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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效农"保超"频遭算 谢亚龙: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

http://sports.sina.com.cn 2007年12月03日09:12  东方体育日报
郎效农"保超"频遭算谢亚龙: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

(郎效农身心俱疲)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顾晨

  2007年临近尾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将告别一个最熟悉的名字和最坚定的捍卫者:郎效农。当谢亚龙上周宣布马成全接任中超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一刻开始,郎效农的职业足球生涯就已经打上休止符。

  功绩

  2007,老郎保卫中超

  郎效农的足球人生,简单而纯粹,他就如同一把锋利的战刀,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所爱,毫不留情地挥向对手。刀郎,并不仅仅是一位通俗流行歌手的符号,也是郎效农的人生写照。但,中超至此无刀郎。

  如果说2004年平息“G7风波”,郎效农是和足协同事们并肩战斗,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他面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南北分区”,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

  8月7日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会议上,中国足协决策层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明年中超联赛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联赛部门工作人员的激烈反对,其中郎效农的反对声最大。当夜,郎效农奋笔疾书,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中超继续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直接向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崔大林上书,陈述了自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理由,并且提出了继续实施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后2008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编制方案。

  随后,崔大林表示自己支持郎效农的意见,也反对南北分区赛制方案,南北分区赛制计划是中国足协决策层自己提出的。10日下午,崔大林来到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决策层开会,彻底结束了南北分区赛制颠覆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的想法。继2004年下半年那场闹剧,郎效农再次站在了捍卫中超赛制的最前线,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次自己的斗争对象竟然是顶头上司。

  南北分区风波平息之后,谢亚龙和郎效农之间曾经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调侃式对话。现在看来,老郎从那时就被打上了休止符。谢亚龙半开玩笑地对郎效农说:“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郎效农回答:“谢主任,你是司局级干部,你下不下课是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决定的,不是我郎效农决定的。”

  年届六十的郎效农今年面临退休,但足协不少工作人员都认为应该返聘这位为职业联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但没想到,郎效农竟然会受到这样一种冷淡的下场。这样的情形,即便在足协工作人员看来,也是“看在眼里,伤在心中。”

  经历

  为联赛守门 一头黑发守成灰白

  郎效农生于1947年10月7日,在现在的足协里,他经常被人称做“郎叔”。出生于北京的郎效农,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离开了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那时候,郎叔在陕西省侯马附近农村下乡。1970年开始,郎效农被召入宁夏自治区足球队,司职守门员。

  1978年,郎效农31岁时候退役。退役后的郎效农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体委工作,80年代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和著名教练徐根宝是同班同学。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郎效农被中国足协从宁夏借调到北京参加组织工作,此后被当时的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李传琪、技术部主任马克坚看中,就留在了北京在中国足协工作。

  1992年中国足协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也跟随马克坚、李传琪等开始投入职业联赛创建工作,从1994年开始他在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1995年,郎效农和张健强、蔚少辉一起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两年后他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从1998年开始担任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中国足协中干轮岗,郎叔被调离联赛管理部门,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2003年年初中国足协再次中干轮岗,郎效农重新担任联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

  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但是下半年北京国安队在联赛中罢赛,引发部分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试图改变联赛体制和机制。这场风波把郎效农推到了捍卫中超联赛现有体制和机制,捍卫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主导地位的斗争一线。在这场风波里,郎效农受到了极大冲击。这场风波从10月初爆发到12月结束,郎效农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灰白。2005年到2006年,中超联赛在低谷中艰难发展,但是局势相对平稳。2006年年底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郎效农因为在接下来的聘期内退休,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职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了中超委秘书长。

  生活

  家到足协 就这么两点一线

  郎效农的生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家到足协的两点一线。现在他待的那个所谓的家,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因为一直独身,郎效农现在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但是这两天,郎效农准备把自己的东西都搬回位于刘家窑的自己家中,“先得把那边好好收拾一下,要不然东西都没地方摆了。”

  这套足协分配的房子,差不多已经闲置了十年。足协的同事经常调侃郎效农:“老郎,你这就是资源浪费,资产闲置啊!要不我们帮你中介一下,租出去算了。”但老郎总是摇头,“就这样挺好的”。即便以一年租金一万元计算,十年的租金就可以超过十万元,但是对于这笔不菲的收入,郎效农却几乎没有概念。

  对于自己的钱,郎效农都缺乏概念和计算,更不用说“收红包”了。前国足翻译谢强在博客里写,“我还问过老郎是否真的没有受过贿,他说受过,就是每年几条香烟,万宝路赞助的时候,他收。他说别人可能有收钱的,但他郎效农不会,拿人的手短,看不起他们。”类似的对话,也发生在老郎和记者之间。

  起初,还有俱乐部企图采用“金元”攻势。有一位和郎效农关系很熟的俱乐部负责人,曾给老郎送过一张银行卡。但老郎问清情况之后,当即把银行卡退了回去。更有意思的是,某年联赛工作总结会,一俱乐部负责人偷偷把一款最新式摩托罗拉手机放进老郎下榻宾馆的房间。老郎发现之后,因为当时无从归还,只能上交给了足协综合办公室。最后,这台手机成了足协当年春节联欢会上的最酷奖品。

  李承鹏曾有一句很有趣的评论:“郎效农也许是足协官员中唯一没有洗过桑拿的。”老郎听说之后,皱起眉头仔细想了一番:“我记得我是蒸过一次的,蒙在一个小屋里憋气,没啥意思。”他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洗桑拿,他觉得那样蒸发自己就是一种煎熬。

