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彩如何来改革

　　新浪体育讯　中国的福利彩票[微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在一篇又一篇的负面新闻里，不少的彩民已经一步步的丧失了对福利彩票的信心，也让彩民们忘记了在中国彩票的发展史上，每年福利彩票为中国公益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忘记了福体彩每年用60%的公益金补充社保基金，从而为社会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大家都在翘首以待的就是审计署对于福彩专项审计的结果。但却忽视了，未来发布的审计结果即使能掀开一道帘子，让长期以来密不透风的“福彩内部运作”情况初步暴露，也还不足以全面揭开福彩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状况。

　　莫用现代意识 苛求最初的福彩规则制定者

　　近期，媒体一篇《中彩在线高管涉数十亿利益输送》的报道，再次将今年多事的福利彩票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昨日，有记者在民政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向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宫回答称，事件正在调查，有了结果后会做专项发布。此外，宫蒲光还表示，民政部尚未掌握福彩专项审计结果的公布时间。

　　其实，这样的回答并不具备任何指向性，毕竟媒体报道并不能成为决定中彩在线是否违规的法律依据，报道中所提到的证据链也需要经过审计部门及司法机关的介入才能认定，在这之前贸然将“中彩在线”推到有罪的一方，未免过于武断和仓促。

　　不过，今年以来福利彩票暴露出来的诸多负面新闻表明，作为国家公信的福利彩票现在已经陷入了自发行以来最大的诚信危机，危机导致的后果就是不论是不是彩民，提起福利彩票首先想到的问题，不是公益甚至不是中奖，而是福彩本身是否有黑幕。

　　就在前一阵，一位宁夏的法律从业者就曾公开上书财政部，要求暂停福彩发行并严加整顿，彩民们的耳边充斥着声声不绝的负面声音，直接导致了他们一步步的丧失了自己对福利彩票的信心。也忘记了在中国彩票的发展史上，每年福彩为中国公益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也忘记了福体彩每年公益金的60%被用于补充社保，为保持社会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人们翘首以待的就是年初审计署对于福彩的专项审计结果。但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是，即使审计结果能掀开一道帘子，让长期以来密不透风的“福彩内部运作”情况初步暴露，也远远不足以全面揭开福彩的实际运行状况及为什么今天的福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从制度上探究原因，一个原因是福彩长期的信息不透明，另一个原因就是福彩机构运作模式的滞后，尤其是在如今每年彩票都在以千亿速度增长今天，中心主任大家长式的管理运作模式却仍然行之有效，人们无法了解每年福利彩票这么多的销量从哪来，也无法了解那么多的福彩益金又到那里去，从而导致不少彩民的心中，将凡是从事福利彩票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的视为贪官蛀虫，进而出现了彩票销量越高，问题就越多，问题越多骂声也就越大的局面。

　　不过，当所有人都在质疑诟病福彩不透明一把手权利过大的制度问题时，是否想过现在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制定的？生活在2015年今天的我们其实是在用今天的思维与价值观，去苛求中国彩票刚诞生时的制度制定者，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下完美的制度，每一个制度的诞生都是一次从无到有的创新，人们不应诟病制度本身，而是应该去思考是什么让福彩的制度无法与时俱进的跟上时代的脚步。

　　稍微熟悉历史的人们都了解，制度改革从来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在其朝代末期都经历过朝野失和舆论唾弃民心尽失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未尝没有有识之士指出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往往执政者对有识之士的忠言不采纳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拯救王朝的机会，当末日临头之时才想到通过改革自救，结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一些王朝的执政者也意识到改革非改不可，但因为没有切合实际的改革计划，所谓的改革无非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看似对事物有推动作用的措施，往往执行为新的苛民举措，改革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昨日的明星主任 今日的阶下囚徒

　　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87年7月27日，第一批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销售，标志着中国当代彩票业的诞生。它是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质疑及人们的不理解中走进人们生活的，彩票就是赌博，资本主义腐朽的代表，甚至有家庭因为家人买彩票就担心家里出了赌徒而请居委会做工作希望劝告家人不要买彩票。

　　时任台盟中央秘书长徐萌山回忆当年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福利彩票诞生时说，当时大家考虑有奖募捐奖券推出，会迎合人们的投机心理，从而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因此过去几年中，在政协会议上，一提到有关奖券的事，就要挨“骂”。但大家还是取得了共识就是发行有奖募捐券，可以搞。现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让国家全包下来不大可能。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搞有奖募捐活动。

