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求包养?被包养？房地产挤压下的上海足球
上海足球的危机晨报记者 徐明
“现在的中超联赛看起来更像是地产商的乐园。”昨天，北京社科院体育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如是向记者描述中超联赛的投资现状。“地产商热衷于投资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广州恒大[微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在上月发布的《2013年中超商业价值报告》中，中超16家俱乐部主要投资人和10家与中超公司签约的赞助企业中，有房地产背景的投资企业竟然达到了9家。“超过一半以上的中超俱乐部具备房地产背景。”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全国一线、二线城市流行“地产足球”的当下，上海却偏偏与“地产足球”若即若离——国内地产足球狂舞，申城为何独显冷清？
“地产足球”当道
在《2013中超商业价值报告》中，16支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和10家与中超公司签约的赞助企业中，有9个具备房地产背景，并大量集中在中国的一线、二线城市。
实际上，如果算上近两个赛季的职业联赛，除了申城的申花、东亚两支足球队，几乎绝大多数的中超投资商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做房地产的实在太少，”金汕说，“这与近两年国内投资环境有关，不少地产商意识到，足球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就像恒大那样，可以达到最佳广告效应。
这方面，广州恒大几乎成为地产商们的典范。大约从2010年开始，这些地产大老板们开始大举进军足球领域，到2011年达到顶峰。那一年，除了上海申花[微博]，15支中超球队均与房市有关。
由于财大气粗，地产老板们往往以烧钱的方式开拓足球这块盐碱地。一线城市中，除了北京足球有中信国安[微博]集团撑腰，上海足球略显冷清外，广州足球简直就是地产商的乐园。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广州富力[微博]地产注册资金8.06亿人民币，涉及房地产设计、开发、销售等领域，是首家被纳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内地房地产企业，旗下业务已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富力地产打破了恒大集团独霸广州足球的现状，往足球俱乐部投资了几个亿。今年，富力甚至准备砸1.5亿元求购切尔西[微博][微博]队长特里——在广州搞军备竞赛，看来只有富力能与恒大抗衡。
而在二线城市，地产老板仍乐意玩烧钱游戏。在贵阳，贵州人和[微博]俱乐部的幕后大老板戴永革是胡润富豪榜上的风云人物，坊间传言他甚至比恒大老板许家印还财大气粗。主营地下商业区的人和商业集团，在去年公布的公司业绩中，单是投资物业总值这一项，就高达人民币261.69亿元。上月，贵州人和战胜广州恒大，夺走足协杯冠军，戴永革大手一挥6000万人民币奖励球队，如此大手笔简直令人咋舌。
在大连，投资方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实德后，雄心勃勃地要在中超联赛重现大连足球雄风，赛季投资早已超过两亿元。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市值超过几十亿的阿尔滨地产开发业务作背景，很难解释如此烧钱行为。
上海独显冷清
与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足球，不如说中超联赛傍上了房地产这只大鳄。胡润富豪榜单上的大老板们在足球队身上一掷千金，令整个中超都陷入了烧钱怪圈。在国内一线城市中，唯独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显得冷清，似乎这座城市的企业家们没有什么野心，对足球没有什么想法。
与地产大鳄们动辄上亿元的投资、创造辉煌的“新中超时代”相比，上海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行为更像是小打小闹，在上海有20年品牌历史的申花俱乐部从2012年开始陷入了财务危机。为了弥补账面上的亏空，申花投资人朱骏[微博]近来要靠甩卖当家球星度日，接连卖掉了王大雷[微博]、戴琳[微博]，接下来还有即将走人的宋博轩[微博]，朱骏的行为被外界视为断臂求生之举，其凄惨悲凉令球迷唏嘘。
俱乐部经营陷入危机，更何谈军备竞赛？在《2013中超商业价值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球队的总体薪资水平，基本上和联赛排名成正比。广州恒大以3.7亿元的总薪酬雄踞榜首，当然，与之对应的是该队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处于遥遥领先之势，山东鲁能[微博]以1.6亿元薪酬位列第二。
与这些财大气粗的地产商们相比，上海三家足球俱乐部的薪酬标准都低了很多，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上海足球为何在联赛排名榜单上的“落寞”。
以申花为例，投资人朱骏是近年来中超联赛中少数几个没有地产背景的老板。他所掌管的第九城市计算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主营网络游戏。虽然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但是，这样的背景并不能让朱骏在申花账面上游刃有余。变卖球员、欲迁主场、拖欠工资，凸显了朱骏的尴尬，也让申花的问题不断被放在了放大镜下。
除了申花，上海东亚的薪酬模式更加特殊。2013年，东亚俱乐部的薪资总额花费了1890万，不及广州恒大的十分之一，当然也是16强中最低的。因此，上海东亚成绩排名无法跻身中超上游，也是情有可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亚球员虽然挣得最少，但是成绩还算不错，这与老帅徐根宝自然分不开。然而，在国内足球依附于房地产业的大环境下，如果一支球队的年薪经年累月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很难保证这支球队的联赛排名会提升多少。
求包养和被包养
这两年，地产商扎堆赞助中超联赛，看起来十分热闹，足球与投资者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蜜月期。不过，地产大鳄们再怎么砸钱，运作足球俱乐部也是一桩赔钱的买卖，更多时候，财大气粗的地产老板们更像是在主动包养一支球队，而不是培养一支球队。
在中超生态圈里，上述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主流，凡是像恒大、国安、鲁能、人和、阿尔滨、富力这种俱乐部，基本称得上“高大上”，而剩下的球队基本沦为配角。即便如此，当申花俱乐部董事周军公开说出 “渴望上海的企业接收足球”这番话时，相信很多申花球迷还是被震到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一家有着20年历史的老牌俱乐部，怎么可能凄惨到这一地步？
