，中国开始奥运会申办之旅。萨马兰奇则在技术上、程序上和规则上等众多方面，给予了最大的帮助。1990年，在萨马兰奇的大力推荐下，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根据何振梁的《申奥日记》记载，1990年12月8日，萨马兰奇第一次对何振梁表示，他愿意为中国提出如何进行的建议。他认为北京的希望较大。1991年9月1日，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表示，北京就是他心目中的举办城市，他将尽力予以帮助。同年12月4日，北京正式提交申请3文件，萨马兰奇对张百发说，他可以作为北京申办的顾问。1992年2月27日，萨马兰奇一反过去只原则性表示愿提供帮助、祝好运之类的话，明确表示支持北京举办。同年11月8日，萨马兰奇甚至要求委员冈加为北京工作。

　　据霍英东回忆，在1992年，他与萨马兰奇见面时，萨马兰奇表示了对中国申办明确支持的态度。他对霍说：1964 年在日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接着日本经济起飞了；1988 年在汉城举办奥运会，韩国的经济也起飞了：因此，从道理上来说，也应该支持中国——这个在亚洲第三个经济起飞的国家——举办奥运会。

　　萨马兰奇的上述举动，给中国以极大的鼓舞，而媒体更加营造出一种“萨翁与中国关系极好”的特别氛围，以至于国人普遍认为：萨翁已经为中国做好铺垫，我们赢定了。

　　1993年5月，在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揭晓前4个月，萨马兰奇带着一个50多人的庞大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团，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1届东亚运动会。《萨马兰奇传》一书的作者麦克尔·佩恩把这次中国政府邀请的访华看得非常重要，“他要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向世界体育界表明一个态度：他坚决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1993年9月20日，在决定中国第一次申办命运的奥委会101次执委会上，萨马兰奇在开幕式讲话强调，委员在投票选择时，应独立于政治商业压力之外。他脱稿讲请大家按良心投票。可是， 1993年9月24日结果出来了，中国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

　　这个结果，让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很多国际评论家认为，即便是平票让萨马兰奇来投，他也未必会选中国，因为北京当时的经验和条件都比悉尼差很多。

　　在何振梁的日记中披露了他在27日与萨马兰奇有这样的对话：

　　何：“中国人不能理解，你为何说悉尼是最佳选择。你这样讲伤害了中国人的心。”

　　萨：“我的意思是作为主席尊重委员们认为是最佳选择悉尼。”

　　何：“你如说悉尼是个好的选择，还可以理解。据报上说，你说是最佳选择，请注意近一半的委员认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北京。”

　　这一段值得注意的插曲，也印证了当年国际上对中国败北的言论。

　　当北京再次提出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中国的发展使萨马兰奇对中国作为的空间得到很大的拓展。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1998年，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在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体育事业经过20年的历程，已然是世界体育大国。就国际形势而言，1989年的风波已渐渐消解，一些当年以此为由借“人权”之类的政治问题予以抵制的国家，兴趣已转淡。至于90年代初困扰中国的所谓举办奥运的经验与场馆等更不是问题了。因此，萨马兰奇支持中国申办的态度，也不再躲闪，而是口述豪言：一定要在自己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会上帮助北京申办成功。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让北京办一次奥运会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只有这样，他的奥运人生才没有留下遗憾。他甚至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提高到作为他留给国际奥委会遗产的高度。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萨马兰奇如愿宣布，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证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届奥运会不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会深刻地影响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2008年8月8日，88岁的萨马兰奇出席北京奥运会，中国人也用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最隆重的欢迎表达了对他最大的敬重。

　　这份敬重，不因第29届奥运会的落幕而消散，也因此构成了我们怀念这位老人的理由。(文/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