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

　　残奥会期间，我们也被那些残疾人运动员的阳光和坚韧不拔感动了。有个外国女孩来的时候腿上的伤口还没好，一直化脓，每天晚上高烧40度，可是因为怕药检出问题，按道理是不允许给她注射消炎药的。这个孩子特别坚强，她告诉医生，“我训练了这么长时间，是为了比赛来的，不是来治病的。”但我们村里综合诊所的医生都特别棒，他们看不下去了，于是承担了风险，给她上了小剂量的注射，虽然不能根治，但能减轻病痛。当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含着泪在说的。残疾人运动员的意志会把你感染，而我们的服务也会把他们感动。有个运动员是独自来综合诊所的，我们的医生给他看完病不放心，就亲自到他们代表团回访。还有两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天天拿着木棍当拐杖走路，我们住宿团队的一名服务员发现了以后，什么都没说，出去自己花钱买了两个拐杖送给他们。这种事情太多了，这就是残奥村，不分你我，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人们真的是用爱来交流。

　　国际残奥委主席克雷文在闭幕式上专门提到，北京残奥村是历史上最好的残奥村，所有的残奥会运动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所以我觉得很骄傲，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为国家争光，视为让人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工作热情。

　　8月9日开幕式后，邓亚萍和他的同事们由于积劳成疾，纷纷病倒，一字排开，在奥运村医院里接受治疗。“我当时跟我们主任(杜德印)请假，我说，‘杜主任，您什么时候让我歇歇？’他说，‘没关系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歇，你就把这活办完了就行。’我说您这不等于没让我歇嘛。说归说，确实非常累，但活干不完，谁能歇？”

　　7月20日奥运村预开村，27日正式开村，8月5日是各代表团入住的最高峰，8月8日奥运会开幕，8月9日开始元首们纷纷离京，“一人分饰两角”的邓亚萍最终也没能喘上一口气，“尽管奥运村村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但我仍然松不下来，因为我还是新闻发言人，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夜之间，邓亚萍从媒体追逐的对象，变成了新闻发布会这个博弈舞台上与之针锋相对的“对手”。作为新闻发言人，邓亚萍的厉害，记者亲眼见识过：北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抽签仪式当天，作为嘉宾出席会议并回答某国外媒体提问的邓亚萍，曾“不客气”地纠正了翻译的几个小错误。

　　如果说，在奥运村的运行期间，邓亚萍整日面对的是庞杂、繁复的外交礼宾活动，那么作为新闻发言人，她面对的将是抱着不同态度，操着不同语言，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甚至在一个问题中下好几个套儿的精明记者。

　　别慌，乒乓球元素来了。熟悉邓亚萍的人都知道，她的整体技术风格是“正手快，反手怪”。她正手反胶快攻、盖打堪称乒坛一绝，在处理奥运村的礼宾活动期间，她正是发挥了这种又快又准的作风；她反手长胶能发力，能借力，飘忽不定，以柔克刚，管你是削球还是弧圈，通吃！

　　邓亚萍说，关于奥运会，她相信自己知道的事情一定比提问的记者多，虽然可能有人比她知道得更多，有人比她有更多的经验，但她觉得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不会超出自己知识的范围。“这就像比赛一样，要能掌控全局，让对手跟着你走。新闻发布会回答问题是有技巧的，我属于以柔克刚型，我会用非常柔软的语言把我的原则告诉提问的记者。”

　　在奥运村部的时候，我主持过两次新闻发布会。奥组委当时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部长媒体接待日。奥组委一共有29个部门，每个星期二有一个部长或副部长来主持媒体接待日，大部分接待的是境外媒体，我主持过两次，介绍了整个奥运村的筹备情况。

　　奥运村开始运行的时候，新闻发言人是我们奥运村部部长，后来追加了我这个新闻发言人。7月20日杜德印主任跟我讲，“你要做好‘3＋N’场新闻发布会的准备。”三场发布会是指奥运村开村之前一场，运行阶段第二场，残奥村开村之前第三场，N场就是不可预知的，关乎于突发事件的发布会。

