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被打破，是在申奥成功两年之后。

　　2003年9月15日、10月22日和次年5月8日，北京市三次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关于首钢实施压产、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此间，国家发改委在对首钢涉钢系统搬迁方案进行评估后，正式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于2005年2月份对搬迁方案予以批复。首钢将分三个阶段完成外迁，截止时间为2010年底。当年，首钢5号高炉停产，搬迁改造正式启动。

　　但公众似乎对这些日期和数字并不敏感，因为那一年环保大事件频发，公众的注意力和对环保的参与热情，有些疲于应付：

　　圆明园以节水之名，硬生生地在湖底铺了塑料膜；绿色GDP石破天惊，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环保总局破天荒地刮起“环评风暴”，多个违规大型建设项目被斩落马下；到了年底，松花江半江污水，直接问责省部级大员，环保掌门人解振华黯然去职。

　　这些事件，和首钢搬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借力于学界和公众的积极推动，终于政府高层从善如流的变革之心。

　　1.8万吨的概念

　　首钢的新址，被选定在素有“面向大海有深槽，背向陆地有浅滩”之称的河北曹妃甸。

　　在产能移师河北的同时，首钢会把污染也转移给新东家吗？

　　“首钢搬迁绝不是‘污染搬家’，整个过程将全面贯穿循环经济理念。”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专门就此向媒体做了说明。

　　根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另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2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为8万吨，首钢的这1.8万吨，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强。

　　在朱继民看来，搬迁之难非表面字眼和数字所能概括，其中尤其涉及到10多万职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实现稳定搬迁。

　　宋金龙当时的态度是“去哪里都行”。但他现在也承认，大多数职工有家有室，故土难离。

　　整个集团为此做了半年多的说服教育工作。大家最终可以接受的共识是，搬迁调整是为了国人实现百年夙愿，办好奥运会。

　　另一个让首钢职工更容易理解的现实问题或许是，搬迁调整有利于其长远谋划：北京没有矿石资源，制约首钢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北京人民的长远利益，首钢服从大局。”这样的表述，朱继民在媒体面前多次使用。

　　同时“服从大局”的，还有北京其他的工业污染源。

　　在运营47年之后，位于北京东南郊的北京焦化厂也不得不挥手告别。2006年7月15日10时，焦化厂厂长张希文走上一号焦炉推焦台，推出了最后一炉焦炭。此后，人去厂空。

　　熄灭的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