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版面

　　记者贾蕾仕报道 2013年10月26日，河南建业2比1击败天津松江，降级一年就成功重返中超。对于河南足球和建业球迷来说，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俱乐部本来策划了一个大型的冲超庆祝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方案被老板胡葆森拒绝了，改为赛后向球迷致谢，于是，在头一天的训练结束后，球员们就开始忙着给足球签名，准备比赛结束后送给现场球迷。比赛结束后，胡葆森也从主席台下到球场内，向球迷鞠躬致意后，还亲自把签名足球踢向看台。

　　这一幕后故事可以看出胡葆森的功名观和对待球迷的态度。在与本报记者的面对面访谈中，胡葆森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建业投资足球的初衷、风雨20年的难辛历程和当今中国足球形势、社会问题的看法。

　　胡葆森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从这篇专访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个低调、执着的足球投资人的内心世界。

　　[20年历程]

　　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曾反对我搞足球

　　《足球》：河南建业经历了从1994年到现在整个职业联赛的20个赛季，其中经历过7次升降级，2009年只差一场赢球就可中超夺冠这样的重要节点，每一个节点你的心情一定是不同的，很想知道你当时的感受？

　　胡葆森：是啊，我也很感慨。建业走过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整个历程，今年是第20个赛季了，明年就20周年整了。这一点建业还是自豪的，至少是中国职业足球的见证者。我们打过中国职业俱乐部所能够打的所有比赛了，中乙、甲B、中甲、中超和亚冠，惟独没打过的是甲A(笑)。这20年里，我算了一下，投资过职业俱乐部包括赞助过一年以上的企业已经超过150家，介入又退出了，现在参与的是50家。

　　从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到今年，这期间经历的几次升降级每个时刻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都能够平静地看待，我觉得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做俱乐部是把它作为企业精神的试金石，一条回报社会的途径，正因为我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这20年过程中的起落，就看得没有那么重了，从过去19年来看，建业俱乐部走的是一个不断改善和提升的过程。

　　《足球》：1994年刚刚接手球队就掉级了，第二年又升上来了。

　　1994年球队掉入乙级，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当时我买下俱乐部的时候，球队就一直排名最后，一直在保级，对降级的结果有思想准备，最后掉级对我来说没什么意外的。1995年又回到甲B，重新升上来，因为我站的角度，当时也没有特别激动，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感受了，记忆已经不清晰了。

　　《足球》：1998年又降级了，第二年又升上了甲B，第二次的升降级又是什么感受呢？

　　我记得1998年降级那年发生了很多事儿。头一年就是1997年我们还在努力冲甲A，那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就是“谢天谢地谢人”那次(当时甲B联赛最后一轮前，河南建业排名第二，广州松日排第三，但是最后一轮比赛中，河南建业被上海豫园逼平，松日取胜天津万科后冲上甲A，赛后广州松日主教练徐根宝连说“谢天谢地谢人”)，本来我们都已经一只脚踏入甲A了，还是没能顶到最后一分钟，功亏一篑。

　　《足球》：当时都在传是上海豫园阻击建业，以帮助老乡徐根宝冲甲A。

　　我凡事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会怨天尤人。那年没有冲上甲A，我只会检讨自己，有几个方面原因，建业球队技术差，足球环境不好，建业集团当时还是一个小企业，那时候的甲A都是国营企业为主，还有红塔这样的烟厂，很难对抗。另外，当时的总经理戴大洪又喜欢放大炮，抨击足协，第二年受到这些方面的很大影响，最终掉级了。

　　1998年降级后，董事会开会，几乎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反对我继续再搞足球，都让我把球队转让算了，别搞了，说这个老往里赔钱，而且当时不断有假球、黑哨被媒体提出来，就说找这个借口就不干了，最后还是我提到了之前做足球的初衷，就是回报社会，我们建业集团要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来做，传递企业文化精神，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足球》：2006年终于冲上了中超，第一次冲上中超，你很兴奋吧？

　　是的，那次我很兴奋。到了2006年的时候，球队经历过两次降级，两次降到了乙级都打了回来，我们坚守了13年终于冲超了。我是老江湖了，不大容易激动，但那天冲上来的时候还是很激动，这跟比赛过程有关系。当时是在补时阶段才进的球，比赛都临近结束了，如果补时不进这个球，打平了，按后面的对阵形势，有可能我们要等第二年再继续冲超，我亲临现场经历了补时阶段的绝杀，很兴奋。但是，这次重新回到中超，就不如2006年激动了。