　　7月25日，我们要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等于我就5天准备时间，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既然让我去做，我就必须要挑起这方面的责任。运动员，特别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是敢于打硬仗的，有一种勇挑重担的责任感。既然让我做，我就尽可能把它做得好一点。

　　了解了情况以后，我马上召集了几个人，成立了新闻工作小组，专门研究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们手里压了一沓采访需求，奥组委的要求是“善待媒体”，按照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的要求是“零拒绝”。我对“零拒绝”的理解是：对于媒体，能答的就要尽量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答的也要给个答复，不能石沉大海。所以我们只要收到申请采访的单子，在24小时之内，必须要给答复。如果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我们要在一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不能拖延时间。越拖延时间，越去回避，不利的舆论就会越占上风，不是事实也成事实了，所以说应急反应得快，更不能因为怕失语，怕说错，就不做了。

　　我们新闻工作小组只有5、6个人，全是年轻人，有的是干新闻的，有的不是，因为是现搭起来的架子，现有的人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怎么干？我觉得跟打球有点相似，我们打球要知己知彼，对记者也一样，我相信以我知道的信息和对奥运村的了解，记者的问题跑不出我的脑子，我得有这样的自信，否则我在奥运村待了这么长时间白干了。

　　我当时的思路就是先把硬骨头“啃”出来，难的先“啃”明白了，就不怕简单的问题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最难答的，什么问题是我们最难受的，先把这些想好了，剩下的就不用准备了，都在脑子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些舆情的监控，最坏的问题实际上大家也是知道的：比如，所谓人权、食品安全、安保、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很难答的，新闻发言人要承担责任，答不好是要出事的。所以当时给我准备了20多页纸的问题和回答方案，也都报给领导看了。

　　预开村5天后的7月25号，我在主新闻中心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媒体对我们的奥运村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其它场馆的报道很多，而奥运村是有最高级别安保措施的地方之一，一直是封闭的，非常神秘，从来没有记者进入到奥运村里来。一场新闻发布会45分钟，我先用10分钟介绍情况，剩下35分钟是答疑，我那天回答了将近30个问题。

　　我当时说我们村里“设施全，服务好”，有个记者马上就提问，“你刚才讲你们奥运村什么都好，你们有没有接到投诉？”我首先跟他讲，我是很客观的，怎样按照要求去做的，但是我们是零投诉。我不会上来就说没有投诉，但后面我会告诉他事实是什么。那天遇到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但由于之前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包括回答最尖锐问题的准备，所以那场新闻发布会开得非常成功。

　　我的自信再一个方面来源于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可以根据情况做不同的转换，有时候我可以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来回答，我曾经在奥运村住过，以前的奥运村什么样，现在的什么样。我还可以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回答，2004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在雅典奥运会时全程介入，通过这个身份掌握了一些政策，国际奥委会是怎么说的，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有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自己很好地解决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有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回答就显得比较有说服力。

　　我印象中第一个问题是，“听说有一些运动员不住奥运村，是因为奥运村设施不够好？”当时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我的回答是，“据我们了解，各个代表团先谴组的人来，全部运动员都注册了，没有不住奥运村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西方媒体，必须要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报道习惯，有的时候需要顺势而上，有的时候可以适当迎合，可以以他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拿出大量的数据，拿出鲜活的例子，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你的解释。

　　清华求学的第一堂课，邓亚萍大写加小写也没能写齐26个英文字母，老师的讲述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书，她只能上课时一字不漏地记笔记，回去再查字典，那段时间她要每天5点准时起床，一直学习到深夜12点，用脑过度导致攥发遂落；诺丁汉深造，她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日子，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用开玩笑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