  郎效农吃饭很不讲究,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几乎来者不拒。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些通俗的家常菜,火爆腰花、溜肥肠之类。因为经常在办公室加班,老郎经常在足协附近的小饭馆吃晚饭,一来二去,饭馆老板都记住了“爱吃爆腰花的足协干部”。长期在西北农村生活,老郎喜欢吃粗粮。一次,他抱怨此前随队到伊朗打比赛,当地人做的馍又干又硬吃不惯。听众们面面相觑:“能让老郎说难吃的地方,大家要多做准备工作了。”

  “小郎”入党 班长根宝介绍的

  七十年代,守门员郎效农从宁夏足球队退役,开始从事和足球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1984年到1987年间,郎效农进入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培训班学习。每每回忆起那段学院生涯,郎效农总是显得很满足,他不仅在那里吸取了现代知识的养分,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当时的班长徐根宝就是郎效农的入党介绍人。

  在目前的足球圈里,能称呼郎效农为“小郎”的人不多,徐根宝就是其中一位。“84年到87年,我们同学三年,全班72个人,差不多一半人是党员,根宝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而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啊!他当然叫我小郎。”郎效农表示。

  “小郎”对于班长“老徐”一直很尊重。去年中超联赛开打两轮,郎效农点评时强调中国足球还是要走技术之路,不能沉溺于长传大吊、粗糙对抗。但经过北京某报的报道并网络转载之后,就演变成了“郎效农批判徐根宝”。一般情况下,郎效农对于媒体的报道并不在意,他甚至根本不在乎媒体批判他不知道“易什么联”,但这次“挑拨”他和根宝之间的关系,老郎就沉不住气了。

  郎效农赶紧给根宝打电话解释事情的原委,“我的意思是,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让你不幸而言中了。”根宝也很开怀:“小郎,你不用担心,我不会相信外面说的。我和记者也都说了,我和郎效农是同学,别说他没批评我,即便他真的批评我,凭我们俩的关系,那也是应该的!”对于徐根宝和他培养的东亚队,郎效农一直很关注,记者也经常会给他介绍一些最新情况。在老郎看来,根宝信奉的“有脚下,走天下”,真正切中了中国足球的软肋。

  “老郎”入套 都怪细节惹的祸

  郎效农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联赛体系和制度,这就要求他以宏观的眼光和规律的态度来看待事物和问题。在把握宏观的同时,老郎经常会忽视一些细节,包括经常会发生一些口误现象,经常被记者和同事引为笑谈。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03年初。当时足协和各俱乐部在深圳召开联赛工作会议,按照一般程序,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郎效农首先要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也许是连日准备会议材料让老郎过度疲劳,他一张嘴就全忘记了:“今天参加会议的有……”阎世铎三个字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一旁的杨一民赶紧出来打圆场:“郎部长工作太累了。”事后老郎回忆,“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中超G7风波之后,某电视台电话采访郎效农。正忙于工作的老郎没好气地回答:“XXX,这问题不应该问我!”节目播出的时候,“XXX”这个日常问候用语并没有被剪辑掉,而是随着后面的采访一同播出。看了节目的记者和同事,隔天都询问老郎,“怎么那么不小心,掉到陷阱里去了。”由于经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口误,因此大家都拿足球场上的“摆乌龙”来形容郎效农,并且表示要展开一场“乌龙山剿郎记”,帮助老郎消除口误。所谓“掉到陷阱里”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

  三年前的风波中,郎效农坚定地捍卫职业体系:国安罢赛,他力劝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G7要权,他联络山东鲁能、天津泰达等俱乐部坚决抵制,为此他甚至还口出“不逊”——在接受《足球之夜》采访的时候,他甚至大骂抢权派的行为是“大鸣大放,造反有理”,最终导致G7威胁足协“郎效农

  不道歉,我们就退会”……但是,郎效农没有道歉。正是他的寸土不让,才让足协在那场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却也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兴趣

  香烟、金鱼 和看报……

  郎效农独身一人,除了足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如果一定要算的话,养金鱼、看报和抽烟是老郎的最大嗜好。

  还在伟图大厦办公时,老郎就在堆放资料的办公桌一角放上小鱼缸,一红一白一黑。紧张工作的间歇,他经常会在鱼缸前瞄上两眼,看着小金鱼畅快地游动,体会一下“鱼乐人亦乐”的情景。老郎还给一红一白两条鱼分别取名为“金元东”和“佐佐木”,这两人分别是韩国和日本职业联赛的负责人,他们在东亚三国职业联赛的交流中相识并成为朋友。“这条黑的,就叫郎效农吧!”老郎肤色黝黑,因此而自嘲。

  老郎养鱼的经历并不顺利。最早的时候,鱼缸里有四条鱼,大家一致同意命名为“四级联赛”,四条鱼分别叫“中超”、“中甲”、“中乙”和“业余”。但没过多久,那条叫中乙的小鱼就死了,只剩下三条红、白、黑,老郎这才以三国职业联盟秘书长的大名称呼。

  老郎不喜欢喝酒,也不能喝。烟则是老郎的贴身物品,最喜爱的就是万宝路。从1994年万宝路赞助甲A联赛以来,郎效农一直是万宝路坚定不移的消费者。某种程度上,这小小的香烟上也寄托着他对中国职业最初的美好记忆。

  工作越多,老郎的香烟消耗量就越大。2004年G7风波的时候,郎效农在伟图大厦312办公室里住了大半个月。那段时间,办公室经常烟雾缭绕。不抽烟的足协工作人员戏称,“现在进郎部长的办公室,需要戴上防毒面具了。”

  看报读书是郎效农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每天下班,他总是要细心整理好当天的报纸,《参考消息》《环球时报》一一收齐,带回去细细品读。老郎最关心军事方面的新闻和动态,看到这方面的消息,他就像好酒之人见到了美酒一样。为了能在网络上查看相关的新闻和消息,他还专门学会了如何在论坛里看贴和发贴,偶尔还会在军事论坛里潜水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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