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龙珠：总理问我多大了，我回答33

　　戴龙珠是记者采访的“108将”中的第一位女将。见面前，考虑到采访对象的女将身份，所以猜测，虽是女性，肯定有直爽的一面。事实是，她比记者想像得还要直爽。已是83岁的老人，但言谈间却没有耄耋之年的“倚老卖老”。

　　由于丈夫故世较早，戴老目前独居在上海市长宁区的一栋老式公房里。当记者联系上她时，她刚从海口避寒回来。在屋内落座，老人给我倒了杯热茶，还拿出了海南特产的椰子糖，直接就剥了一个送到记者嘴里，一边还说着，“没啥好招待，怠慢了，怠慢了。”记者发现戴老的手指关节突起，有的还变了形。她解释道：“这个已经很多年了，隐隐有点痛，医生说是关节退行性改变，也没什么药吃，随便它去了。”没有谁能阻挡岁月的流逝，再回首时，唯有那些记忆还在风中……

　　力量：曾经用乒乓球打碎过手表

　　上海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发展蓬勃，有很多乒乓球房。真正接触乒乓球时，戴龙珠已经20出头，但喜欢运动的她很快就着迷了。她经常去位于延安中路靠近大世界旁的太湖乒乓球房，因为那里有几个业余高手，所以算是沪上比较有名的球房。

　　没有人教，只是自己琢磨，看到别人打得好就模仿。杨开运是当时的业余高手之一。戴龙珠看杨开运的直板正胶两面攻相当厉害，于是就跟着学。“那时的球拍哪讲究什么海绵啊、胶水啊，就是两面贴着橡皮去打了。一块板用到表面的颗粒都磨掉了，我还舍不得换呢，怕换了球拍不适应。”当时打直板的主要是一面攻一面推挡，相比之下，戴龙珠的两面攻打起来颇有杀伤力，看上去很有男性大刀阔斧的气势。真是球如其人。戴龙珠说自己胆子挺大的，什么都敢试。比如那时她还常去青年会游泳，去了几次就学会了。“不会游泳的人看到深水区就怕了，我不怕，只要把老师说的要点记住，就敢去做。”

　　1954年、1955年，戴龙珠连续两年获得上海市乒乓球赛女子单打冠军。两只银杯如今还放在卧室的五斗橱上，因为氧化，颜色有些发黑，平添了几分历史感。“那真是我打球最好的时候啊。为了参加比赛，陆汉钧、李宗沛这些男子高手就天天陪我练。有男对手要跟我打，我让他们6分，他们打得大汗淋漓也很难赢我。”“那您的力量一定也很强吧？”记者追问道。老人笑了，“跟你说个故事，我训练时手表就放在球台的网下面，因为这里球一般是打不到的。结果有一次对方来了个高球，我特意握紧球拍，想要回一个近网重扣，偏那么巧，球正好砸在球网下的手表上，手表镜面顿时裂开了，这个力量也不小吧？”

　　上海拓荒：第一批招了李富荣、郑敏之

　　由于家庭成份关系，就算拿了上海冠军，戴龙珠也没有机会参加全国比赛。“经常是我看到晚报上登了上海乒乓球队赴京参加全国比赛的消息，才知道人家又去比赛了。”当年的心有不甘，如今已化为一声叹息。老人遗憾的是，没能在当打之年更进一步，通过成绩更好地证明自己的实力。

　　1956年，罗马尼亚国家队到中国访问，要在上海打一场交流赛。戴老回忆说：“那场比赛也算是转机。当时叫我去参加，本来我是有点情绪的，不想去。可朋友劝我，‘去吧，你不去打谁会认识你’。我碰到的对手是世界冠军，比赛当然是输了。不过当时市体委主任来看了比赛，赛后他就把我叫上主席台。他说‘你打得不错啊’，我说‘我都没赢’，他说‘输也看得出好坏的’。他挺欣赏我的球风，还询问我工作情况，说他们正在筹备上海体育宫，问我想不想去当教练。我听他说体育宫就在人民大道旁，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家住在江阴路，走过去也不远。”老人真是直接得可爱，她说第二天她就拿着介绍信报到去了。

　　体育宫的旧址原是上海的跑马厅，戴龙珠看了下场地，马上就把一块最大的场地挑了来当乒乓房。水泥地面，天花板上是三个大灯泡，一溜排开12个乒乓球台，就在这简陋的条件下，体育宫开始对外招生。第一批招了20多个孩子，李富荣、郑敏之都在其中。“说到当教练，没有理论书籍，完全凭实践积累的经验来教。球怎么打，步法怎么走，都是我们当教练手把手教出来的。”因为离家近，她除了白天带班，晚上回家吃完饭，再回体育宫带6点和8点的两个班。倾己所有，教孩子打球，也教孩子做人，严厉又不失温情。她总是督促孩子打球归打球，学习还是最重要的，毕竟最终能够打出来的人很少。