　　北京奥运村的新闻发布会上，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们论道、博弈，邓亚萍这些年艰辛求学的经历，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以及踏踏实实雕琢出的纯正英文，点点滴滴积累起的全面知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亚萍在诺丁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忘年交好友萨马兰奇为她出版的英文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亲自作序。他在序中说，“邓亚萍这几年的学习找到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所谓，“触类旁通，一通百通”，萨翁笔下的“世界大门”是明指还是暗示？作为运动员，邓亚萍打开了世界大门，她登上了最高领奖台；作为官员，邓亚萍参与到了北京申办奥运，举办奥运的全过程，让世界更深地了解了中国；作为学生，邓亚萍只是将世界大门推开了一条缝，“学无止境”，打球拿到奥运冠军，如果放在学业上，难道不就是要在最高学府向博士学位发起冲击？

　　当邓亚萍亲眼目睹了剑桥大学，这所拥有近八百年历史，曾经有八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执教或学习的学府的一次毕业典礼时，她骨子里那根永不服输的运动员神经兴奋了起来……

　　但为何面对邓亚萍澎湃的热情，萨翁竟然泼了冷水。

　　读剑桥是源于1998年的一个景象，当时我第一次去英国学语言，去剑桥正好赶上毕业典礼。剑桥小城不大，但教堂很多，全城教堂的钟声全响，三十几个学院的学生穿着袍子，排着队往城中心的礼堂走，很多家长在旁边看着，非常自豪。我就一直在那看，心里非常羡慕。当时我就想，我这辈子读剑桥是没戏了，刚去读语言，差得太远了！下辈子再说吧。

　　本科读完了，读出点信心，清华的吕中舌老师建议我再读个硕士，我自己也觉得刚会说话还不够，需要多学点儿。后来硕士快读完了，老师又跟我讲，读书人就有句话叫“牢底坐穿”，建议我一口气读完博士，这时我才有了想去剑桥大学的想法。那时我和吕老师都在诺丁汉大学，他读博士学位，我读硕士学位。他建议我读到底，我说行，我得试试剑桥。周围人都劝我别读剑桥，包括我最好的朋友，“那么难怎么弄啊？你这么大的名气，读不下来怎么办？多难看！”

　　读剑桥有三难：首先进剑桥难；第二，第一年难，要刷掉一半还多；第三是论文答辩难。而要过这些关，剑桥是不会考虑你是不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

　　其实当时有其它学校给了我很好的条件去读博士，但我说不行，一定要去剑桥试试。于是我去找了我现在的导师彼德·纽伦，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很坦诚地跟我讲，进剑桥很难，除非让老萨(萨马兰奇)给你写封推荐信，可能还有点儿机会，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可能读不下来，也可能第一年被刷掉。

　　后来我去开会正好遇到了萨马兰奇，就跟他说想读博士，萨翁说，“读什么博士啊，读完硕士就回中国给你们的老百姓工作去，不要在国外待了。”我说我肯定会回中国工作，但是剑桥也是我的一个梦想。他看我这么坚定，就写了一封推荐信。剑桥很特殊的一点是，大学和学院不一样，大学收你了，没有学院愿意收你，仍然不能入学。我第一个申请的学院就把我拒绝了，于是就申请了现在的学院——基督学院。

　　这样算是进了剑桥，但第一年是要命的，你必须要过各科的考试，不过就完了，谁也帮不了你。

　　还好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英国读的，对英国的教学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包括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模式都有了一些了解，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想想这些东西对我后来的工作都有很多益处，比如我把这些用在了开新闻发布会上。外国人讲究的是数据，实力，你必须告诉他你是怎么做的，以什么为依据，你的数据是什么？从哪来的？这恰恰符合西方媒体的报道模式，于是我给他们详实的数据，再用鲜活的例子，他马上心里有了一个图像，这符合他的模式，这也是我在做学问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最后一关是答辩，如果不合格，考官有资格当场给你“毙掉”，这是非常残酷的。我的答辩是在2008年3月7日，在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屋子里，面对的就是两个考官，一个是校内的，一个是校外的，他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他们想问几个问题就问几个，没有限定的时间。据说，剑桥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答辩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谈到吃饭时去吃饭，吃完回来再接着谈，最短的也要半小时、40分钟。

