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足协(1998年年底)首先是在王俊生手底下工作。其实我跟王俊生还是师兄弟的关系，他是48年的，我是50年的，他比我大两岁，他在先农坛踢球的时候，已经可以参加一些国内和国际比赛了，我们还小呢，就是去当球童，给师哥捡球呢。

　　王俊生上任也有一番故事，当时年维泗退休后，要找一个人接班，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王俊生，一个是高丰文，在总局领导投票时，是8票对8票，两个人旗鼓相当。这个时候领导们找到年维泗，年维泗看好王俊生，把自己的一票给了王俊生，最后王俊生当选了足管中心主任，执掌中国足协，为此据说高丰文很长时间里都对年维泗有意见。

　　我对王俊生影响最深的是，当时我看了一篇足协的简报，当时总局要求每个运动队都要做简报，这篇简报写了王俊生的一段故事，在72年的时候，王俊生入选了国家集训队。当时国家队的服装都很珍贵，每个队员参加完集训都把衣服带回家。

　　但是只有王俊生做得特别好，他临离开国家队的时候，会把队服洗得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屋里交给领队。为此简报里说，年维泗在足球界里通报表扬了王俊生，可能这些好的印象也让年维泗对王俊生有好感。

　　我在1990年担任亚运会新闻官的时候，王俊生就通过张吉龙想调我到足协，但是当时因为与体育报社签订的合同还没到期限就没去成，98年合同一到期我就去足协了，当时也是王俊生通过张吉龙联系我的，后来很多年里，王俊生还经常调侃我“不是我签字，你哪儿来得了足协啊”。

　　1999年有个渝沈之战，调查后，王俊生跟我提过是上面反馈回来是黑社会插手让渝沈之战的调查不了了之，这是确实的。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编者注：2010年10月11日 北京电视台 《足球100分》)，也提到过这个事情，这些都不是我编出来的。当时对渝沈之战讨论开会时，我会上的表态是保留意见的，但是最后我们连处理的原件都没见着。

　　在王俊生主管业务的那段时间，我主要是负责新闻工作，具体业务没有跟他有过冲突。应该说王俊生对中国足球改革是有贡献的。

　　(文章来源：《足球-劲体育》专访冯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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