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认为：第三个转折完成的坐标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义”的形式感来吸引观众，内在价值观上是权威崇拜。没想到他到了奥运开幕式还能登峰造极、更上层楼。

　　现在，张艺谋显然更加牛气：“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因为(这是)我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

　　“娱乐工业是较少反省的，如果一个导演有这么大的名气，我们当然会期待他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期待他的作品从一个更饱满的角度来反映人性，”崔卫平说，“当然，怎么创作是他的自由，但每个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对很多人来说，开幕式上，最感动的时刻便是一袭红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国》，我问张艺谋导演：歌声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这并不意外，但一些平素的批评者或者对这种价值观并不认同的人，在那一刻居然也开始掉眼泪，这你想到了吗？

　　我其实是想问一个关于乡愁的问题，我想了解，作为开幕式这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张艺谋语)的总导演、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输出活动的总设计，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复杂的内部和复杂的情感。

　　张艺谋给了我一个技术性的答案：选择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为它脍炙人口且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选择童音重新演绎，是希望有一个人性化的表演。

　　张艺谋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国外的形象，他开了数不清的会，向国外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请教：如何才能表达善意？如何才能感动他人？如何处理和平与崛起？如何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对他来说，“说明中国”其实是个技术活儿——这一方面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为他看起来不存在情感上的纠结。

　　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国家从来就有寻找文化代理人的冲动，而张艺谋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时刻，拍出了最被欢迎的电影。张艺谋抱怨媒体和文化人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没有这幅像，当初被宣布为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为何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是他，还能是谁？

　　后奥运时代，他的下一部电影也许还有待文本分析，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将(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怀揣国家主义的金牌认可，登上了新的巅峰，身披这层外衣，那些出自他内心的特质——随和、善良、相对坦诚，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习惯被骂”的他，面对这次清一色的叫好，会不会有一种失却喧嚣的孤独？从他办公室三楼的窗户往外望，是一处被铁栅栏隔开的小区，楼下，每天准时跑操的解放军战士齐刷刷地掠过。

　　对批评，我不回应，也不认同

　　人物周刊：《歌唱祖国》的一个成功，是在于把歌曲的浓重政治情怀抽离了，而开幕式准备期间，您是如何考虑处理与时下政治话语的关系？

　　张艺谋：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开幕式要表达浪漫。但对我来说，我还想表达一种人性化。“文明”、“和谐”只是口号，如果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除了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古老语言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表演中渗透情感化的因素。它就是“和谐”，它就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