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是56年的，比我小几岁，他在足协的工作思路是这样的，刚到足协来了以后，他就先找杨一民帮衬，给了他很大的工作空间，当时让他负责国家队、联赛、技术部和青少部等所有的关键部门，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但是在女足主教练裴恩才和伊丽莎白的问题上，谢亚龙认为杨一民没有帮助他，甚至是给他挖了坑，裴恩才和伊丽莎白都是因为在杨一民主管女足的具体训练和比赛后，都离开了女足队伍。谢亚龙就认为没有起到辅佐他的作用，就对杨一民产生了一些看法。

　　就开始剥离杨一民身上的权力，开始跟南勇搞好关系，偏向南勇。但是谢亚龙跟南勇又是貌合心不合，当时南勇还是副司级，但是主管党委工作，还没提成正司级，谢亚龙就在足协的帮派间开展工作，确实很难。

　　几名足协领导面和心不和，看上去都一团和气，实际矛盾深重，足协在2006年底搞竞聘，在部门领导的设置上这些矛盾都集中地体现出来了，竞聘上岗的时候，蔚少辉得到了重用，这是最典型的一次人事变动，谢亚龙为了平衡各方关系，也是费了很大劲，结果就是后来的布局。

　　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足协领导之间矛盾的问题很严重了，也提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总局人事司每年都要对领导班子做一个考核，开大会和单独谈话的形式来了解这些情况，我是在考核大会上，拍的桌子。

　　是2007年的时候，年终干部考核会，那天我有个什么事要先走，足协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考核的干部发言后，我就说，我有事要先走，我就先发言。一般足协大会上，都是我和老郎(郎效农)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蔚少辉也发言，但大多是附和我们，他发言就是“我觉得大冯和老郎说得对”，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每次都是这样，属于不轻易发表意见，不轻易得罪人，都是揣摩领导意图后才发言。

　　我发言一共说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的领导不团结，看似几个领导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是实质上不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我说到激动的时候，我就站了起来，还拍了桌子。我在会上还提到了爱福克斯的事情，当时爱福克斯冠名中超已经结束了，但是一分钱都没收到，我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来解决，这是2006年的赞助，已经拖了一年多，为什么没引起重视，6000万元人民币也不是个小数字，我说主管领导也是要负责任的。

　　后来散会后，第二天谢亚龙找到我拉着我的手说：“有些事你不了解”，我说 “怎么了”，谢亚龙说：“尽管我是法人，但是我连合同都没看过。”显然这个事情反映出足协领导间很深的矛盾了，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领导班子。

　　另外两点，一个是说领导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上，领导都是看关系，来用人，也是帮派闹的。第三点是说足协重大事情从不开会研究，从不民主研究。像国奥队和国家队选教练，从不跟我们足协干部研究，2008年前，刘鹏对总局项目中心的北京奥运会备战要求是“备战计划必须人人心中有数”，但是足协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论过备战计划。

　　我说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么重大的比赛，必须要各部门协调作战，发动上上下下一起努力，对备战制订详细、全面的计划，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备战。阎世铎和王俊生当初为了选国家队主教练，足协内部一共开了七次大会。足协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开过几次会呢，既然“人人心中有数”，为什么你们连计划都不敢说，见不得阳光呢，总局人事司的干部都把这些记了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选阿里·汉的会议上，会上也有人说“宁可请李章洙都不要请阿里·汉”，领导拍板最后定了阿里·汉，就问为什么要选阿里·汉呢，可是最后就这么定了，这反映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足协领导不是对针对中国足协内部的意见如实汇报，只是为了有利于你们的工作，断章取义地去向领导做汇报，甚至是为了一己私利。我在总局考核的个别谈话中，还写了一份材料白纸黑字，说得比这个还严重，但是是足协领导的真实反映。

　　后来我国家队教练定了杜伊和福拉多，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关注国家队和国奥队表现的，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主场对卡塔尔队的比赛在天津水滴那个体育场踢的，当时上半场就踢得很差劲，都缩回来打，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主场战术上都不对，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给谢亚龙发了短信，我短信写的是“下半场要改变战术思路，要攻出去才有机会，一味龟缩防守是没有机会的”，也不知道他接到了没有，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

