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八场比赛陆续得出结果，本赛季中超[微博]联赛于今天傍晚落幕。河南建业[微博]全季30场比赛只胜7场排名倒数第一，只能接受降级的命运，而老队长肇俊哲[微博]的任意球绝杀，在帮助辽宁保级的同时，也将上海申鑫[微博]推向了“保超附加赛”。

　　“我个人认为，联赛倒数第二的排名并不能真正反映球队的努力。不过，职业足球总是非常残酷，大家拥有一段这样的经历也不是坏事。”诸多专家眼中勤奋好学的申鑫主教练朱炯[微博]赛后说，“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在逐渐回暖，几经搬迁的申鑫实际上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包括在比赛落后时也尽量通过地面配合寻求机会。这个赛季，球员的传球质量和配合思路都远远强于过去的几年，但我们这样一支球队的整体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遇到很多困难，要想向前发展尚需更多的努力。”

　　本赛季最终排名第五的升班马大连阿尔滨[微博]，客观上为上海申鑫创造了一线“保超希望”——阿尔滨集团总裁赵明阳公开宣布，该集团将支付3.2亿偿还同城兄弟大连实德[微博]的债务，两家俱乐部重组后，以阿尔滨的名义征战下赛季中超联赛，退出足坛的“大连实德”之中超资格，也将被中国足协注销。

　　正是由于“大连实德”提供了一个中超空位，因此中超联赛理事会执行局也在与阿尔滨的沟通过程中表示，一旦阿尔滨方面正式提出注销“大连实德”，执行局将立刻组织附加赛，由联赛倒数第二名上海申鑫在中立场地与中甲联赛第三名福建骏豪比赛，以确定新赛季最后一个中超资格。

　　涉案俱乐部处罚结果尚不确定

　　不过，这场附加赛的结果也并不能完全确定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参与者——今年初，中国足坛系列案件审结，多家中超俱乐部的名字出现在起诉书中，但公诉机关或当事人均未起诉涉嫌行贿的俱乐部，因此，涉案俱乐部只会接受中国足协的行业条例处罚。

　　据记者了解，迄今为止，中国足协还从未给出过“只罚分不降级”的正式说法，尽管对于数家涉案俱乐部的处罚，需要联赛执行局拿出文件，并在全体执委会上通过，几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球迷的意见是“罚分即可，降级不必”，但目前“降级处罚”仍有可能。

　　“不排除勒令涉案俱乐部降级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不少俱乐部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让现有投资人承担过去的罪责，恐怕也不恰当。所以，取消比赛成绩、罚款和扣分这些处罚，用在俱乐部身上更合适，针对个人的处罚则可以实施‘终身禁止从事足球事务’这样的最高罚则。”足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工作组里面有法律专家，在具体处罚方面可能会参考《公司法》，按照法人制度处罚涉案俱乐部的负责人。所以，当时案件起诉书提到的近20家俱乐部，其中有很多要追究的是个人的责任。”

　　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表示，处罚要点在于“俱乐部是否有主体变更”——以2010年广州医药和成都谢菲联[微博]两队被降级处罚为例，两家谋划、制造和参与打假球的俱乐部主体尚无改变，因此“勒令降级”师出有名。

　　“其实，包括足管中心在内的很多中心还处在观望的阶段，因为总局要等到这个月党代会结束之后，才会作出一些大的决策。”总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足球联赛社会影响力极大，一旦应对不当，后果将很严重。所以，足球的事，肯定要等到开足代会时，出个议案让大家讨论。”

　　“管办分离”难有再度操作空间

　　几度推迟的足代会预计将于明年初召开，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为足协自身机构改革。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现有1名主席、26名副主席的“中国特色”主席团将变为1名主席、5名副主席和10名执委的执委会模式——这也可以视为中国足协“管办分离”进程的一股推动力量。    

　　事实上，随着对改革方式的不断探讨，足管中心领导也愈发感觉当初“管办分离”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原因非常简单，在现有体制下‘管’和‘办’不可能完全分开，不只是足球层面，包括总局各项目中心和协会都是管办兼顾的，如果仅从联赛角度分析的话，足协已经是改革的榜样了，甚至可以说完成‘管办分离’了。比如，中超公司工作人员都是走社会招聘这条路，中超联赛执行局现在和足管中心也没有太多关系了，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和财务权都独立了，这和过去足协一手操办联赛相比，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进步了。其实，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俱乐部，最近两年的联赛俱乐部和足协之间那种尖锐的矛盾已经少了很多，出现问题绝大多数也都是技术层面的。所以，除了足协机构改革，‘管办分离’已经没有太多操作的空间了。”总局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作为民间机构，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借用行政手段组织和管理联赛，这种不当行为使得中国足坛接受第一次大规模司法洗礼后，不得不推进“管办分离”改革，但无论怎样设计改革方案，“管”与“办”也只能在形式上完成分离。

　　“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改革，还是要看效果，要看联赛的质量是不是有了进步。”著名社会体育学家、职业联赛理事会执委金汕说，“和过去相比，这两个赛季起码比赛质量有了提高，假赌黑基本上不存在了，投资人对投资足球又有了热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当初职业联赛理事会的成立，正是中国足协在获知“制度方面不允许让中超公司接管联赛”后的应对措施——按照《公司法》成立的中超公司并非“非营利性机构”，而国际足联要求职业联赛由“非营利性机构”即“职业联盟”来进行管理，因此，职业联赛理事会应运而生，其下属执行局负责执行和落实联赛相关各项决议，而足管中心和足协对于联赛运作的干涉程度，也因此大幅度下降。

　　新赛季“嫩哨”搅局机会减少

　　“新赛季还有很多未知因素，不过，在裁判员选派制度方面肯定会有大的调整。”今天以“联赛观察员”身份出现在辽宁“保级大战”主场的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杨新利说，“这场比赛非常敏感，更要确保裁判员的判罚公平和公正。”    

　　令球迷欣慰的是，这场比赛，泰国籍主裁判查亚的判罚没有引发争议，保级大战呈现出竞技比赛自身的精彩——纵观整个赛季，尽管“黑哨”和“官哨”近乎绝迹，但“嫩哨”显然是联赛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从2010年起，我们实施抽签派裁判的制度，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假赌黑’泛滥，抽签反而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但是在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重要场次可能会由业务能力不强或经验不足的裁判来吹。于是我们去年就通过抽签和指定相结合的做法来确定裁判。”杨新利说，“开足代会的时候，我们会提出从下个赛季开始恢复选派裁判的做法，不再使用抽签的办法，这也是根据目前联赛环境好转做出的决定，也有利于培养我们本土的精英裁判。”

　　为避免人为因素对比赛的干扰，中国足协技术部已经在着手开发裁判选派软件，通过计算机程序的多种限制条件来选派裁判，“关联关系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来规避‘假赌黑’发生，而且我们这两年在裁判的培训、考核、监督等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都有助于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

　　中国足球裁判水平低下与中国足球球员并无二致，全国国际级裁判目前仅有11人，尚不够在中超联赛中平均分配，而足球裁判上岗资格考核权力已由地方足协转至地方体育局，这也导致中国足球裁判不能人尽其用。

　　“实际上，我们足球裁判的后备人才储备很少，国家级裁判也不到400人，裁判业务能力普遍偏低，但好的一面是年轻裁判学历高，学习能力强，在培训中能够获得较高的评价。我想，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足球裁判水平也会随着联赛的进步而进步。”杨新利说。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