　　《足球》：2009年，河南建业还差1分钟就可能成了中超冠军，这也是建业俱乐部的一个重要节点。你当时是不是很失望？

　　我有个特点，也算是一个优点吧，我是个检讨主义者，事情没做好我就先找自己的原因。我们虽然冲上来刚三年，但是还是一个“Greenhand(新手)”，是个新手，2009年打到第27轮跟北京国安比赛，主裁判是黄俊杰，当时我们领先一球，我们赢了就是中超冠军了，那场黄俊杰补时补了6分钟，补时到4分多钟的时候，国安进了一个任意球扳平比分，如果补时不那么长，如果没这个进球，我们就可能是冠军了。

　　那场比赛一结束，我当时也是很生气，球队也非常气愤，但是我马上就冷静下来了，到休息室跟球队说了三点假设，让球队换个角度思考：

　　第一，假如这场比赛是在北京主场踢，裁判会不会给河南建业补时6分钟？为什么在你家门口还给人家补6分钟？他敢面对两万多人的主场观众补出6分钟，这说明两支球队并不平衡；

　　第二，如果在北京主场踢，裁判也给了你们6分钟补时，你们能不能在补时时间里踢进这个球？但是人家给北京国安6分钟，人家就抓住机会了，说明还是有差距；

　　第三，在这个进球发生之前刚刚换了一个人，一下子盯人找不到目标了，就被人家打进了一个球，假如裁判给建业补了6分钟，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国安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进行换人呢？

　　我提出这三个问题，就像一盆冷水，一下子就把他们的愤怒给平息了。我看待事情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用这种态度影响他们，不管任何情况先找自己的不足，不要去怨天尤人。

　　《足球》：失去冠军后，2012年就掉级了。当时对降级原因是怎么总结的？

　　去年开始限购、限贷，影响房地产市场，集团和俱乐部也受到一定影响，过去我一直专注做俱乐部，但是去年有些分心了，俱乐部的“业绩”也就下来了。

　　另外，在管理方面也有欠缺。在细节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备战期没搞好，这两个月的工作在一年联赛中是最关键的，这一段时间犯了错，工作没能跟上的话，联赛开打后你这两个月犯下的错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应该说不是某一场比赛的事情，是整个联赛的系统工作没做好造成的。

　　另外，我感觉中超还有个“亚冠后遗症”的现象，我们头一年还在打亚冠，第二年就降级了，江苏舜天去年打得很好，但一打亚冠后，今年也在保级线上。这个现象需要我们好好总结。

　　《足球》：2013年就打回来。不过第一阶段不错，第二阶段似乎不太顺。

　　是啊，河南建业有个规律，掉级第二年肯定能够打回来(笑)。第二阶段打得不顺利，包括输给排名最后的球队也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比如两个客场，对北理工和对成都，场地不平，球突然就弹起来了，结果我们打平了。

　　在球队出发去成都之前，我去基地看望球队，给他们开会说了很多，我说球场出问题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道德问题，这个我们不存在卖球什么的行为，运动员也不会拿运动生涯、生命和荣誉去做交易，建业队应该不会；第二种是技战术问题，我说现在建业也不存在这些问题，那我今天来这里是来说第三个问题：态度问题，我说首先要防轻敌，第二要有思想准备，不能准备不足，领先落后心态发生变化，能不能正确对待这场比赛，是个关键。成都谢菲联是一支保级队，而建业队是铁定冲超的，从对比赛重视不重视，就能够看出你对职业的态度。

　　《足球》：降下来仅仅一个赛季建业就成功重回中超，您的感受如何？

　　胡葆森：我是很高兴，毕竟这一年辛苦下来，没白费，但是像我这样的老江湖，已经不是第一次冲超那么激动了。今年建业队排名一直第一，冲超是水到渠成，就是说成功都在计划之中的事情，但是还是非常高兴能冲超。

　　《足球》：今年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后，现场没有准备庆祝活动，你是怎么考虑的？

　　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前，俱乐部发过一个庆祝的方案给我，我批了“不同意”，不能一开始就显露出这种放松的状态，那场比赛松江队的表现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赛前分析所有人都觉得松江队冲超无望，保级无忧，主教练裴恩才又请假回家，张效瑞是新接手的教练，这一切都好像对建业队有利，那场比赛好像很容易拿下，赢球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就是写上“这比赛没打完之前，一切都只能是预案”。比赛没结束，这种心态就不能显露出来，所以我批复不同意。另外对球队来说，拿到平局也冲超了，但是平局就不一定是冠军了，冲超跟夺冠冲超不一样，你怎么去准备庆祝仪式呢？所以，我觉得后面还有一场比赛没打，这个还是在联赛结束后再来考虑比较好，不过，球队也辛苦一年了，我的设想是要搞一个答谢会来答谢社会各界，毕竟从政府到球迷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向在场的球迷致谢，这个是必需的。

　　《足球》：2012年降级的时候，你发过一个公告，自己承担了降级的所有责任，给外界一个你敢担当的感觉。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今年还会有这样的通告吗？