　　我的答辩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个老师拿着论文翻着问，想到哪问哪，当然这之前他们是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们的论文必须要先提交，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他们准备好了，才可以答辩。

　　我那天真有点上场比赛的感觉了，在书包里准备了一份自己的论文，因为不知道答辩老师会问到哪，而我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也许需要拿出来看。但是我先把论文放起来，不拿出来，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样子，给他点气势，不过后来问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我拿出来看了看。在两个小时的答辩过程中，很多东西我们是在探讨，实际上是一个互相理解，互相说服的过程。你要有你的立场和观点，你发现的事情要有新意，这是剑桥的要求。

　　我导师之前跟我谈到答辩的时候说，你会“enjoy”(享受)这个过程，我说怎么可能？后来确实在答辩这个过程中引发了我再一次的深层次的思考，真的是像导师说的“enjoy”这个过程，但确实太紧张了，因为心里真的没底儿。

　　这两个小时比我从前的任何一场比赛都长了，一开始很紧张，后来谈开就好了很多。最后答辩老师觉得该问的问题差不多了，我的回答他们也很满意，就跟我说，“祝贺你通过了，但是要有一些很小的修改，修改后再发给我们看。”他们确认后会写信给学术委员会，建议毕业。学术委员会再将平时的表现加在一起，正式授予学位，是这样一个过程。

　　答辩结束后，我感觉一身轻松。五年的时间，天天有这么一档子事像座大山一样压着，终于解脱了，真的特别高兴。如果是一名单纯的学生，拿到博士学位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经历来帮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我有不同的经历，我的研究是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能拿到第一手资料，而且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之前，大家研究的大都是奥林匹克精神，没有人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背后的“发动机”是什么。其实，如果没有后面这些赞助商、转播商等巨大的、无形的手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高度。纯做研究的人在学校里拿不到这些资料，而实际做这些事的人又不做学问，所以没有人把它形成一个学术理论。因此我导师讲，你的论文是个独特的贡献，因为没有人能做得了这件事。

　　2008年11月30日，在邓亚萍拿到博士学位后，《新民晚报》撰写了题为“楷模！邓亚萍”的评论。文中写道：“在中国所有的奥运冠军中，邓亚萍选择的或许是一条最与众不同的道路。不过，留下的脚印却最让人动容。当初离开乒坛时的邓亚萍已经成为国民偶像，无论从政还是经商，均有充足资源。不过，邓亚萍选择了充电。和众多体育明星进象牙塔只求镀金的心态相比，邓亚萍辗转名校，交出的是一顶货真价实的‘博士帽’和一口流利的英语。奥运会上，多次出席新闻发布会的邓亚萍，言谈举止间，学识渊博，风采依旧。”

　　二十多年前，身体条件没有任何优势的邓亚萍苦练基本功，常年坚持大强度训练，用汗水浇铸了通往乒坛巅峰的坚实阶梯；如今，她将从乒乓球上悟出的哲理指导学业和工作，不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更赢得了社会的肯定。积淀深厚的中国乒乓球精神，像一片肥沃的土壤，寄养了邓亚萍这个已经超越了乒乓球范畴的多身份个体，让她将最朴素，最基本的内涵应用于现实的缤纷天地。邓亚萍说：“表面上看，打球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打球给我留下的思考，善于捕捉对手思维的能力，让我受益匪浅。比如开新闻发布会，我会站在媒体的位置上考虑他们要问的问题，这放在乒乓球术语上就是‘算’，算对手怎么打，如果不懂得站在对手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能知道他要用什么手段打我呢？打球固然相对单纯，但打球可以总结出很多道理，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再加上学习和人生经验的积累，这些在工作中很好地利用起来，达到了融会贯通。”正如邓亚萍母校清华大学校歌歌词中写到的，“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和冶，殊途同归……”

