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给读者启示

　　李元伟有剪报的习惯，书中很多的事件描写得很细，以至于书一上市，被认为是“爆料”的章节成了最受关注的部分。但这完全背离了李元伟写书的初衷。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还原了很多当时的敏感事件，很多人觉得你在爆料，你写那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李元伟：我尽可能客观真实，我要对写出来的东西负责。这本书里我其实还隐去了一些，我不希望给现在的人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惑，毕竟我曾是篮管中心主任，我的评价很多人会很在意。另外，我也不希望人们拘泥于那些细节，我希望人们看完书的整个内容，去思考它的发生的过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我们有什么思考和启示。

　　中国新闻周刊：既要还原真相，又要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还要让读者看懂，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李元伟：我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开头也写了，凡是自传类的作品，它都避免不了主观成分，和自己的立场。

　　我比较注意“三性”。第一，真实性。这是传记作品的关键；第二，可读性。这是考虑到传播的问题，这一点对我是很难的；第三，思想性。我不希望它是一本专门吸引大家来看八卦的故事书，我要把我的思考，这个阶段集体的智慧放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元伟：回首看这五年，我以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仔细一看，还没有来得及做成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平常的五年，不平静的五年，起码是不平庸的五年。我的这段经历，是对发展中国篮球的探索、实践和创新，大家都认为比较有价值，让我记下来，和大家分享，留作未来篮球发展的一个参照，一种借鉴。

　　我把它视为我对中国篮球发展尽的最后一份力。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你还可以做很多事。

　　李元伟：是最后。我以后不会再评头论足说什么。我的社会活动不少，但是篮球的事我不参加了。因为两条，第一条叫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二条因为在理念方面的分歧很大，我去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请了很多篮管中心以外的人士调研、起草《北极星计划》，这会不会让该计划的一些内容过于理想化？

　　李元伟：会有理想化因素。理想化不是个坏事，我对知识分子理想化都很敬佩，因为他有理想，不满足于现状，希望事情更好。所以他们的思想对于管理者是非常宝贵的。至于能不能变成现实就是管理者的水平了。

　　在我主政中国篮协这五年，很多思想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真知灼见，我只不过重视了、吸纳了，组织人来论证，把它变为现实。

　　篮球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一定要汲取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资源，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意见，才能把事业搞好。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写到，你上任后的五年联赛改革是延续了1999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报告的思路。如果另一个人按这个思路做，能取得效果吗？

　　李元伟：如果不是我，换一个人按照这个思路去做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1999年，报告出来以后，大家非常认同，但没人去做。当时的篮协领导没有危机意识，没有紧迫感，没有在整体上改革联赛的勇气和决心，只满足于在局部问题上的修修补补，这才是联赛发展缓慢、步履蹒跚的根本原因。

　　报告的核心思路来自当时的篮管中心副主任续川，我认为是对的，所以从2003年开始的五年联赛改革就是这个思路、目标的实践过程。

　　最羡慕的是NBA总裁

　　7月24日，在姚明组织的慈善义赛活动上，戴梦得董事长何文向姚明颁发了一枚至尊钻戒，这是戴梦得为中国篮球界颁发的最后一枚戒指，因为它将退出新赛季的赞助。那天李元伟也在现场，这是他最近一次出席篮球活动。何文曾是李元伟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戴梦得为CBA联赛打造的奖杯、为冠军球员定制的钻戒一直是荣誉的象征。

　　在篮管中心新主任信兰成以“七上八下”否定了李元伟的政策后，新的中国篮球发展计划一直没有出台。赞助商离开了，俱乐部、球迷、媒体也失去了展望的目标。“谢天谢地谢亚龙，信神信鬼信兰成”的段子早已在一年前流传，篮球开始和足球一样，成为了调侃的对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上任就着手处理王治郅的事，你完全也可以不碰这个大麻烦。为什么一上任就处理这棘手的问题？

　　李元伟：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是属于明哲保身，做太平官儿的那种人。我认为这件事对于王治郅本人，对于中国的职业篮球，甚至对于整个体育，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篮球界外的一个呼声，大家有一种期望。而且我们了解王治郅这个人，他很单纯，不是那种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一切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任期是五年，你一直强调后两年要备战奥运，只有三年可以改革。那段时间内，一下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篮球界一直都在适应新措施，会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李元伟：我们在改革中间需要不断的调整。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必须要改变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出台的措施也经过联赛委员会讨论。改的过程中，会有些估计不到的情况，那再来调控调节。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为中国篮球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是无用功？因为2008年后国内体育大环境不改变，真正的联赛职业改革就无法进行。或者你的继任者他也可能不认你的规划。

　　李元伟：一种结果是我希望的，就是能在我工作的基础上加把劲。为什么我这么重视预热、重视球迷的反映、重视危机事件的处理，我希望篮球有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前两年，一说起CBA联赛都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联赛。现在又回到过去了，CBA联赛办公室也撤消了，没有个独立的机构来研究CBA联赛！联赛是龙头，你不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预计是北京奥运会之后，整个体育的转型会加快，应该转到群众集体参与职业体育的一个阶段。现在看事实来不像想象的那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这五年在现有的体制内，你能做的工作已经到了极致吗？

　　李元伟：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这种体制下，我进行了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怎么搞职业联赛。我最羡慕大卫·斯特恩(NBA总裁)，他只要管联赛，他有市场，我没有市场但我还要做。我还在夹缝中间，要应付的我也得应付。

　　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看到了效果。这样我就很欣慰了。

　　中国新闻周刊：5年中有遗憾吗？

　　李元伟：所谓遗憾是，我认为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应该做得更好。这个取决于主客观的原因。主观上，如果现在反过头来我重做一遍，很多事情会做得更好。客观上就是大环境的限制。

　　我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篮球联赛的改革可以算作是在体制上的突破吗？还是都是这个体制下允许去做这些事情？

　　李元伟：我觉得谈不上突破。真正的突破还是要看大环境的改变才能做，如果不改变，就要有特殊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总局领导有没有对你改革联赛有过什么关照，比如，李元伟你只能做哪些，或是希望你做成什么样？

　　李元伟：他们根本不参与，根本不会指挥你去做这个。如果他们有我这种精神来做这个事业的话，体育就会发展得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写到，什么是体制内生存和体制外发展，你也没有找到答案，你只是尊重规律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说成就你和限制你的都是这个体制？

　　李元伟：对。我也或多或少有用体制内的特有方式来对待事情，比如对奥神不放孙悦到国青队备战事情上的处理。我要求全国一盘棋。

　　但是我那时认为，奥运会之后需要有所改变，对体育功能价值的认识上，要与时俱进，要有所取舍。

　　可以说体育管理体制，这么多年来这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我知道在这种情况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尽可能往我认为对的方面去做——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也这么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奥运会后你没有退休，你会怎么做？

　　李元伟：我如果在，还会延续请外教，我不会让郭士强轻易上位，他很有希望，但火候还不到。很轻率地作出一个重大决策，造成这种恶果，不仅把中国男篮陷于一个屈辱的地位，同时把郭士强也耽误了。

　　CBA联赛的市场化探索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如果再延续，可能就稳定了。我们推行的是以职业化篮球为先导，一个整体的振兴发展中国篮球的战略，走的是和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道路。最终目标是把篮球打造成中国第一运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篮球界还有职务需要你，你愿意出山吗？

　　李元伟：会吗？不会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得到，所以你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我这么多年全力的干事情，退休了以后就给自己留点时间吧。(实习生郭文杰、高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