　　俱乐部的管理、运营就像经营一家企业一样，有时做得不好，管理不好，我写那份通告，一方面是要总结教训，知道为什么掉级。失败了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是觉得肯定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写这个公告主要是给方方面面人士一个交代，不是刻意地去展现我个人的责任感和态度，但是确实降级这件事就是我本人要负责任。

　　因为去年所有大的事情都是我决策的，包括我找来的主教练，中途又对主教练进行了调整，包括外援的调整等等都是我做的决定。这个公告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说我没有管这个事，那我可以不用说，但是我是管了这个事，自己赋予了自己很多责任，就必须要站出来了。

　　当时的背景就是我打了败仗，为什么打败了？这就要吸取教训，给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方方面面人士表示感谢，相当于告诉人家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并不复杂，就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但今年不会发通告了。

　　《足球》：今年成功冲超也一定有很多方面促成的，你怎么总结今年的联赛？

　　我的总结就是，今年建业冲超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天时，从大的方面来讲，政府高层领导和社会各界包括媒体都更加重视足球运动的发展，这几年足球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在物质生活提高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丰富，我身边看欧冠联赛的人就比五年前更多了，大晚上的爬起来看比赛，这说明足球运动在中国越来越普及了，也具有更加广泛的人群基础；第二是地利，就是当地球队的表现都很好，我们今年给教练和队员的待遇都很高，他们打的是中甲联赛，但拿的是中超待遇，整个团队的待遇改善很大，满足了职业化俱乐部的需要，这是今年冲超成功的重要保障；第三是人和，从河南省各级政府到球迷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关注和支持。

　　今年老百姓看河南建业踢了一年中甲，他们都想冲超，球迷等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支持，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如果今年没冲上，明年再没冲上，后年建业比赛就没人看了，他们是带着一种期待，今年建业队观众很多，我听到别人评价说 “河南主场观众比其他15家俱乐部的总和还要多”(笑)，但是我们要冷静，这些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冲上来的主要原因。

　　《足球》：道德、技术、态度，这三种情况对整个中国足球也有普遍意义。建业经历了整个职业联赛的发展，你认为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胡葆森：中国足球其实是目前整个社会状态的缩影，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都能够在足球上面表现出来，足球界的问题在其他行业也存在，只是你没有机会去批评。除了这些，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基础。现在中国足球人口比其他国家都少，日本的总人口约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人家的足球人口比我们高十倍，这就差得很远了。

　　河南这么大，但足球场不到二十块，平均下来500万人才有一块足球场，这个数字太少了。中国乒乓球的人口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多，为什么呢？你就要找原因了。现在资源都在政府手里，要搞足球就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推动体育运动的社会化。

　　目前中国社会中，中产阶级还不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流，如果能达到一半以上，中国足球也会好。很多东西需要时间，不是你自己做好了才行，还要大的环境好转。对建业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等足球好了的时候再搞，另一个就是坚持。这两种搞法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建业信奉的是“坚忍图成”，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绝不急功近利，我们要做一个中国足球的坚守者。

　　《足球》：明年就要重新回到中超了，你怎么看待明年的中超联赛？

　　建业降级的这一年，中超变化很大，激烈程度增加了，明年的中超会比过去更加激烈，水平更高，那建业俱乐部首先要提高自身水平，另外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老想着我们已经打过六年中超了，好像是打得很熟了，不是这么回事。每一年中超都在变化，我们还是要像过去那样来适应，我们要以一个新兵的姿态来加入中超联赛。

　　《足球》：你怎么看广州恒大掀起的热潮？

　　恒大高投入带来大回报，其实是一种足球类型的代表，它代表了一种模式。这样的模式其他地方也能找到，比如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也是这种模式，我觉得应该接受它。

　　《足球》：河南建业会效仿广州恒大的这种模式吗？

　　河南建业俱乐部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平民模式。虽然我们投资也不少，今年就1.5亿元，明年打中超还要增加，具备一种精神和心态，顽强拼搏，积极向上，体现当代河南的精神风貌，另外从精神文明角度讲，建业集团搞足球给老百姓添个乐子，充实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建业集团的精神是“追求卓越，坚忍图成”，我想只要足球能表现这种企业精神就好。

　　《足球》：许家印也是河南人，冲超成功后，他跟你有过交流吗？

　　没有，当时他们正在韩国打比赛，我们4点结束，他们比赛6点才开始。老许也很不容易，不是说他投入多少钱做这个事情，而是对足球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外行，但是他三年就搞起来了，很快就能够发展壮大起来，有些人你给他钱他都不会搞得好，而且他的俱乐部班子刘永灼、康冰都是70后还有80后，十几个人就把俱乐部搞得风风火火，这点来讲老许很不错。