　　不理解的是，奥运会临到比赛前，把原来定的福拉多和杜伊大赛前又换成铁蛋(殷铁生)，把国奥队主教练的更换当成儿戏，至少对国奥队教练更换，包括女足教练为什么更换，至少对足协内部有个通报吧，足协还是一个工作单位吧。

　　我后来了解，有国奥和国家队队员反杜伊，是教练串通队员反对的，我管国青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种现象，如果拿出来我们就可以给他出主意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最后杜伊被架空了，成绩也没出来。

　　我在谢亚龙主管足管中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辞职的事情。那是2006年9月份，当时我在新加坡带国少队打比赛。一年前，2005年国少队在秘鲁获得世少赛的第七名，国青队也进了世青赛，总体还是不错的。我没想到一年后成绩会滑落得这么快。

　　我当时在新加坡小组出线后碰上朝鲜队，比赛开局不错，打得很顺利，一开始就是我们2比1领先，但是最后被反超，输掉了比赛，这让我也难以接受。赛前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的，在潍坊我们曾三次赢过朝鲜队。那天也巧了，正好是我生日，9月12日，队里在外面悄悄给订了5大桌酒席，打完比赛赢了我们就进世少赛了，出去吃饭庆祝一下，也顺便给我过56岁生日，结果也泡汤了，那天我还流了眼泪。

　　是这样的，比赛输球后，我当晚就赶回北京，我们队订的返程机票是20日的，计划是能够打到最后决赛或者三、四名比赛，提前被淘汰就要改机票，已经没有全队数量的航班机票了，只能分批回国，我拿到的是当晚的机票。

　　这支队伍我给了郑雄很大支持，他知道这些。在比赛结束后，我找郑雄去参加发布会，他人不见了，后来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他，他在哭呢。他看见我就说：“我对不起你，你对我这么器重，我没带出线”，我说：“这不赖你，责任在我”，我是青少部主任，当然由我来承担，看他状态不适合出席发布会，就让助理教练李立新参加了。后来回到酒店，郑雄可能是觉得想感谢我吧，我下楼的时候，看见郑雄带着全队送我，我也很动感情，就流了眼泪。

　　回去后，国青在阿曼也没出线，我就在办公室里写辞职报告。在带队出去打比赛前，我在全体足协办公大会上立下军令状，我说：“如果出不了线我就辞职”，两支队伍都没出线，责任我担，我说了话就要负责任，谁也没想到一年前还这么好成绩，一年后就这样。

　　后来我辞职的事情，也被媒体报道出去了，有记者采访我我都回避了，对这个事情，我就找到老郎，征求老郎的意见该怎么办，我说：“我在办公大会上，说如果出不了线我就辞职，你看媒体炒这事儿，你说怎么办”，老郎很干脆地说：“你到底写没写”，我说：“我写了”，老郎说：“那你写了，你就勇于承担”，我就向媒体公开承认了此事，既然我曾经说过，那我至少说话算话，没什么丢人的。

　　这份报告，我是交给谢亚龙了，隔了一段时间，谢亚龙和南勇找到我，跟我说：“你的报告党组已经研究过了不同意，不予批准”，就一句话给打回来了。

　　2006年底的竞聘，我没参加。谢亚龙找到我说，你去音像公司吧。音像公司主要是负责中国国字号队伍和联赛比赛图片、资料信息的搜集，原来这一项工作是一个空白，虽然当时足协已经有人做了三年多了。我后来八个月就做完了，跟一家公司合作，计划每年上交足协1000万。

　　当时谢亚龙和薛立开会的时候还说“大冯你怎么这么快呢”，成立音像公司还遇到了麻烦，就是当时公司的名字是“中国足球音像公司”，有“中国”二字的公司就要国家工商局批准，注册资金要5000万。谢亚龙就跟总局打报告，敦促他们尽快批准这个项目，但是总局一直压着，最后批了一句“不务正业”。

　　(文章来源：《足球-劲体育》专访冯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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