　　从普通学生到国际奧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直到现在，可以说我后来的这些经历都与乒乓球运动员的生涯是分不开的。我能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真的要非常感谢乒乓球，感谢乒乓队这个集体。每一个项目都有独特的文化，每一个团队也有独特的文化，乒乓队也是如此，它的文化源自于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队50年长盛不衰，并不是白来的，“文化”是乒乓队最核心的原始动力，有了这个原始动力，大家才完成了一次次的超越。

　　我14岁进入国家青年队，24岁退役，10年的时间都在乒乓队里，而这10年正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人生的走向，人生观的树立都是在这个阶段。10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习惯很多事情，思维方式，做事的原则，包括做人。乒乓队是个特殊的集体，历来做事的原则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乒乓队队员首先要考虑为国争光，然后是自己。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个主力都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凡事敢冲。这些对于我退役后的人生至关重要，这些信念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如果我没有胸怀祖国，仅仅考虑个人，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有时候人如果想的只是自己，就只能做这么点事，因为你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你考虑的事情是为更多人造福，由于你的努力会使更多的人受益，有了这种力量，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不能超越的。而我只不过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是其他人，有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能做到，甚至做的比我更好，只不过我比他们更幸运。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无论是打球，还是读书，都给了我很多很多机会，所以我必须用自己的学识来回报祖国对我的培养。

　　小小银球，海纳万物哲理，缩影人生苦乐。因为乒乓球，邓亚萍获得了人生转型的良好机遇和广泛支持，而因为邓亚萍，乒乓球运动员有了励志积极的公益形象。也是因为乒乓球，邓亚萍收获了爱情，筑起了甜甜蜜蜜的爱巢。从入队没多久至今，邓亚萍和“马骝”(林志刚)写下了近二十年的爱情长卷，达成了心有灵犀的默契。“就像乒乓队经常说的，要讲团队精神，太论个人的话，就不可能有集体的成功，我觉得家也是一样，是以团队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在这个团队里面，林志刚知道有些时候是需要在后面支持我的，当然，换到我，我也会这样，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也有相对的特短，而且两个人相比，也有一个相对强一点，另一个相对弱一点。如果想让这个团队好，就要发挥各自的特长。我们家比较民主，遇到什么事都是商量着来。”

　　在即将挥别2008年的这天下午五点半，采访结束，日头已渐渐西沉，北风吹得正紧，裹着寒气的奥运大厦依旧挺拔且棱角分明，但却比往日多了份亲切。邓亚萍收拾好了物品，和本刊的采访小组在大厦前道别。她麻利而干练地发动着了车，一路向南，驶向下一个目标。

　　在驶向目标的过程中，邓亚萍必须完成又一次角色转换——由威严的体育官员转换为和蔼可亲的母亲，她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这种转换。不满三岁的儿子林翰铭也许此刻正在家里对着奶奶、外婆、爸爸咿呀学语。新的目标，留给邓亚萍的是新的挑战，“在我们家，孩子跟奶奶最亲，因为奶奶带他最多，跟爸爸也比跟我亲，我跟他待的时间短。家里有个阿姨，孩子叫阿姨叫惯了，有时候会把我也叫成阿姨。其实他并不是不认识我，就是习惯了，过一会想过来了，就改叫阿姨妈妈，这就是孩子。但是我相信，随着我返回正常的工作状态，这些事情都会改变的。我觉得在人的一生中，家庭非常重要，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人生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对他的爱，对他的付出也是非常美好的。我现在周末尽可能多在家，因为孩子很快就会长大，作为母亲来说，一辈子只有这一段时间里孩子对你的依赖是最强的，过去了就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