　　我今年冲超已经投入了一亿五千万，我跟许家印说我明年准备投资两个亿，许家印说：“不行啊，老胡你至少得投三个亿”(笑)。

　　《足球》：明年河南建业肯定要扩充实力，有计划跟广州恒大交流球员吗？

　　交流是早有过的，我们把曾诚和赵鹏给了恒大，又从恒大那里转入了唐德超，至于明年联赛的球员交流，俱乐部总经理会做这方面的事。

　　《足球》：对2014年的中超，建业集团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还是站在企业价值观来看足球的目标和目的，我觉得能够上升到这个层面上来搞足球的人，估计不是很多。建业集团为什么扎根河南？别人可能会觉得河南能赚钱的就在这里，不过，我想商务上的成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双重的目标，都要作为企业的追求。我看待企业和俱乐部是这样的，首先企业生存、发展了，公益才能做好，你一个企业都快关门，还在做公益，怎么行？这是个大前提。只有企业可持续发展了，才能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收获越来越多的社会尊重，这是企业价值的主张。对建业集团，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到全球化，就选一个最熟悉、最需要的地方做下去，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现在建业集团受到尊重，道理很简单，我们介入了社会发展的大事，足球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诞生的一件事，你可以从这个大的方面来了解我们企业做足球俱乐部的目的。你的房子总比别人的好卖，这里面就有感情的因素存在，企业要形成很好的价值，就要提高认同感，赢得尊重，我们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把足球当作一个企业项目来经营，它实际是我们回报社会的一个途径。

　　《足球》：说到认同，建业球迷就很受关注，因为他们很幽默。俱乐部会打造怎么回事的球迷文化？

　　在欧洲，足球文化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已融入到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个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我曾随足协组织的欧洲足球参观团到国外考察，在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看到有很座位都有名字，一介绍原来这是他们几代人坐的位置，到了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有一个球迷抱着骨灰盒在看球，一打听才知他爸爸有遗嘱，凡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比赛一定要把他的骨灰盒带到球场。你怎么理解这些个极端的例子呢？我感觉这揭示的是一种真爱，足球对他们而言具有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这里现在还没有上升到这个层面，但这对中国足球是一个启示：中国足球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有意义。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足球，而不是天天骂SB，或者主场一输球，天都快塌下来似的。

　　《足球》：相比其他俱乐部，近年来建业俱乐部的总经理位置变动很频繁，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这个位置的要求是很高的，每天需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干好的，我觉得至少是一个集团副总裁级别的人才能做好。有一次在建业集团内部开会时，集团高管都表示他们不愿意来搞足球，我就说，不要看不起这个位置，别说你们不想去，我觉得你们干不了这个。每天平时就有五六项工作，竞训、经营、球队管理、基地、后勤，比赛日还更多，特别还有要跟政府、公安、媒体等其他方方面面的公关、协调工作，这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

　　具体到建业，2012年杨楠出国，年初换上张少鸿主管足球，他很有激情，大刀阔斧去改革，但是他暴露出两个缺陷：一个是对足球一窍不通，引援啊等这些方面搞了很多非专业的事；其次是做事情急了一些。虽然直接的是他的错误，但根本的错误还是我，在关键的时期、关键的位置我派了这样一个人去管，我有责任，这个错误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今年换上张卫军，是带着培养性质的，他本人也喜欢，但是现在还没真正进入状态。

　　《足球》：从外教到唐尧东，主教练位置也更换了不少，明年怎么考虑？

　　唐导还是很难得，还要继续干。相对于外籍主教练，唐尧东今年带上来还是不错的，明年还是要留下来。

　　《足球》：所以很多球队都希望有个里皮那样的主教练。

　　是的，里皮确实是世界顶级教练，队伍管理得好，能够把这些能力强、有个性的球员捏合在一起，在很多场次的比赛里，他的换人简直是有神来之笔，但是我看了广州恒大客场对首尔队的比赛，里皮还是有个小错误，当时比赛进行到后半段，对方压上进攻，攻势很猛，但是他在丢球后把孙祥换下来了，这个换人我感觉换晚了，应该是在对方进攻刚起来的时候，通过换人调整一下节奏，那2比1的比分可能就保持下来了。

　　《足球》：过去的全国两会你都提过提案，比如央视转播中超、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来支持中国足球等等，明年的两会你还会有提案吗？

　　我去年在政协提了一个提案，明年准备到人大再提一个，人大有立法权。按照规定，人大代表发表意见的话，需要32个代表联合提议案，我会找到人来提的。另外，我光提意见还不行，得提点有建设性的建议，就看看以什么方式来让更多的人关注。还有，外界对中国足协提了很多意见，其实管办分离是一个方向，管和办要分离，那么交给谁办呢？这个要交给放心的人来办，交给有能力办的人来办，要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