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潮：阎世铎的命运是“自杀”还是“他杀”？

　　本报记者姜明潮

　　如果11月5日和6日坐在《新闻会客厅》里采访阎世铎的不是白岩松，而是张斌，事情很可能是这样——

　　爱尔兰风笛演奏的《燃情岁月》(或者是《惊世不了情》)的电影音乐被布成整个访 谈的背景音，在这画眉鸟般甜美的乐音里，还夹杂着沙哑与哀伤。不过，《新闻会客厅》怎么可能变成张斌展示极好乐感的所在呢？——这里属于白岩松一贯的严肃，这里也属于所有告别般的悲凄。

　　拉幕吧，戏做完了

　　不经意间，阎世铎就在心理世界和黑格尔做了一次小小的交流——“中国足球水平在呈螺旋式上升”，因为“螺旋式上升”恰恰是黑格尔的哲学原创。

　　“但竞技体育就是慢进则退”，阎世铎也承认中国足球水平和日韩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在“进”与“退”这种极乏考核参量的语境里，阎世铎试图用对立／统一的哲学式思维阐释中国足球的现状。目前的中国足球多么像一柄钟摆——它驱动着属于足球的时光永恒地流逝，而自己却在左右摇摆——从来不会超出人们想像范畴的摇摆。阎世铎也像一柄钟摆，即将告别的他完全感受到了一种悬空感，或者叫离心感，就像四壁料峭、漆黑如夜的山洞顶上倒悬的蝙蝠。这个时候的阎世铎，是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的、荒诞派的……思维的集合体。但是，“钟摆阎世铎”在左右摆动中，依然无法摆脱那种永恒的下沉感，伴随着永恒下沉的中国足球。

　　6日这一晚，阎世铎应该被称作“哲学家阎世铎”，他还是在不经意间，在心理世界就轻轻地扣了扣佛陀的门——“来就意味着去，去就意味着来”，这时的阎世铎和或孑立或苦行在古印度疆域的释达多王子还有什么区别吗？他把话说得是那样的释然，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不过他的心情一定是糟透了。

　　当阎世铎将足协四年的工作视为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时，或许人们的泪腺已被这位50多岁的汉子轻轻拨动。其实，他的看法是不是更应当被看作是壮志未酬时吐出那口悠长悠长的无奈气息？当然，更能摧毁人们情感的脆弱一面的是，阎世铎充满虔诚地说，“我对不起球迷”，人们听到的可能是浩荡的足球改革之后，最具男人责任感的一句话。虽然这次阎世铎没有再像国奥兵败后，到武汉向球迷谢罪时那样泪飞倾盆，也没有像亚洲杯冠军旁落，兀自深深吸烟时那样的落寞和孤独，但是这个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的心在与他作陪，毕竟让阎世铎一个人负担中国足球之重有失公平。

　　还好，影像世界给阎世铎留下过豪气干云的姿态：2001年，当他振动双臂以示世界杯出线的精神狂喜时，人们有理由从这位当时还拥有豪放气质的足球掌门人那里，看到更加眩目而瑰丽的前程。仅仅是三年后，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如死水般静谧地等待，等待一次机会。11月17日，生机还是死期？等待死期来临的人多少是痛苦而焦躁不安的，但你是这样吗？其实，我们更像是在等待一种战栗、痉挛的影像被自己亲自接收——球员们是那么的面无表情，也许有人还会流泪吧？在其中一些人的脸上，你甚至见不到失望的神色。虽然我们还在等，但它分明更似往事，陈旧得如黑白的默片。这很可能发生在还没离任的阎世铎的任期内，无论11月17日将蜕成中国队上岸的稻草，还是沦为中国足球的阶段性死期，阎世铎的任期都是令人失望的。

　　柯南道尔的侦破小说、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狄仁杰和包公案的吊诡，两个月前，阎世铎的去留可以如上述的任何一者那样不可测，但不日，阎世铎就会像《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临终前说的：“拉幕吧，戏做完了。”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人，但阎世铎之于中国足球呢？

　　新传染病的基本特色

　　生于1952年的阎世铎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大连被调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他先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体委以政研室为班底建立了政策法规司。法规司的普通干部阎世铎并无令人羡慕的运动生涯——在国家体委的干部中世界冠军都不稀奇；阎世铎并无较高的学历——那时大学本科已经是进入国家机关的基本条件。

　　但他却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支点，那就是对体育对工作的悟性。他勤奋笔耕，思考体育界的改革，10年之间他步步高升。需要提醒的是：他在任期内，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历时8年，他在体育法规尚在摸索中的中国，属于较为超前的体育管理人才。阎世铎对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有较好的把握，早在他刚调入体委不久的198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的文章。