　　对于这段“拓荒”的日子，戴老感慨良多，“条件那么艰苦，可还是出了李富荣、郑敏之这么优秀的选手。看看现在的乒乓训练馆条件多好，可上海近几年出的人太少了。”

　　北京记忆：最幸福的日子

　　1959年，戴龙珠被召入上海市队。虽已是30出头，她却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更让她意外的是，第二年，为备战第26届世乒赛，她又入选国家队，成为“108将”之一。戴龙珠和郑敏之这对师徒俩同时上京，但戴龙珠深知自己32岁，发展前途已不如年轻人。

　　从一直打不上全国比赛到如今进了国家队，戴龙珠还没来得及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投入到了刻苦的训练中。星期天是休息日，她问队友有什么安排，没什么事就一起去训练。“当时大家都会主动放弃休息，加班训练，想为国家争光呀。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外面都没什么吃的，可队里的伙食是有保证的，陈毅、贺龙二位老总还来探望慰问我们，我们能不争气吗？”何谓刻苦训练？戴老的理解是，“不是单纯地扑在球台上练球的时间，还要会动脑筋，有新的东西出来。比如学几个新的发球什么的。训练之余，我脑子里也总在想着动作，练得不顺手时，走在路上突然会一个侧身做动作，路上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

　　第26届世乒赛上，戴龙珠打败三个外国选手，闯进女单16强。1/8决赛，她让球给了国家队重点培养对象韩玉珍，后来韩玉珍在1/4决赛中碰到邱钟惠时弃权退出，最后邱钟惠拿到了女单冠军。“对内练兵，一致对外，只要中国队拿了冠军，那就是我们大家的荣誉。”

　　戴老家中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她1955年夺得上海冠军时的留影，另一幅则是26届世乒赛的庆功会上，她和国家队队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戴老记得，那天接近凌晨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切地接见了队员。斟上茅台美酒，宾客举杯庆贺，桌上还有她熟悉的上海小笼包，戴老回忆说：“茅台的滋味很辣！”那天，在总政乐团的现场伴奏下，女队员们还纷纷和总理跳了舞。“当时总理问我多大了，我回答33。他说，‘这样的年纪还在拼搏，不容易’。”

　　北京的这段经历确实不容易，却也成为戴老最难忘的日子。她坦承：“当球员的日子是最艰苦的，可也是最幸福的。”没有其他事情的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技术，正是这份金钱也难买的快乐让戴老深深铭记。

　　弟子们的尊称：难忘的“戴先生”

　　离开国家队前，国家体委领导荣高棠曾请戴龙珠等一批老队员吃饭。席间，荣高棠对大家说：“你们是老队员，并不是你们技术不好不留你们，现在要给你们一个任务，回到地方上培养点队员到国家队来。”回到上海后，戴龙珠出任上海市乒乓球女队教练。默默耕耘，一直干到57岁退休。

　　一生奉献给了乒乓球，但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这个老太太的乒乓故事。戴老说，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体育工作者，也不会跟别人去说自己的事。尽管没有培养出世界冠军，但照样有人慕名而来找到她。原来，当年体育宫里培养出的杨光炎和汪水莲，走上教练岗位后又分别培养出了世界冠军蔡振华和张莹莹，杨光炎和汪水莲后来还分别出任江苏省乒乓球队总教练和女队教练。遇到记者采访时，两人都会说起体育宫和“戴先生”。以前对老师的尊称是“先生”，所以体育宫出来的那批小孩都叫戴恩珠为“戴先生”。就这样追根溯源，启蒙教练“戴先生”才被一些人所知道。

　　戴老说，还有一些她教过的小朋友，她都不大记得了，可他们还记得自己。有几个学生早已不打乒乓了，都在国外发展，每次回国都会带上礼物来看她。有时半夜电话响起，她知道准是哪个在美国的学生又来问候了。“呵呵，她那边是白天呀，母亲节她也会给我打个电话。”听到这里，记者认为戴老是成功的。虽然不是某个世界冠军的教练，但她当年倾尽的心血，让孩子们成长为懂得感恩的人，足矣。

　　退休后，戴老的生活并没有离开乒乓球。每周她都到闸北区打两、三次球，来回路上得花两个多小时。兴趣好时，她也会参加市里乒乓球元老赛。依旧是一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球拍，球风也是硬朗依旧。日子平淡地过着，乒乓球适时地点缀着。

　　记者手记

　　每次和这些乒坛老前辈们挥手道别时，心中总会有些不舍。穿越他们描述中的岁月，心情是无法马上平复的。我想他们一定也是如此，数小时的倾谈跨跃了半个多世纪，却不足以道尽他们万千的感慨。可能是聊到不少往事，让戴老心情有些激动，她的脸庞泛起了红光。容颜与年轻时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段乒乓之缘已注定让她变得美丽而特别。(文/秦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