　　一大批当年的年轻人从各个机关部位来到了刚刚诞生的彩票机构，其中不乏如今“落马”的这些贪腐官员们，当年他们也不过是些30出头的小伙子，为了让福利彩票能够被人们认可，他们也曾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以落马的原新疆福彩中心主任尹明奎为例，他1994年去新疆当的主任，当时新疆因销量落后，屡屡被中募捐办的领导议论，他第一次去开会时，当时的中募委领导直接问的就是新疆什么时候能补交欠款，当时的工作会议也演变成了中募办向地方的催款大会。

　　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有的省彩票卖出去了却不变现交款；有的省结算工作不顺畅，收不上钱，无法上缴；更多的省是彩票卖不出去，就没钱交，而新疆则是三条线兼有，当年还是大奖组的天下，尹明奎组织班子打会战，亲临现场带队督促，愣是让新疆在1994年福彩销售超过了1.27亿元，首次销量过亿，连广州都是在学习了他的经验后销量才上去，尹也一跃成为了福彩界的明星主任，虽然功是功过是过，但回头看一个个尹明奎们的轨迹们，却又颇多感慨。

　　奠定他们管理作风和执政风格的阶段，还是一个为了能够促进彩票的销量，推崇用个人能力去左右大局的“野蛮生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奠定了如今部分省中心主任大权独揽的局面，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只要销量好一切都仿佛不是问题，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资讯网络，对福彩的官员们来讲，销量就是硬指标，只要销量高一切都不是问题，而上级机关的眼中销量就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么。

　　在这样的环境下，福彩快速发展着，随着销量越来越高，福彩机构的管理者们已经不用为销量发愁。这时理应转移工作中心为推进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设，但对一些福彩机构的官员来讲，他们都是经历过“野蛮生长”的发展阶段，在他们的思维意识里销量才是重中之重，而为了销量一些违背制度的手段对他们来讲其实没那么严重，更何况在没有外力作用的前提下，让他们主动改革又谈何容易，就这样福彩一次次错失了制度改革的机会，虽然也曾有公益金公示等透明化措施的诞生，但要想改革整个管理体制却那么的步履维艰。

　　终于，在一件接着一件的负面信息被媒体报道之后，公众对福彩的质疑在2015年到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以去年18省审计开始，福利彩票的管理体制及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一跃成为了媒体及彩民们议论的焦点。

　　改革前提：莫在销量论成败 改变行政主导模式

　　笔者看来，改革的成败与否在于上级主管单位能否改掉以销量论英雄的考察审核机制，就在审计署审计的今天，不少福彩机构纷纷砍掉员工福利和降低基本工资，却仍然要求完成更进一步的销量任务，从而导致不少福彩机构工作人员的辞职，如果仅仅是改革体制而不是从源头上，探究福彩官员为何大权独揽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根本上解决彩票销量与管理的矛盾。

　　有人说，难道合理合法就无法提高销量么？当然可以提高销量的，但是现在的福彩机构官员是否具备现代化的营销意识？中国彩票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否狠的下心，就算地方销量下滑也要去改变体制的决心？

　　因此，福彩的改革需要先破处销量本位的思想，如果不达到这个前提，所谓的改革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让从福彩机构，从中彩中心到地方福彩中心现有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型为依法治理模式，一方面，福彩发行资金日益庞大，除了返还彩民的奖金部分，余额则归属于国有资产，那么就必须有更加有效的监管机构。

　　比如，能否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独立于民政部门之外的地方彩票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组成成员包括来自公民的义务监督员、法律专业人士和司法职 能机构的派出人员，定期对地方彩票发行进行经常化的账目核对和清查。

　　尤其是当下福彩资金的构成中，除了不得低于50%的彩票返奖比例，不得低于35%、划拨入国库的彩票公益金外，占比15%的彩票发行费用，需要更多的“眼睛”来盯着。因为彩票发行费用与各项成本正相关，其可能存在的弹性空间太大，因此，彩票监督和管理委员会必须加强对于彩票发行费用的调查，必要时可邀请独立的专业第三方协助审查，力争让每笔费用都查有实据、杜绝“掺水”。

　　如此，彩票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的独立运行，再加上审计机构的定期审计，方能形成对福彩发行资金使用状况的严密监督网络。当下福彩的种种问题，也才能从源头与制度上完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