　　阎世铎谙熟法律，至少说是体育法；阎世铎也深知中国体育体制之弊。

　　无论如何，在48岁之前，阎世铎的人生道路大都呈现出笔直开阔的走向。但是在他48岁那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00年4月24日阎世铎正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7月中旬，阎世铎又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正式成为中国足协掌门人。这时的阎世铎开始像斧头一样进行着改革：2000年12月13日足协正式公布了“明年联赛实行只升不降、后年联赛实行只降不升”的赛制。2001年1月13日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超概念。2001年10月6日足协认定甲B的三场比赛为消极比赛，长春被取消升甲A资格，绵阳降入乙级，其它相关球队也受到处罚。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战胜阿曼后，首次冲击世界杯成功。2001年12月21日宋卫平向足协出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信，拉开反黑的序幕。2002年2月23日中国足协宣布全面取消升降级，仅乙级联赛有两个升甲名额。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以“涉嫌商业贿赂”拘留，次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标志着足坛打击“黑哨”进入了司法程序。2002年12月足协正式宣布阿里·汉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2002年12月3日通过抽扑克牌深圳队获得联赛亚军，如此闹剧在中国足坛还是首次。2003年3月1日中国足协确定2004年的中超联赛将有12队参加，中甲将有18支球队参加。2004年1月1日红塔集团首次正式宣布不再经营足球俱乐部，后来云南红塔被重庆力帆正式收购。2004年岁初，国奥队雅典梦段。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足历史性地以0∶8惨败给德国。10月17日，国足没能全身走出科威特这个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小屋子”的小屋子。同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足球改革拉开大幕。

　　这段看似线性结构的叙事在当初却是盘根错节，环环相因，而阎世铎正是一只编制这个庞大蜘蛛网的织匠。很不凑巧，假、乱、赌在阎世铎上任之初，就开始展现出如黑死病、疟疾、SARS一样的传染病的表征。著名的咨询公司“全球商业网络”的创始人彼得·施瓦兹在2003年总结出新的传染病的基本特色是：1.它有一个很好的孵化场所，病菌可以不断演化、变形；2.有很长的潜伏期；3.有一个庞大的可供传染的人群；4.有一个很好的传播系统，现代交通工具(对于足球从业者可以是发达的通讯设施)显然符合要求；5.对于疾病的无知；6.政府与公众否认它的严重性……

　　自杀源于阎世铎的“他杀”？

　　现在，你不得不承认足球的假、乱、赌已经全盘爆发，参与者技术性地掩盖只是为了给自己失血的面庞，打上一层掩饰的粉底，以证明他们还是个人。情欲，疯狂的情欲，对金钱进行无止境的无耻索要。它具备了彼得·施瓦兹定义的新的传染病的一切的特色。我们的眼睛有必要在如下的字眼上多停留一会：“对于疾病的无知”“政府和公众否认它的严重性”。2001年，裁判危机全面爆发，一度司法也介入其中，媒体披露、人大代表提案。但是阎世铎竟能口出圣旨：只要悔过，上缴赃款，既往不咎，从宽发落。究竟有多少黑哨吐出了多少黑钱？舆论有权报道，球迷更有权知情，然而此谜永远无解！只是有未经证实的说法流传说：大约3000万元的赃款退了出来！这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但是足协既不承认，也不屑辟谣，这时足协即法律。

　　无知，足协对事情的严重性显然无知透顶，他们怕由此引发雪崩，甚至连咳嗽一声都不敢。终于，雪崩了。

　　但，当时事情俨然已经一副社会问题的面孔，阎世铎敢私自处理吗？阎世铎是懂法的，他也更了解中国足球的体制……无论如何，中国足球现在面目全非，阎世铎都难辞其咎。

　　“世界上最好的改革家都是从自己先改革的。”英国的肖伯纳坚持认为；而欧阳修对于如何改革显然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他说：“必先知政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而阎世铎对于中国足球体制之弊不可谓不了解，但“先从自己改革”对他而言，无疑在短期内不敢奢望。

　　中国足球疯狂地自戕，阎世铎设计的“只升不降”只不过是给这种自戕增添了一个实现途径。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一下法国社会学家大卫·埃米尔·涂尔干对自杀行为的研究，他认为：当社会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旧的社会群体解散，个人在社会中的归属成了问题；同时，旧的观念、价值和社会准则也失去功能，而新的还没来得急建立，最终使得有些人无所适从。毫无疑问，中国足球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的产物，包括它的所有从业者——他们素质不一，而现在，中国同样处于转型期。因此，将这种中国足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遭遇的自杀，完全看成是阎世铎的“他杀”也缺乏足够的信服力。顺便提一句俄国人普希金的话：“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开始。”

　　虽然过失累重，但我们仍然不能否定阎世铎对中国足球的献身热情。他像唐吉诃德一样，试图维护早已深深植根于骨血里的中国足球的准则时，他全然已是“梦里不知身是客”，旧有的足球准则已经桎梏了中国足球的发展。当骑士们献身精神的高尚情操失去了实用价值时，我们就会看到像唐吉诃德这样的骑士沦为某种荒唐的角色，或者他们更应当被叫作祭品。

　　当阎世铎用痉挛的语音抒发着“来就意味着去，去就意味着来”这一哲学感言时，你会发现他说得有多么的扭捏、多么的含混其辞、多么的缺乏底气，他的思维好像仍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之间摸索前进。或许他还深切牵挂着九天后的那场生死战。不是或许，是一定！但九天后的事局，是可以选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