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对于搬迁问题争论之际，宋金龙所在的首钢依然希望通过企业转型和加大环保力度来折中，避免搬迁。他大体记得，那时候，首钢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尽量偏重于选择没有污染的高科技产业及项目。

　　2002年冬，新华社发了一张图片，说由于首钢加大治污力度，北京大气状况改善，站在城区西眺，又能重新看到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了。

　　但空气改善与否，非“西山晴雪”所能科学定义。环保界依然紧盯首钢搬迁不放。

　　申奥成功后，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召开环境论证会。以北大环境工程学院的专家为代表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便首钢的一些环保指标达标了，也不意味着就不排放污染物了。

　　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亦上书谏言北京市政府，促其抓住奥运这个难得的机会，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这个大污染源，“否则必将后患无穷”。

　　有媒体报道说，几次上书未见效果后，梁从诫心生无奈，不愿再对媒体就此多发表意见了。

　　那时候，奥运会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更多的仍是7.13那个夜晚的肆意狂欢。一觉醒来，人们似乎猛然发现，奥运没有在门口唾手相候，相反，像是经媒妁之言命定的待嫁闺秀，她将自己登堂入室的时日约定在了远远的7年之后。未来的7年里，她尽可以审视，尽可以评判。

　　被审视和评判的，是将把奥运“娶”入家门的北京城。而环境问题，注定惹眼。

　　申奥陈述时，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用熟练的英文承诺，北京将成就一个“绿色奥运”。但仅仅在次年12月份，糟糕的空气质量，就挑战了主办方的信誓。

　　彼时，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全会期间，委员们来到了凯迪克酒店顶层，了解奥林匹克中心区的情况。时值隆冬，站在高处俯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得能见度很低。现存的影像资料显示，烟霾像一张厚厚的大网，从奥林匹克中心区上空罩下来，北京奥组委随行的官员们面现尴尬。

　　实际上，环境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北京奥运会。

　　1984的奥运会主办城市洛杉矶，是当时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拥有600万辆机动车，洛杉矶不得不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对机动车限行。1988年奥运会之前，主办方汉城的燃煤污染问题同样严重。

　　北京也在为此殚精竭虑，开始增加清洁能源和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另一个措施是，改造这座城市的燃煤设施。

　　当然，首钢的问题，也仍高悬议事簿上。

　　环保危机年

　　首钢搬迁的问题，在激辩和论证会中，走走停停。赞同搬迁派，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和奥运会；反对派则更多地出于对当地经济和职工安置方面的考虑。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可供两派折中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北京的空气质量要达标，各类污染源所允许排放总量必须比原来减少三分之二，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个略显漫长的决策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收益交织在一起，包括宋金龙在内的职工的个人命运与企业的关联被前所未有地关注。首钢人带着矛盾的心情等待决策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