从被包养到求包养，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似乎总是离不开一个尴尬的事实：没有俱乐部能够完全遵循市场规律运作，没有俱乐部能够产生良性运作机制，中超联赛还停留在不成熟的 “小学生阶段”。
申花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被谁包养的问题。从一开始，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们就离不开行政管理的影子。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上海足球想西迁，行政管理部门凭借贷款没有还清为理由拒绝。在中国足协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一条硬性规定赋予了地方协会阻止俱乐部迁移的权力。也就是说，上海市足协阻止申花西迁，没有任何依据。
当然，从目前来看，申花“西迁”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相关主管部门不仅介入申花异地注册事宜，而且开始与股东商讨2014年发展计划。只不过，将“申花”二字留在了上海，就一定能让这支球队的日子好起来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怀疑。
在全球范围内，一家职业俱乐部的搬迁，并不是没有先例。此前有陕西灞、沈阳金德等，就连职业体育最为规范的NBA也出现过球队搬家的烦恼。不过，作为全球范围内条款最为规范的职业体育赛事，NBA在处理球队迁移的问题上，体现得更加职业化。
2011年，在萨克拉门托驻足了26年的国王队因主场观众上座率排名联盟倒数第三，准备迁往西雅图。最终，NBA老板大卫·斯特恩将选择权交给了12支球队的老板们，由联盟投资者决定国王队的主场归属。
由完善制度进行管理，由联盟投资者投票表决联盟重大事宜，NBA在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联盟整体价值观的体现，这或许正是NBA焕发魅力所在。
而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来说，如果不能摆脱“行政管理”的条条框框，就根本无法向“职业体育”倾斜，即便是暂时将一支球队留在了一座城市，也无法彻底摆脱被包养的现实。
没有投入 何谈振兴
在与“地产大鳄”的军备竞赛中，上海足球投资人走在了后面，这直接导致申城足球无法像广州、北京、济南那样带有明显的“暴利资本”色彩。与很多处于挣扎中的俱乐部一样，申城足球不仅受困于盈利，更离不开亏损的话题。“足球俱乐部根本不具备自我造血功能，无法完成市场化运作。”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沪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足球经纪人表示，这不仅是上海足球的通病，更是整个中超联赛的问题。
恶性循环
看一看这一组数字，你就能明白，为何中国足球更像是一个投入大于产出的半公益性事业。2013年，除了广州恒大和辽宁宏运分别盈利8590万元和1795万元，其余14家俱乐部全部都在做亏本买卖，这其中当然包括沪上三支俱乐部。
在亏损俱乐部中，广州富力是最典型的代表。去年，富力地产为俱乐部的投入名列中超前茅，然而，该俱乐部亏损也是最甚，竟然高达1.5349亿元。
巨大的投入换不回来高额的回报，这并不是地产背景的错。事实上，无论中超俱乐部的投资结构如何，几乎所有的中超俱乐部都离不开亏损这个无底洞，就连北京国安这样的老牌俱乐部也绕不开赔钱的实质。
在上海，东亚俱乐部去年的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还算及格，而申鑫和申花均入不敷出，尤其是后者，更加惨不忍睹。去年年底，申花投资人为了摆脱困境，在接受昆明方面的3000万元后，准备远走他乡，离开上海。然而，地方主管部门的一纸休书暂时将申花打回了原地。
自我造血机能不足，球迷市场萎缩，大部分中小俱乐部都有着像申花一样的烦恼。据统计，2013年，观看中超联赛球迷年龄最小的城市是青岛、杭州、沈阳；球迷年龄最大的城市为北京、武汉、贵阳。显然，无论是最小年龄段，还是最大年龄段，都没有申城球迷的身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上海老球迷对申城足球的认可度在下降，球迷市场萎缩在所难免。
支离破碎
在上海的六大支柱产业中，商贸流通业、金融业、信息产业、房地产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约占上海生产总值的一半，但是，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金融业、能源业，上海的企业家们似乎对投资足球没有什么热情。在各种原因的驱使下，上海足球与这座城市的定位越走越远，与这座城市的资本市场渐行渐远，能代表这座城市足球的申花精神已经支离破碎。
历史遗留的问题，终归要回到市场解决。说到底，上海足球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足球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上海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为足球俱乐部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2005年，中国足协制定了《足协章程》，对各地方会员协会的职责进行了划定。“足协对本行政区划内的所有足球事务具有管理权和监管权，包括对职业足球俱乐部、业余足球俱乐部行使管理、注册、监督和处罚的权力。”然而，对于地方行政部门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如何适应足球市场的变化，足协并没有明文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足协的这份《中超章程》已经8年没有修改，这也直接导致了行政部门职权模糊，无法为地方足球的发展提供依据。“不仅仅是上海，在很多地方，由于行政部门介入太深，导致职业足球发展受到限制。”一位职业俱乐部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管办没有真正分离，换句话说，足球产业仍未彻底走入市场。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在上海，部分体育项目正在摸索着走出管办分离的新路。“体育发展转型管办分离，政府部门要做的是管政策、管规划，为社会体育组织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在几天前的例行会议上透露，政府职能部门正在尝试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主动承办赛事、参与组织、发挥作用，避免资源垄断现象的发生。而在职业足球领域，这样的尝试也迫不及待。毕竟，将话语权和决定权交给从业者，交给投资人和劳动者，而不是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才是足球彻底走向市场的正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